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土“嗎？
土。加引號的土。
我以爲，這種“上”包含了農民的生活習性與革命者艱苦樸素的主活作風這樣兩個內容。從的“上”裡，你可以看到一個民族歷史文化的過去和延續，看到一個偉大革命家的品格與追求。
衣着總是首先表露出“上”或”洋”。我先講兒個這方面的小故事。
從來不穿新鞋。一雙新鞋拿來，總是先叫警衛人員或是衛士代他穿一段時間。舊了，他就要回來自己穿。
戰爭年代，不止一次將鞋讓給沒有鞋的戰士穿。這是“我們的幹部，要關心每一個戰士”的表率和榜樣。但是，不穿新鞋，讓戰士穿，是另一種性質的“問題”。什麼問題？就是個人的習性。有入喜歡穿新，衣帽鞋子鮮亮是一種美。不喜歡。他保持了農民講求實際。實用的習慣，對於衣着以穿起來舒服爲第一標準。
“你們年青人穿新的精神，我歲數大了穿舊的舒服。”將新鞋交給戰士，將舊鞋要回來穿在自己腳上，“我們各取所好。”
的個人習慣和外表的落拓不羈，一半來自幼年時的農村生活，一半來自長期艱苦的戰爭主活。這一切是適應中國這個農業國的社會環境和艱苦的戰爭環境的。他經常深入農村搞調查，各種農活難不倒他。記得1958年我隨他去天津新立村參觀水稻，一位中央首長和當地幹部說一畝地產十萬斤。搖頭，說：“吹牛。”他們用燈光照，用吹鳳機往稻田裡吹風，讓小孩往上站。說：“靠不住，站得高跌得狠。”他說那位中央首長：“你沒種過地，你就會放大炮。我種過地，十萬斤不可能麼，堆也堆不起來。你騙不了我。”試想，對於一個經常下鄉的人，田邊地頭隨便坐，扶犁揮鐮幹兩下，手提糞肥與老農聊天時，穿一身筆挺的衣服合適嗎？
歷史爲留下了很多很多帶了一身補丁的形象。其實，他身上的補丁主要集中在外人看不到的內衣內褲以及粗線襪子上。而且這些補丁“千姿百態”．“不成方圓”。藍布頭、黃布頭、灰布頭，有什麼碎布就補什麼補丁。有時找不到布頭還拿用過的醫藥紗布做補了。不同時期他說過這樣一些不同的話：“沒關係，穿裡邊別人看不見。我不嫌就行。”“我的標準，不露肉不透風就行”“我節約一件衣服，前方戰士就能多一發子彈。…“現在國家還窮，不能開浪費的頭。”“沒條件講究的時候不講究，這一條好做到。經濟發展了，有條件講究仍然約束自己不講究，這一條難做到。人就是做難做到的事。”
對外衣的補丁還是“講究“的。補了儘量選用同衣服本色相同或相近的布，補丁的形狀也要儘量整齊規矩。他這樣提要求：“找塊好布，幫我配合適了。外衣要給外人看，太刺眼了對人不禮貌。”
進城後，在香山雙清別墅接待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各界代表。知名人士。他要見張瀾前，吩咐我說：“張瀾先生爲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做了不少貢獻，在民主人士當中享有很高威望，我們要尊重老先生，你幫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換換。
我在所有的“存貨”裡翻了又翻，選了又選，竟挑不出一件不破或者沒有補丁的衣服。這就是進城時的全部家當——沒有一件像樣的新衣服。因爲他說過進京趕考的話。所以我說：“主席，咱們真是窮秀才進京趕考了，一件好衣服都沒有了。”
說：“歷來紈挎子弟考不出好成績。安貧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們會考出好成績。”
“現在做衣服也來不及了，要不去借一件？”
“不要借了，補了不要緊，整齊乾淨就行。張老先生是賢達之士，不會怪我們的。”
