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跨海貿易對於李延壽的壓力很大，但是這其中利益也同樣十分驚人，先不說全部貨物的價值已經達到了一個空前的局面，就是背後隱藏的利益也讓李延壽心動。
表面上這次跨海東渡倭國是有各家江南商賈組成的，但是對外貿易需要一個牽頭人，而這個牽頭人只可能是李延壽，首先李延壽已經七次到倭國，對倭國的政治、經濟有相當的瞭解，其次李延壽與倭國上層交流頻繁，更是藤原基經的座上賓，在倭國有一定的話語權，其他商賈要想達到李延壽位置需要很長的時間，所以李延壽已經逐漸的成爲與倭國貿易的帶頭人和中間人，同時也給自己在江南的地位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這時候李延壽更加看中的是自己的地位和威望，只要有了這些，李延壽的貿易就可以凌駕所有商賈之上，同時李延壽也可以最大限度的發揮自己影響力。
李延壽拿出幾張紙鋪在几案上道：“諸位，這次諸位來倭國進行貿易，因爲很多人以前並沒有跟倭國有過來往，所以諸位推舉某與倭國商賈進行交涉。諸位也知道某以前跟倭國有過貿易往來，所以某與幾位商賈先磋商了一下，有幾點意見給諸位說說，如果誰有意見的話不妨說出來大家討論一下”。
與倭國之間貿易主要是紡織品（綾、羅、綢、緞、錦、綺、紗、絹、綸、縑、帛）、手工品、瓷器和茶葉（茶磚），當然還有鐵器、金屬製品、藥材、土特產、珠寶和香料，在這些貨物中鐵器和銅器是不允許出口的，但是因爲其中的利潤誘人，還是有不少商賈選擇攜帶一些違禁品走私到倭國。
李延壽把所有的商品分成了兩大類，一類是普通商品數量較大，比如絲織品、瓷器、茶葉等，另一類是絕對的奢侈品數量不多，比如青銅製品、珠寶玉器和名貴香料，這樣區分有一個好處，大衆商品數量多價格就低，倭國商賈也很難一口吞下去，奢侈商品數量少價格高，需要迎合一些高端商賈的口味，脫手的機會不好掌握，不同的商品有着不同的處理辦法，李延壽在這點上考慮的非常周到。
葉婉帶着董真做在李延壽的對面，呂泰新身份最高，坐在上首，但是卻一句話都不說，今天呂泰新過來只是帶着耳朵聽的。葉婉在江南做的生意很大，其中一部分是董家的生意，另外一部分是李燁的生意，所以葉婉的地位也就水漲船高。
唐朝是我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期，國家經濟實力異常強大，商業經濟長足發展，唐朝政府的工商業政策逐漸發生改變，由前期的“工商雜色之流，假令術逾儕類，止可厚給財物，必不可超受官秩，與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到後來的“應屬諸軍諸使司等在村鄉及坊市店鋪經紀者，宜與百姓一例差科，不得妄有影占”。
這種政策上的改變實際上承認了仕人營商的合法性，提高了商人的社會地位。而且，“士之子恆爲士，工商之子世爲工商”、“工商雜類，不得預於士伍”的禁令逐漸喪失其存在空間，越來越多的民衆投身於繁榮商業貿易之中，“客行田野間，比屋皆閉戶。借問屋中人，盡去作商賈”，官員也不可以做生意，但是暗地裡還不是有大批的官商勾結。
唐代商業的繁榮與城市的繁華也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都城長安，東西兩市有二百多行，此外，各道州府以及水陸交通要道上的通商口岸乃至一些縣治村鎮，都有相當發達的商業店鋪。其中有些城市的繁華程度，並不亞於長安。宋人洪邁曾這樣描繪當時揚州的繁華：“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斡利權，判官多至數十人，商賈如織，故諺稱揚一益二，揚爲一而蜀次之也”。
在這種相對寬泛的社會大環境下，唐代婦女廣泛參與社會經濟活動，併成爲社會經濟活動中一個不可輕視的社會羣體。她們敢於從事社會經濟活動，並承擔着生活的艱辛，盧仝《寄贈含曦上人》中就有“商賈女郎輩，不曾道生死”的詩句，既道出了女商人的艱辛，也反襯了她們勇於面對困苦的氣概。
