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有人知春去處，喚取歸來同住。
1?末日預言的宗教與科學
人類對有關末日來臨的接受程度深深地根植於文化的基因，因爲不同文化中的個體對末日預言的取信程度具有顯着差異。
古希臘文化已經包含了相信末日的元素。有證據表明，在公元前1000年—400年的這段時期，古希臘的未來觀逐漸成熟。這是一個包含着經典時空的綿延的前景。在這塊時空中，有現實和他者兩個不同的世界。現實的世界由人居住，他者的世界則是神的世界。人要超越神的恩准和自我弱點以達到更好，但叛逆或挑戰會受到神的懲罰。這種懲罰其實包含着一定程度的毀滅元素。
在西方，與末日文化最具緊密聯繫的是希伯來人的未來觀念。這是包含着神人立約的相互保障，也包含了孕育末世論文化的最後審判。立約的過程在大自然中由彩虹顯現，而在個體身上，則要由割禮承擔。高強度的疼痛所造成的心理和生理上的刺激，使人對立約產生多大的畏懼，這是難於判斷的。而烏托邦和最後審判這兩個希伯來文化的典型內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末日到來的可能『性』和規避的可能『性』。這是否造就了此後相關的末日文學藝術作品的審美來源，還需要深入的研究。
在今日，西方人對科學邏輯的信服和對科學知識的信賴已經很大程度上趕上甚至超越了對其他所有文化元素的信服和信賴。於是，在宗教文化的基因之外，科技的發展給末日預言的接受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如果科技確實能探測到宇宙中可能出現的種種災難的線索，例如，巨型隕石的轟擊、難於治癒的病毒侵染等，人類對這些信息的相信度會跟他們對科學技術的信服度成正比增長。
有關科學能夠增加對末日預言信服的觀點，可能跟通常所說科學會破解末日預言的說法相悖。但仔細分析，這樣的說法不無道理。通常所謂的科學破解末日危機，多數從如下幾個方面進行。首先，提示出危機發生的概率很小。但概率本身是不確定『性』。所以，小概率事件仍然可能發生。其次，通過邏輯證明對方的推理存在漏洞。但如果對方也採用科學揭『露』的事實，那麼這種駁斥就會消失。例如，卡遜的《寂靜的春天》所給出的末日預言，不但沒有消除人們對環境污染的末日恐懼，反而加速了恐懼的發展。薩根等提出的核冬天理論，雖然是一種思想試驗，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人們對未來核戰爭的末日恐懼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上述兩個末日預言的信服，反而使人們未雨綢繆地發展起新的生存運動或裁軍運動。因此，末日預言本身受到對科學信賴的推進，不一定就是壞事。它對當前人類無度地追求自身享受和資本增值，對科技的不良利用也在末日預言受到信服方面增加了可能的空間。
本文作者認爲，末日預言的信服本身，不是什麼社會混『亂』、科學不普及的表現。它是一種預警機制是否能被建立起來，是否能有效地阻止末日到來的重要保證。遺憾的是，在中華文化中，末日文化沒有任何可信服的根基。除了對科學邏輯的強烈信任並沒有在廣大的土地上被建立起來這個因素之外，中國古典文化和宗教文化中都缺乏對末日的預警基因，這一點從中國人的時間詞彙出現歷史順序中就可以清晰地表達出來。例如，吳國盛就曾在文章中指出，有研究表明中國文化中出現得最早的時間話語是“久”。1《墨子·經上》有：“久，彌異時也。”“久，合古今旦莫（暮）”。這裡，“異時”是指過去、現在、早晨、黃昏等不同的時候。而“久”則是遍歷（“彌”“合”）它們的總和。墨子的時間概念是一個由過去、現在、將來組成的自在的時間實體，沒有終結點。
選取與墨子完全不同的兵家，繼續研究中國人時間詞彙的發展。兵家的重要文獻《孫子兵法》中，經常出現的時間詞彙與“即刻”或“瞬間”有關，換言之，是與久向對應的短暫的片刻。“兵貴勝，不貴久”2。“始如****，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3在“瞬時”和“時機”之外，兵家哲學當然有對戰爭出發點的全局關照，但這種關照追求的是成全一個“百戰不殆”的永恆部隊和永恆國家。
仔細分析中國文化中的時間基因，可以發現末日或終結不但不是可能的元素，反而是被儘量排斥的內容。多年以來，在中國的主流文化中，想象世界的末日是一種荒唐、病態、跟自然界的真正運行規則相沖突的文化囈語。正是因爲建立了這種對持久無終結的信仰模式，才導致了有對“杞人憂天”的嘲弄；有對“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感嘆；有“多年的媳『婦』熬成婆”的信心。