這樣，只好穿了補丁衣服見張瀾，以後又穿這件衣服見沈鈞儒、見李濟深。郭沫若。陳叔通……
可我心裡總有些難過。我們打了天下，的主席竟連一件沒有補丁的衣服都沒有。後來，準備上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我纔到王府井請王子清師傅爲他做了一身新制服。
也許因爲生性“戀舊”？他從沒扔過一件舊衣服。舊得無法補了，舊衣服就變成補丁布。
那是在陝北楊家溝，我拎着一件磨得薄如蟬翼而某些部位補丁捍補丁又厚似硬紙板的灰軍裝，拿給：“主席，你看看吧，再穿就該出洋相了。說不定你作報告，在臺上一做手勢它就會碎成布片了。”
接過衣服。沒有他批准，任何衣服不準扔。他將衣服小心翼翼放在大腿上，像撫摸傷病員一樣撫摸那件舊衣，持平上面的皺紋。
“它跟我參加過洛川會議呢。”眼圈忽然溼了，茫然望着那件舊衣沉入靜靜的回憶。片刻，他又歷數出舊衣的幾件“功勞”．嘆口長氣：“這樣吧，用它補衣服。它可以繼續發揮作用，我也能繼續見到它。”
他講這些話時的語調，彷彿眼前看到的不是舊衣，而一位患難與共的老戰友。
隨着年齡增長。身體發胖，許多舊衣服顯小不能穿了。他便送給兒子毛岸英穿。所以毛岸英身上也總是補丁捍補了，沒有光鮮閃亮的時候。也是照此辦理。到了60年代，她開始注意穿戴，卻仍然不變。外面的制服破了便送到王府井織補，內衣內褲依舊是補丁捍補丁。他接待外賓時，我總要事先提醒：“主席，坐沙發上要收回腳，一伸腿就‘露餡’了。”
因爲他的粗線襪子上總是帶者補丁，往出一伸腿，褲腳抽上來，襪子上的補丁就會赫然露出。久而久之，我將提醒的話精煉爲一句：“小心，‘家醜不可外揚’。”
衛士們都負有“家醜不可外揚“的責任。
精幹算大賬。政治上。軍事上算大賬，生活上也算大賬。
轉戰陝北．我來到他身邊，發現他只有一條毛巾。洗臉擦腳都用那條毛巾。而且那毛巾也沒有什麼“毛”了。像個麻布巾。我說：“主席，再領條新毛巾吧？這條舊的擦腳用。擦腳擦臉應該分開嘛。”想了想，說：“分開就不平等了。現在每天行軍打仗，腳比臉辛苦多了。我看不要分了。分開腳會有意見。”
我撲味一聲笑。說：“那就新毛巾擦腳，舊毛巾擦臉。”
搖頭：“賬還不能那麼算，我領一條新毛巾好像不值多少錢，如果我們的幹部戰士每人節約一條毛巾，這筆錢就夠打一個沙家店戰役了。”
對牀鋪是很講究的，他說過：“人生命的三分之一是在牀上度過，我在牀上的時間可能更多些，所以一定要搞舒服。””
講這個話，並不是他睡覺多。他睡覺時間比平常人大約少一倍，這話以後說。他在牀上時間多是因爲他有躺在牀上讀報看書，批閱文件的習慣。
他是怎樣把牀鋪搞舒服些呢？也許我表達不準確，你聽個意思吧。
首先要“硬”．要“涼快”。陝北都是火炕，他睡不慣，他怕熱不怕冷，走到哪兒都是睡門板。記得有次走過河底村，房東的門板卸不下來，他不得不睡一次火炕。房東家的孩子在縣裡當幹部，回到家裡聽說了，埋怨母親一番，當即鋸了門軸。晚上回來聽說了，連呼“亂彈琴”他急忙檢查那兩扇門，確信沒有影響，才放心下來。夜裡卸下門板做牀，他比頭一天少吃一次安眠藥，便睡着了。進城後。他一直睡木牀，巡視全國走到哪裡都是睡硬木牀，從來不睡那種柔軟富於彈性的沙發牀、席夢思。
夏日天熱，他的硬木牀上就儘量少鋪東西。出汗多，他就在枕頭上墊幾張舊報紙。報紙常被汗水弄溼弄彼。年年如此，算是一種“講究”和“浪費”吧。
其次，他還要求牀足夠大。陝北的炕足夠大，門板放在炕上，這個“牀”便很可觀了。進城後，他的木牀有五尺寬，你們參觀中南海都可以看到。爲什麼要大？爲了看書方便。他有躺下看書的習慣，牀的一半是留給韋的。現在故居的牀上擺的書還不算多。在世時，牀上的書比現在的多，堆得高出一尺。他不看書是睡不了黨的。不着報刊是起不了牀的。第三，對被褥也是有講究的。什麼鴨絨駝絨的他不喜歡。更討厭的確良布。他喜歡棉布棉花。色調越淡越好。被褥是裡外白布，用塊白布包起來的養麥皮枕頭，補了又補的睡衣和毛巾被，進城就是這些東西，逝世時仍然用着這些東西。每當我去參觀故居，常常觸景主情，淚溢眼堤，不能自己。
