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主張“讀書無用論”嗎？
這是胡扯。
你說的這篇文章我沒有見過。但我見過類似現象。有些人很會趕時髦，找出領袖人物的一件事或幾句話，孤立出來，大發議論或是寫個評論，報紙上一發，自我標榜”獨立思考”．“獨樹一幟”，“有新見解新觀點”。
可憐。實在是把豐富的思想簡單化了。
還有一些確實受過冤枉受過委屈吃過不少苦的知識分子，有時難以跳出個人感情的圈子，客觀全面地去評價一位歷史巨人，對於一些歷史問題不能儘量實事求是，或多或少帶了個人的反感去“反思”，便免不了發生錯誤。
反對的是死讀書，是脫離實際的讀書，反對脫離實踐的紙上談兵。有時話講得激烈些，甚至是帶了情緒的“過頭話”，但是不能將這些話作爲“讀書無用論”的證明，他也講過大量“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一類的話，又該作何解釋？
我來到身邊不久，他向我佈置任務，總少不了學文化，少不了讀書。幫助身邊工作人員學文化的故事報刊上發表過很多，那都是千真萬確的事實。關於學習和讀書，我可以再講一些情況。
作爲個人，是很少求人的。轉戰陝北時，他以個人名義求過人，就是爲了書。
中央機關撤離棗林溝；追兵的槍聲都聽到了。剛騎上馬，又跳下馬。他走到警衛戰士馬漢榮身邊，問“漢榮同志，你是綏德人。對吧？
“是的，我是綏德人。”馬漢榮是新兵，立正回答。
“綏德距這裡有多少裡？
“裡數我說不準，但是不遠，用不了半天就能到。”
沉吟着，望望自己的書箱，終於說：“我個人有點事情想求你幫幫忙，你看一一一”
“主席，你就只管吩咐吧。”。
“有幾箱書，能放在你家裡嗎？”
“能！沒問題。”
“這個……對家裡人不會有妨礙吧？比如，會不會受牽連？
“沒妨礙，我家住在綏德東面的一道大溝裡，距公路遠。敵人不會去，就是受了牽連，家裡人也對付得了！”
“謝謝，謝謝了。那你就準備跑一]！”
當時，大家焦急萬分，提心的安全。深鎖雙眉，擔心的是書。馬漢榮送走書後，盾頭舒展些。過了一天，馬漢榮尋找到隊伍，報告書已經藏人家中一個暗口小窯，土匪都找不到的小窯，國民黨兵更找不到！這時纔有笑容，連說了三聲“謝謝，謝謝，謝謝你幫了我大忙。”
戰爭年代總是沒完沒了地精簡行裝，什麼都捨得精簡，唯獨捨不得精簡書，甚至是寫了字的紙。董必武曾說：“愛書如命，爲我們黨也作了一份大貢獻。許多珍貴文件和資料，中央機關都沒有保存住，保存下來了，成爲我們黨一大筆寶貴的財富。
俗話說：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是“書箱先行”他有兩個一米見方的木頭箱，每次外出，哪怕是一二夭，必要帶着書箱，書箱裡有各種工具書。古典文學。政治書籍以及文件材料。如果乘專列外出視察，我們總要提前一小時把書送上專列，按照家中的順序，將他正在看或準備看的書擺在牀上，桌上，他登車後，擦把臉就開始看書。說一生手不釋卷。沒半點誇張。
1947年10月底，去河東接回李鈉。帶李鈉的阿姨換了高小畢業的韓桂馨同志。因爲說：“李鈉7歲了。現在的形勢上不了學，怎麼辦呢？”於是換了一名有文化的阿姨教李鈉讀書識字。
見面那天，李鈉向父親保證：“好好學習。不淘氣……”
笑着說：“好好學習是對的，這個不淘氣還可以商量。亂淘氣不行，有點小淘氣還是可以的。孩子淘氣是聰明健康的一種表現……”
你能說這種觀點就是不對？我看很有哲理。
當然，真理再在前走一步就會變成謬誤。在晚年有些話講過了頭，他的某些觀點，他所發動的“文化革命”，也導致了教育事業的一場浩劫。但是，不能因此說他主張“讀書無用論”，那樣結論也有失公允。
在延安領導了整風運動，反對自由主義，反對黨八股。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建國後，又對知識分子進行了長期艱苦細緻的思想改造。有人說，只要“機器人”，只要一個頭腦，一個思想。這種說法是錯誤的，是不講歷史不尊重事實的錯誤觀點。
所領導的思想改造運動，決不是否定個性，而是恢復個性，重新確定個性的方向。
由於舊中國的天下大亂，天下崩潰以及使民族使個人蒙受凌辱的列強入侵，歷經滄桑的中國知識分子在“華人與狗不得人內”的牌子前談何自我意識？有的只是混亂，幻滅，仿惶和屈辱。稍有頭腦的人都明白，混亂與百家爭鳴絕不是一回事！大多數知識分子不乏個人反抗的自覺行動，歷史證明這種混亂的“自覺行動”是沒有多少力量的。正是領導中國，用思想和正確的路線以及嚴格的紀律，將這種混亂的”自覺行動”改造成爲統一的意志，統一的力量，終於完成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偉大業績。當年，成千上萬的中國知識分子竟相投奔延安，原因就在於此。
所以，同志說：女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所以，彭真同志最近說：“教育了我們整整一代人。”
思想改造決不是不要知識分子，相反，是爲了要知識分子爲文化教育社會主義服務。建國後，中國經濟和社會改革取得迅速而顯著的成功。其中，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有決定性貢獻的。
