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舊世界」到「新世界」──上海英國領事館辦中文報（一）

埃雷斯‧馬內拉所着《1919：中國、印度、埃及和韓國，威爾遜主義及民族自決的起點》，講述了李承晚、胡適、顧維鈞、甘地、札格廬勒的故事，循着這國際脈絡在觀念和歷史中演進。

隨着大戰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結束，許多中國人也開始思考戰後世界會有着什麼新機遇。雖然沒有任何殖民強權能直接對中國全境實行統治，可是中國已與列強簽訂不平等條約，而在這些條約的大網之下，中國的主權非常有限。

爲世界謀福利

中國早就如拉拉．拉傑帕．拉伊在地圖上所直接標示的，是一個「名義上獨立，實質上非獨立」的國家，而中國的民族主義分子也和埃及、印度等地的民族主義分子一樣企盼着，威爾遜總統能帶來國際平等的新時代。在海內外都備受崇敬的資深記者董顯光寫道，威爾遜是「最有實力全面捍衛人類權利、尤其是中國人權利的政治家」。董顯光告訴讀者，威爾遜能夠勝任這個任務，並引用中華民國前任總理的感想：﹝威爾遜總統﹞是位了不得的人，他通曉世界大勢，並知道怎樣順勢而爲。這正是爲何如今他能帶領這場運動，並準備建立一個保障民主的世道。威爾遜總統是弱國和受壓迫民族的大善翁，他和列強交好，並嚴厲懲罰那些虎狼之國。我尚未有幸親睹威爾遜的風采，不過他在畫幕上或者雜誌上的照片─看來安詳、堅定、無懼，但又溫和、明理與友善─顯示威爾遜並非意志薄弱之人。恰恰相反，他胸懷大志、處事公允、決心堅定。

當時，威爾遜的這種形象在中國深入人心。大戰期間，中文媒體時常一字不差地刊登威爾遜的重要演講；一如埃及人和印度人，中國人也以偏袒美國與其動機的視角，支撐起威爾遜演講的可信度。一九一八年一月，某份上海的重要報紙全文轉載「十四點和平原則」，並附上了一篇以美國例外論觀點寫成的編輯評論。威爾遜總統的和平理念是「世界人民的明燈」。美國擁有豐富的經濟與軍事資源，早已成爲世上最強大的國家，因此威爾遜不可能在推動這些理念時別有用心，在他心中只有爲世界謀福利的想法。另外一名作家則感嘆說，三千多年以來，中國遭受無數的內戰與政治動亂，卻不曾有人像威爾遜這樣提出過類似的永久和平願景。因此，中國的政要們應該放棄爭權奪利，協力創建一個法治社會。這自然旨在挖苦中國政治的貪腐，諷刺政治階層的吵嚷；我們也將見到其他作家採取不同的方法，他們直接把威爾遜的世界和平理念定位在中國傳統之內，甚至把孔子的理念與威爾遜言論作比較。

中美通訊社成立

與其他直接受到協約國強權掌控的地區不同，喬治．克里爾的公共資訊委員會並未直接在中國啓動宣傳作業，不過這種情況到了大戰的最後幾個月則有所改變。公資會的海外宣傳活動一開始只集中在歐洲，而美國駐北京公使芮恩施（Paul S. Reinsch）以及數名美國駐華記者則跟華府方面抱怨，所有關於美國的新聞都是透過英國的路透社以及其日本盟邦「國際通訊社」（Kokusai news agency）才傳至中國。他們認爲，儘管英日的報導不會對美國有害，但是在強調美國對這場戰事的貢獻，以及威爾遜總統關於戰後世界的願景等方面還是不夠勝任。

一開始，芮恩施和公資會都試圖小修小補地解決問題─公資會使用無線電廣播，再經由路透社向中國方面發送消息。然而，這個方法很快就被證明不足以應付局面，於是在一九一八年夏天，克里爾授權在中國建立可全方位即時運作的分支機構。

由於英國、法國和日本直接向中國報業發放補貼以散播他們的資訊，爲了能和他們競爭，公資會認爲美國也需要有自己的新聞服務，聘用中國記者並募集中國報紙訂閱其新聞服務。一九一八年六月，芮恩施從華盛頓方面取得了必要資金，同時公資會招募了資深的中國通、前揭弊記者卡爾．克勞（Carl Crow）擔任中國分部的負責人。一抵達上海，克勞就着手開始研究英國在當地的宣傳行動。上海市內的英國領事館已經設立自己的中文報紙，即將發送英國的戰爭廣播，並且領事館向英國企業施壓，要後者抽走他們在中國報紙上的廣告，再把廣告移轉到領事館辦的報紙上。克勞認定這是個「愚蠢的」做法，因爲對中國讀者來說，這份半官方性質的英國報紙不會有什麼公信力可言；此外，削減廣告收入也是一種和當地媒體交惡的行爲。

克勞決定採取不同的做法。他不設立自己的新聞機構，而是翻譯美國新聞報導並把報導提供給中國媒體。克勞收取一筆很微薄的服務費，而不是免費供稿，這將有助於呈現資訊的「真實性」，而非喉舌的宣傳而已。在公資會的羽翼下，中美通訊社得以成立。美國海軍把新聞發送至法國在上海的無線電站，然後再翻譯成中文消息；到了十月時，該通訊社已向數十個中文報紙提供新聞和評論文章。克勞吹噓說，「美國資訊現在主導了中國報業，且這個中美通訊社……正給中國發行的報紙提供着大量的外國新聞與評論」。中國是個很大的市場：一九一九年時，大概已有三百種中文日報發行。儘管不是所有人都會看報紙，因爲當時中國只有約百分之十的人受過完整教育；然而，報紙讀者代表着中國輿論中最具影響力的一羣。（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