還有塊舊軍毯，很珍貴，外出也要帶着。他習慣將毯子搭在牀欄上，下面塞個枕頭，靠在上面辦公批文件。我說過，他有躺牀上批閱文件的習慣。宋慶齡知道這個習慣後，便送給他一隻挺高級的大枕頭。對宋慶齡是特殊尊敬的。他收下這個枕頭，在牀上擺了一段時間，畢竟享受不了，收到倉庫裡了。仍是將毯子搭在牀欄上，下面塞了自己那個白布養麥皮枕頭。他說：“我習慣了，不想變了。
可能有人不相信。但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一一一從1953年底到1962年底，沒做過一件新衣服。他總是用清水洗臉，從未用過一塊香皂。手染了墨或油污洗不掉，就用洗衣服的肥皂洗。他從沒用過什麼“霜”。什麼“膏”、什麼“油“之類的護膚品，甚至也役用過牙膏。他只是用牙粉。他說：“我不反對用牙膏。生產出來就是爲了用。都不用生產還發展不發展？不過，牙粉也可以用。我在延安就用牙粉，習慣了。”他的牙刷什麼時候變成“不毛之地”．什麼時候才肯換新。他一直使用毛竹筷子，大飯店裡的象牙筷子他一次也不用。他說：“太貴重了。我用不動。
飲食習慣也許更能反映的“上”。
離不開茶水，他睡覺醒來並不起牀，溼毛巾擦過於臉就開始喝茶。一邊喝茶一邊看報。過一小時才起牀。無大事，天天如此。用手指頭伸入杯子。把剩茶葉摳進嘴，嚼一嚼吃掉。每天不論換幾次茶葉，殘茶必要摳到嘴裡吃掉。這無畏是幼年時農村生活養成的習慣。”
喜吃粗糧和青菜，有時還饞野菜。進城後。他一直保持這個習慣或者說是傳統。他始終吃紅糙米，而且裡面還必要摻上小米，或黑豆，或芋頭。這個習慣當然是戰爭年代在陝北形成的。
正經吃飯，一般是四菜一湯。這四菜少不了一碟幹辣子，一碟黴豆腐；這一湯，有時就是涮盤子水。但是。這種正經吃飯的時候並不很多。他太“浪漫”。
從來不願事事循規蹈矩，不願束縛他的個性。他工作起來不分鐘點，吃飯也沒有鐘點，只以感覺飢餓爲標準。一天吃兩餐的時候多，也有隻吃一餐的時候。若是連續工作幾晝夜，還可能吃五六頓飯。他不願意總是正經坐到飯桌旁用餐，他保持了“動亂年代的吃飯方式”。在我們衛士值班室有個電爐子，有個大搪磁缸子。經常是由我們在電爐上，用搪磁缸子爲他煮一缸麥片粥或煮一缸於掛麪。就着生活秘書葉子龍爲他做的黴豆腐吃下去就算一頓飯。這是長年戰爭生活留在他身上的印跡。
他吃飯常使我聯想到他的書法。他永遠不會把字老老實實寫在格子裡。他是信筆寫來，不拘俗套，洋洋灑灑，飄逸豪放，自成風格又無窮無盡地創造着新形式新內容。他的每一件作品都體現出他的個性，每一個造形都是獨具一格。把他所有的造形合起來便一體天成。令人感嘆不已。我跟隨他15年，他吃飯始終是隨隨便便，隨心所欲。一把炒黃豆。或是幾個烤芋頭，或是一缸子麥片粥，甚至只是一盤馬齒筧（一種野菜）都可以算作一頓飯。
隨便舉個例子吧。
那是發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召開最高國務會議的前夕。根據周恩來指示。我們衛士組提前開了每週一次的碰頭會。
“這麼說，主席兩天沒睡覺，只吃了一頓正經飯？“我皺着眉頭問田雲玉。
“還喝過兩缸麥片粥。張仙朋補充。
我的目光從幾名衛士臉上劃過，落在封耀鬆身上：“小封。下一班是你吧？”
“嗯。”封耀鬆愁眉苦臉，壓力不小。
“想想辦法，要想想辦法。”我嘟嚷半天，也沒說出辦法是什麼？總不能強迫吃飯睡覺，那樣會發脾氣。“你要機靈些，要抓機會，隨機應變……反正就看你的了。”