◆тт κan◆C〇 1956年的反右鬥爭，後來是擴大化了，傷害了一大批知識分子，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造成很大損失，這是事實。是“主義之爭，不可不爭”，早已有言在先。
但是，我還要說一句，除非發生嚴重的政治對抗，對知識分子總是尊重和愛護的。在我們這些身邊的工作人員中，對知識分子總是“高看一眼”的。
對我最大的一條意見是：“叫你學習你不肯去。你就是沒出息。
我們保存的花名冊上，記錄着所有曾在身邊工作過的同志的名單。這些同志來看望，如果有事，或時間緊，便由我們衛士負責接待。但是有一個人例外，就是張寶金。每次張主金來，不論有事沒事，必要接見，暢談一番。因爲張寶金上了大學。是知識分子了。
張寶主曾經是的衛士，在香山雙清別墅，他弄木柴，吵醒了剛剛入睡的，向他發脾氣，罰了他站。衛士中比較起來，他並不受歡迎。可是他後來考上大學，而且功課考了第一，就對他表現出格外的喜歡。經常向我們表揚張寶金。他再三再四他講過這樣的話：“張寶金這個同志是很有上進心的。他也是在我身邊工作過的：他就肯學習，考人大學，功課還考過第一。學習後有知識了，社會經驗也多了。我就高看他一眼。”
在的“身邊人”裡，保健醫生徐濤要算知識分子了。他是名牌大學的高才生，對他也算“高看一眼”。咖夭討論問題多。爭論學問多，從沒向他發過脾氣。
說：“我上學時，喜歡社會科學，不大喜歡自然科學，偏科了，現在應該補補課。”
徐濤說：“我上學時候正好相反，喜歡自然科學，不大喜歡社會科學，現在也應該補補課。””他們討論的話題有哲學、政治經濟學。歷史。文學。也有采礦學、冶煉和機械加工，以及化學反應等等。用現在的時髦話講，他們倆聊夭是“高層次”的，比我們的聊天層次高。
當知識分子瞧不起工農幹部時，便舉出項羽。劉邦等人的例子，駁斥知識分子，鼓勵工農幹部不要自卑。但是，當我們這些工農兵表現出對學習無興趣無信心時，又會舉出右操，李世民，呂蒙等古人爲例，勸我們努力學習。他給我講過，給田雲王、封耀鬆、張仙朋等衛士都講過這方面的故事。衛士田雲玉，李連成等同志都是在他的一再說服鼓勵下，考人大學預科學習的。學習期間，他送書。送食品，有時還聽彙報。畢業後，還請他們吃飯，向他們敬酒。
鑑於衛士和警衛人員文化程度普遍較低，親自出面請老師，在中南海組織了一個幹部業餘學校。學員就是負責的警衛一中隊全體戰士及所有衛士。學習語文。數學。政治。歷史、地理、物理6門功課，課堂就在的西院或是一中隊駐地。委託我用他的稿費替每個戰士買了書包、課本作業本等一切學習用品，還買來單槓。雙槓。啞鈴、拉力握力器等鍛鍊器械。有時出差還帶着教員和課本。到60年代，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基本都達到高中畢業的文化程度。在中南海里，只有爲身邊的工作人員辦了這樣一個幹部業餘學校。他時常過問大家的學習情況，還親自講過課。對於貼身的衛士，因爲近在身邊，所以經常做些輔導和檢查。封耀鬆講過一段話，很能代表我們共同的心聲：“其他老師只教了我一門功課，教了我7門功課。除了學校裡學的6門功課他都教過外，還教我怎樣搞社會調查，怎樣寫調查報告。”
現在。軍事博物館中就保存有經過批改的戰士們的作業本和回鄉探親時寫的社會調查報告。
“文化革命”中，一度出現只許看的書，不許着其他書。在部隊裡甚至是“百分之百地讀的書”．連馬列的書都不許讀。但這不是的本意。
50年代，在北戴河，寫作之餘出來散步，見一名衛士正聚精會神看書。過去上看，是肖三所著《的青少年時代》。要來那本書，翻了翻，然後說：“這本書寫得基本真實，只能說基本。”然後話一轉：“這種韋少看。你們這一代應該超過我們這一代。怎麼超過？還是要多看些別的書。少看寫我的書，多看寫別人的書。社會知識啊，自然知識啊，這些方面的書要多看。60年代，在頤年堂，一名工作人員手裡握着一本卷作圓筒狀的書本匆匆走過。恰好出門遇到。隨口問：“小胡，拿的什麼書啊？”
“《矛盾論》。”這位同志立住腳回答。
接過書來翻一翻，。說：“這本書我不滿意，我還想重寫寫呢，你還看它？”他又對我們說：“我喜歡哲學，寫了些東西，只發表了兩論（指實踐論和矛盾論），這兩論我也不滿意。你們少看寫我的書和我寫的書，要多讀別人的書和寫別人的書，要讀一些馬克思列寧的書。
所有接觸過的人，無不公認他一生酷愛讀書。他的維護中國尊嚴和民族利益的堅定決心。就連他的敵人也不得不承認，不得不欽佩。這種偉大的愛國愛民之心，怎麼可能反對讀書？他從來不曾主張“讀書無用論”．他希望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知識。在追隨他革命幾十年的工農幹部中，確實有相當數量的人輕視知識和知識分子，在首先信任和維護這批幹部的同時，也不忘了批評提醒：“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並且爲他們創造了學習提高的種種機會和便利條件。
你說的這種情況可能存在，即著作中，引用中國線裝書的地方比引用馬列精裝書的地方還可能多一些。這能說明什麼呢？
我想起常講過的一段話，那意思大致是：
在我成爲一名馬克思主義者之前；我就是中國人。在我成爲一名馬克思主義者之後，我首先仍然是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