唐代女商人所獨自經營的商業範圍大致集中在投資資本相對較小、經營風險小且適於女性經營的服務行業，如餐飲業、旅館業、短途客運行業、織造業等。
就唐代女商人本身來講，她們自身具有如下幾個特點：首先，從她們的年齡來看，大多比較年長。如洛陽的高五娘嫁了兩個丈夫，年齡應當不小；東都賣履的老婦也是年暮之人等等。其次，從她們的婚姻家庭來看，一般是孤寡之人。如康州悅城縣績布爲業的寡婦溫。再者，這些女商人所經營的商業成本較低、商業規模較小、商業場所比較固定。大都集中在相對安全、穩定的城區市鎮中間，儘管這裡的商業活動比較頻繁、便於交易，但這與女性所特有的生理心理特點可能也有一定的關係。
總之，唐朝兼容開放的社會風氣、商業貿易的興盛都是唐代女商人存在、興盛的必要條件，在某種程度上推動了唐朝女商活動的發展，併爲唐朝女性羣體的社會社交活動提供了寬泛的社會背景；反之，唐朝女性廣泛積極參與社會商業經營性活動的行爲，也反襯了唐朝社會文化的豁達。
唐朝是古代女性羣體在社會經濟活動中最璀璨的年代，併爲後世女性從事商業活動奠定了基礎。儘管唐代的女商人並未形成一定的規模，經營範圍、經營內容都和男性羣體無法相提並論，但是其在文化內涵、女性角色的社會意義上，唐朝女商更被賦予了某種更深的社會意義。
葉婉和杜芸身上都有這個時代女性商賈的明顯特徵，都是喪夫之人，丈夫留下一筆產業需要打理，在這種環境下，女商賈利用自身的頑強意志撐起瀕臨倒閉的家業，同時社會的包容性也爲她們搭起一座嶄新的舞臺，讓她們盡情展示自己的才華。
葉婉從來沒有考慮過跨海與倭國進行貿易往來，現在的家業已經足夠自己和董真舒舒服服過上幾輩子了，這次李延壽邀請呂泰新跨海東渡，葉婉知道這是李燁準備打通倭國海上通道，所以葉婉來了。在這個世界上，葉婉除了兒子董真，只能相信李燁了，李燁不僅保全了葉婉的家業，而且讓葉婉的生意更上一層樓。
李延壽的計劃跟幾個大商賈都商量過，現在不過是拿出來宣佈一下，在李延壽看來，這次倭國之行，所有的商品能夠賣出一半已經是最好的結果了。李延壽以前也沒有組織過這麼大的商隊，而且李延壽也知道倭國的市場容量，這次跨海貿易完全不在李延壽的計劃之內，所以李延壽很擔心這次貿易不會進行的非常順利。其實李延壽的擔心很正常，就算是後世跨國貿易，當大批的商品涌入一個國家的時候，首先需要考慮的是這個國家的購買力，其次是這種大量商品涌入後必須會引起價格的劇烈波動。
李延壽和一些大商賈商量的結果是，先將商隊的貨物統計出來，然後根據貨物數量的大小進行分批處理，數量大的商品價格適當降低一下，數量小的商品價格可以適當擡高，用盈利的商品彌補虧損的商品，總體上維持整個貿易的平衡。李延壽的辦法得到了很多商賈的支持，畢竟大多數的商賈這次到倭國來並不是只爲了賺錢，而是順便了解一下倭國的市場，以後有針對性的進行貿易。
葉婉見大部分商賈對李延壽的建議沒有異議，便說道：“這次我們來倭國主要是來考察一下倭國的貿易環境，並且跟倭國的商賈建立長期的合作關係，下次再到倭國的時候，就有針對性的進行貿易，所以這次我們主要是把手中的貨物賣出去，然後再帶回倭國的貨物返回江南，如果諸位沒有什麼意見的話，這件事情就這樣決定了，等到倭國的商賈來到攝津，就有李翁負責跟他們進行談判”。
商隊的貨物清單已經交給了平謹嚴，賣出多少貨物就需要繳納多少的商稅，而且平謹嚴已經訂購了一批自己需要的貨物，其他事情就有大唐和倭國的商賈之間進行商談，什麼價格、多少數量不是平謹嚴能夠管的。
其實現在李延壽的談判地位十分不利，李延壽手中有大量的貨物，平謹嚴知道後，也就意味着倭國的商賈也知道了，這時候倭國的商賈不拼命壓低李延壽的價格纔怪呢？李延壽不可能因爲倭國商賈壓低價格，就不出售手中的貨物，談判價格的主動權還沒有開始就已經被倭國商賈掌握了。李延壽並沒有這方面的經驗，準確的來說以前從來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事情，所以在一開始時就考慮不周全，其他商賈的想法跟李延壽差不多，而且也抱着可有可無的想法，並不多在意這次與倭國的貿易，註定這場談判會以失敗收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