東亞文明重要樞紐 從中外交流史看「杭州西湖」之美
本報訊
「樓屋成廊，連衽成帷，市積金銀，人擁錦繡，蠻檣海舶，櫛立街衢，酒帘歌樓，咫尺相望，四時有不謝之花，八節有常春之景，真所謂別作天地也。」
500多年前，朝鮮李朝的文官崔溥從濟州島奔父喪回家，船隻遇到暴風，順水漂到浙江沿海的三門灣。一行人獲救後，路過杭州，沿京杭大運河北上，最終回到朝鮮。這段經歷被崔溥寫成《漂海錄》，其中杭州的繁華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今年夏天，由浙江省外辦和韓國駐上海總領館主辦的「中韓青少年大長征——尋找崔溥足跡」活動在浙江啓動。正在上海海洋大學交換的韓國大學生李垠芝說：「回到韓國，我要讓更多人瞭解崔溥漂海的歷史。」
而就在崔溥路過杭州後不久，一位日本使臣在西湖之畔也留下了詩作：「昔年曾見此湖圖，不信人間有此湖。今日打從湖上過，畫工還欠費工夫。」
杭州一直是古代中國與東亞國家交往的重要樞紐。據《浙江省外事志》記載，唐代就有日本遣唐使節路過杭州；五代時期，朝鮮半島上的後百濟國、後高句麗國，以及日本國與建都杭州的吳越王國來往頻繁；北宋後期，高麗使臣固定在明州（今浙江寧波）舍舟登岸，杭州是他們前往東京汴梁的必經之地。
「中華文化向日本和朝鮮的傳播有着悠久的歷史，杭州也是一個重要的源頭。」浙江大學歷史系教授樓毅生說，像位於杭州市餘杭區的徑山寺，不但在中國佛教史上地位重要，在南宋時期名列「禪宗五山」之首，在日本佛教史上也被奉爲佛教聖地、茶道祖庭。從這裡，日本僧人帶回了茶道。
據介紹，樂器尺八（一種竹製樂器）也曾兩度東傳，首次是隋唐時期，第二次則在南宋時期，由日本僧人心地覺心從杭州的護國仁王寺帶回。而在南宋年間，高麗王子曾向慧因寺贈送大批完整的佛經，這座寺廟在市民口耳相傳中，也逐漸成爲「慧因高麗寺」。
「即使是在近代史上，中國國勢衰弱的時候，不少日本學者仍然到中國來學習漢學，當時的中國仍然有能力輸出文化。」浙江大學歷史系教授方新德說，衆所周知，晚清大學者俞樾是紅學大家俞平伯的曾祖父，也是國學大師章太炎的老師，而他門下就有多位日本學生。他曾受日本友人邀請，編選了5千餘首日本漢詩，合爲40卷的《東灜詩選》，這部詩選在日本影響深遠。
「浙派印學不但影響了中國金石界，對日本、韓國也影響深遠。」西泠印社理事王佩智告訴記者，1904年浙派印學四位名家發起成立了西泠印社，1914年印學大師吳昌碩出任首任社長。
在吳昌碩的感召下，日本著名的篆刻家河井荃廬和長尾甲成爲西泠印社首批外籍社員。「改革開放以後西泠印社決定恢復發展國外社員的傳統。此後，日本的兩位篆刻家小林鬥庵和梅舒適都曾當選過西泠印社的理事。」王佩智說。
目前，西泠印社健在的500多位社員中，有37位日本籍社員、6位韓國籍社員、2位新加坡籍社員、1位馬來西亞籍社員、1位法國籍社員和2位瑞典籍社員。日韓社員是外籍社員的主力軍，王佩智說：「金石書畫一直是中華文化圈中互相交流的重要載體。」(新聞來源：新華社港臺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