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黎明之所以對後勤下了死命令也是有原因的，那就是中華軍對軍事後勤有着深刻的認識和領悟，尤其是聯勤副司令蘇紫中將還有相關的專著問世。
1560年至1660年這一時期，被稱爲軍事革命時期，其特點，首先在於歐洲各國軍隊人數的巨大增長。
1567年，西班牙阿爾巴公爵鎮壓尼德蘭的叛亂時，只帶了3個旅團 ，每個3000人，外加1600名騎兵，但已給人以聲勢浩大的印象。
只過了幾十年，西班牙弗蘭德軍隊的人數，就動輒以數萬計了。
16世紀後半葉法國胡格諾戰爭的一些最重要的交戰，雙方人數大體上各爲10000至15000人，而到十七世紀上半葉三十年戰爭期間，法國和瑞典各以30000人以上的軍隊進行的會戰就屢見不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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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斯塔夫-阿道夫和華倫斯坦，在其武功達於頂峰的1631-1632年，各自統率的軍隊已遠遠超過10萬人，及至三十年戰爭的後期，各國已不能保持這樣龐大的軍隊，但大約在1660年以後，軍隊人數又繼續增長。
1643年的羅克洛會戰，當時最強大的國家——西班牙王國被僅有22000人的法國軍隊打得大敗，而30年後，法王路易十四已能動員12萬人來對付荷蘭了
。
在路易十四的統治下，法軍人數即使在和平時期也很少低於15萬人，哈布斯堡王朝的軍隊比法軍略微少些，約14萬人左右。這兩支軍隊的戰時編制更大得多，法軍在其軍事活動達到頂峰的1691-1693年，人數達到40萬。
1709年，在馬爾普拉奎特戰場上，就已經有8萬名法軍對11萬名英荷聯軍這樣大規模的會戰了。
還可以引用更多更確切的數字，但都只能證明一個公認的事實，即1560年至1715年期間，歐洲各國的軍隊逐漸擴大，人數增長了許多倍。
隨着軍隊人數的增長，伴隨軍隊的輜重也大大膨脹起來，與阿爾巴公爵進軍荷蘭時所率領的精幹而組織良好的軍隊不同，17世紀初期的歐洲軍隊都是一些臃腫笨重的團體。一支部隊，假定爲3萬人，後面跟着一大羣婦女、兒童、僕役和隨軍商人，其人數相當於部隊實力的50-150%。 部隊無論開往何處，都必須拖着這條巨大的尾巴。
當時的軍隊成員，大都是一些沒有根基、軍外無家的人，因而他們的行李，特別是軍官的行李，佔着極大的比重。
1610年荷蘭拿騷的莫里斯出征時，隨軍的942輛大車有129輛被指定用來裝載參謀人員及其行李，這一數字還不包括可能同樣多的編外車輛。
總而言之，對於這個時期的軍隊來說，平均每15人攤到1輛大車(每輛大車2-4匹馬)是很普遍的事情。在特殊情況下，當有必要儘可能使部隊在一個格外長的時期內保持自給能力時，大車的比例可能還要增加一倍。
例如在1602年莫里斯的布拉班特戰局期間，爲伴隨其24000人的部隊，竟然集中了多達3000輛的大車。
鑑於這種由兵員、婦女、僕役和馬匹組成的遊牧部落日益增大，研究其給養補給方法是饒有興趣的。一般說來，所有國家的軍隊都是由僱傭兵組成。
軍隊發給士兵的，除軍餉外，幾乎再無他物，士兵不僅要用餉銀購買每天的食物，而且還要購買被服、裝具、武器，有時還有火藥，當然，他們爲此常可得到連長預支款項的幫助
。
如果國庫按時支餉，軍官又能老實發放，只要軍隊能夠相對穩定地駐紮在一個人口較多的地區，這種補給制度也能相當正常地發揮作用。
在這種情況下，可以組織正規的市場，由軍需官管理。
軍需官對政府負責，而不是對總司令負責，其職責是查明可以供應的物資，掌管做生意用的房舍，並實施價格管理和質量監督。
軍隊同地方居民之間的貿易，一般按自願的原則進行，如果預計某項物資將發生短缺，就可能需要採取措施防止比較富裕的士兵搶購存貨僅供其本身使用。
衆所周知，這種制度有着無窮無盡的弊病，幾乎對任何有關的人都絕無好處。但是籠統地說，在這種制度下也沒有什麼顯然辦不到的事情。
然而，一旦軍隊必須離開其常駐地進行作戰，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建立市場需要時間，又不能指望地方農民來保障部隊，除非部隊行進緩慢，並有長時間的停頓，這也是常有的事。
賺錢的希望可能引誘某些大商人，正確的說法是隨軍商人跟隨部隊行動，但商人及其貨車卻使軍隊的尾巴更加增大，而且，其存貨也不可能用之不竭。
如果是在本國或盟國領土行動，有時可派糧秣官打前站，以組織城鎮貨源，並建立市場，在極少數情況下，如果軍隊連續幾年反覆使用同一些行軍路線，那麼，可以組織常設性兵站，籌辦併發售士兵所需的一切物品。
另一個在行軍中保障軍隊補給的方法，就是安置士兵到沿途城鄉居民家中住宿，除空房、食鹽和燈燭外，還可指望居民以收取現金的條件提供其他必需品。
當然，這種辦法並非經常都有良好效果，士兵們往往既要吃飯，又不付錢，甚至還要拿房東的東西。
另一方面，當時還沒有一種後勤制度能夠保障一支軍隊開入敵國領土作戰。的確，在進入我們這個時代以前，還未感覺到有這樣一種制度的必要。
自古以來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不過就是讓軍隊掠奪其所需的一切，有組織的搶劫是一種常規做法，而非例外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