我們衛上值班分正班副班，正班24小時不能離開，封耀鬆面露難色地上了正班。他在埋頭寫作的身邊侍立六八個小時，除了換茶水，沒敢多一句嘴。只是下功夫地觀察着，尋找着……
凌晨兩點，忽然扔筆，將頭向上仰去。以手按額，揉着、捏着。張開嘴、深深地、深深地呼吸。封耀鬆抓住機會，上前兩步，小聲勸：“主席，您已經十兒個鐘頭沒吃飯了。給您搞點來吧？”
拼命伸着懶腰，然後放下手，佈滿紅絲的眼睛望住封耀鬆，倦容已法掩飾。剛張嘴，已經接連兩個哈欠，他沉重地嘆口氣，搖搖頭又點點頭，勉強說：“不要搞了，你給我烤幾個芋頭就行。”
封耀鬆還想勸，已經將手一揮，便低頭抓起筆。封耀鬆不敢言聲了，這個時候多一句話也會惹得發脾
封耀鬆來到廚房，自己動手烤芋頭。在陝北時我們就是這樣，怕影響炊事員休息，夜裡只讓衛士烤饅頭片或窩頭來吃，不許驚動炊事員。
可是，侯師傅還是被驚醒了。他眨着兩隻朦朧的眼嚷嚷：“你胡鬧！主席一天沒吃飯了，你怎麼就烤幾個芋頭？”封耀鬆搖頭苦笑：“主席說讓烤兩個芋頭麼。你不胡鬧，你做飯你送。”侯師傅便閉口無言。“交待了的就去辦“，這是的原則。侯師傅也懂。不照辦纔是”胡鬧”。
封耀鬆烤熟六個小芋頭。放在一個碟千里端去。一進門．聽到鼾聲響亮。睡覺打呼嗜很響。他斜靠牀欄上的毛毯，左手拿文件，右手抓筆，就這麼睡着了。這種情況不少見，不能叫醒。睡覺極少極輕，一旦入睡不容驚醒，驚醒了必定發脾氣。封耀鬆將碟子放在暖氣上。便退到門口坐等。剛坐下限皮就發沉；忙又站到門外．冷風吹着可以下打瞌睡。
精力超人，他從不遵循大自然的一天辦事，所以無法算計他一天睡多少小時。我們的值班日誌計算他一週睡多少小時。我的記憶，一週睡眠不超過30小時，有時睡了35小時，大家還喝酒慶賀。中央首長裡，幾乎沒有人能與比。以精力過人著稱的羅瑞卿曾多次感嘆：“哎呀，這幾天累壞了，我陪主席來着。”他也對我們講過：“你們很辛苦，我知道，陪主席是很辛苦的。他精力超人。我們都比不了。
封耀鬆在門外站了十幾分鍾，聽到咳嗽一聲，忙輕手輕腳進屋，捧起碟子小聲說：“主席，芋頭烤好了。”
放下筆和文件，雙手搓搓臉說：“噢，想吃了。拿來吧。”
封耀鬆將碟子放在辦公桌上，走過來坐好，拿起一個芋頭認真剝皮。輕輕搖晃着身子，吟誦過去作的一首詩詞：“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
封耀鬆朝窗外望望。可不是嗎？夭快亮了。剝出半個芋頭，便咬下一口，邊咀嚼邊繼續剝皮，嘴裡嘟嘟囔囔還在吟。封耀鬆見自得其樂，便悄悄遲出屋，繼續吹涼風以驅走疲勞。
大約又過了十幾分鍾，屋裡的呼嗜聲隱隱又起。封耀鬆輕手輕腳進屋，碟子裡只剩一個芋頭了。頭歪在右肩一側已然入睡。
封耀鬆踮腳過去，端起碟子準備退出。忽然感覺呼嚕聲與往常有異。探過頭去仔細打量，接着又揉一揉眼……
天哪，嘴裡嵌着半個完整的芋頭！另外半個還抓在手裡。嘴裡那半個芋頭隨着呼嚕聲顫慄着。封耀鬆鼻子一酸，眼前立刻模糊，忙將手再揉揉眼，放下碟子，輕輕地。輕輕地去摳嘴裡的芋頭。
芋頭摳出來了。也驚醒了。
“哪個？”一雙熬得通紅的眼睛迷茫而又溫怒地盯住封耀鬆，氣沖沖大聲問：“怎麼回事？”
“主席！”封耀鬆叫喊一聲，嘎住了。淚如泉涌。他雙手捧了那摳出來的半個芋頭，嘴脣只是抖，再說不出一句話。
“唉，”嘆了一口氣：“我不該跟你發火。”
“不，不是的。主席，不是因爲你……這芋頭是從你嘴裡摳出來的，你必須睡覺，必須休息了。我求求你，求求你了……”
勉強笑笑，擡起右手，手指在頭頂上畫兩個圈：“天翻地覆，天翻地覆呷。”他望住封耀鬆：“好吧，小封，莫哭了，我聽你的，我休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