筆者認爲，從文化基因和對科學的接受與信賴上看，中國人對末日危機感強烈不足的現象應該被深入分析，它對我國的公共管理事業、科學普及事業、以及文化革新的發展，都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
2?誰在創世紀？
科幻小說作家鍾情於創造生命。
被譽爲世界上第一本科幻小說的《弗蘭肯斯坦》，就是一本關於創造生命的代表『性』作品。
《弗蘭肯斯坦》是英國詩人雪萊的妻子瑪麗·雪萊在1818年創作的小說，全名是《弗蘭肯斯坦——或現代普羅米修斯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弗蘭肯斯坦是一位醫學工作者，他狂熱地從巫術和醫學中尋找力量，企圖創造出人工生命。最終，他從剛剛產生的電力上找到了靈感，因爲伽伐尼發現了電擊能使離體青蛙腿顫動的奧秘。這種奧秘被小說中的主人公解釋爲，電中帶有生命的魔力。於是，他發狂地從各種各樣的屍體上取材，縫合拼接，創造了一個面目可憎、奇醜無比的怪物屍體，並通過電擊讓這個屍體獲得了生命。《弗蘭肯斯坦》的故事圍繞着這一全新的人造生命繼續展開。在生存的開始，怪物秉『性』純良，對人類充滿了善意和感恩之情。但人類卻對他充滿憎恨，以辱罵和石塊還擊他的善良之舉。爲了躲避人類社會，怪物要求創造者爲他創造一個配偶，併發誓要永遠逃出人類的視線。弗蘭肯斯坦雖然承諾爲怪物製造一個異『性』，但卻在灌注生命的最後一刻反悔。毀約讓怪物仇恨發展到了極端，他決定毀滅一切，先是殺害了弗蘭肯斯坦的弟弟威廉，又企圖謀害弗蘭肯斯坦的未婚妻伊麗莎白。弗蘭肯斯坦懷着滿腔怒火追捕這個出自他手中的惡魔般的怪物，最後，在搏鬥中，弗蘭肯斯坦死去，而怪物卻消失於北極的荒原。
弗蘭肯斯坦的故事，開創了偏執科學家進行偏執科學研究的小說的先河。故事的主人公那種對科學的熱望，全心投入創造卻不計後果的行徑，已經成爲後來許多西方科幻作品爭相模仿的對象。而在故事的背後，浮士德跟魔鬼訂立契約，爲了求知，將自己的心靈出賣給魔鬼的主題隱隱浮現。
當然，雪萊夫人故事中的科技方法，與今天具有顯着的不同。宏觀層面的器官拼裝，屍體的分解與重新組合，出人意料的醜陋外觀，電擊注入生命活素的方法……所有這些，在今天看來，都還不能算是生命的製造。當人類已經掌握了細胞分裂和dna複製的奧秘，當人類已經知道鹼基的排列順序以後，生命的製造過程已經被徹底地改變。但是，弗蘭肯斯坦中所宣揚的那種挑戰自然的精神，從那時到今天，卻一點沒有改變。更加深入的分析還可以發現，《弗蘭肯斯坦》的創生之舉，不僅僅挑戰了自然，更挑戰了基督教義中的造物主——上帝。如果創造生命本身是上帝的豐功偉績，那麼，人類的這種愚蠢的行爲，其目的到底是什麼？難怪小說中的怪物一出現在人世，就給自己和社會帶去了種種災難。
瘋狂的科學家，躲在暗室中的瀆神行爲，構成了生命創造類科幻小說的一個重要景觀。這一點在波蘭作家斯坦尼斯拉夫·萊姆的作品《沙蘇爾教授創造生命》中體現得尤爲突出。小說中主人公因爲大雨誤入一個郊區別墅，在其中發現了被大學開除的科學家沙蘇爾正在暗室中用營養『液』培植細胞叢式的生命。這些生命在幽藍的暗室中被泡在瓶子裡，逐漸地成長起來，於是，實驗室裡的瓶子中左一條腿右一個臂膀，還有未成熟的大腦，顯得猙獰恐怖。而沙蘇爾則跟這些被培植的生命一起以吸吮營養『液』爲生。
沙蘇爾自然受到了作者的嚴厲詛咒。像弗蘭肯斯坦一樣，科學家自作自受，不但要面對創造物本身的抗拒，忍受創造物本身的骯髒，還有面對人類社會的道德倫理的鞭撻。況且，像科學怪人那樣的近乎人猿、類人猿的生物想要獲得與人類同等的生存狀態，是否在道德上具有可能『性』？像這些胳膊大腿或智能低下的腦器官，最終也想求得人類的“權利”，是否也有些過分？它們難道沒有超越啓蒙主義者的倫理底線嗎？
在向自然和上帝挑戰之外，創造生命類科幻小說還要探討這些人造生命的權力主題。《弗蘭肯斯坦》到底是否應該得到社會的認可？如果你創造了生命，就應該給生命留下應有的地位。而且，你不能對他們隨便殺戮。對這點表現得最爲強烈的，就是美國作家菲立普·k·迪克的小說《機器人能否夢見電子羊？》。這部小說後來被好萊塢改編成電影《銀翼殺手》，獲得了衆多科幻『迷』的讚歎。
《銀翼殺手》沿襲了生命創造小說中所展現的那種陰鬱『色』調，並始終貫穿着對生存價值的思索。小說中，秘密警察試圖全面圍剿並徹底消滅由人類親手製造、卻已在各方面都進化並超過自己的人型生命，使這種生命不得不爲了生存權與發展權跟人類展開殊死的鬥爭。於是，人類是否應該製造生命的主題被淡化了，而人類跟自己製造的生命之間的差異『性』和相同『性』問題被提上日程。生命是我們人類獨有的嗎？人類製造了生命，是否就有權扼殺這種造物的生命？電影中，陰暗的天空、『潮』溼的街道仍舊是弗蘭肯斯坦的密室小說的那種基本空間，但擁擠的人羣和大屏幕上不斷放映的日本歌伎的『吟』唱畫面，又將這種純粹西方的造人文化推向東方，推向國際化。而“銀翼殺手”迪克的陰鬱和不苟言笑，自然人之間對整個事件的冷漠與麻木，與那些生物『性』的所謂機器人之間的互助與愛，形成鮮明對比。
雖然現代普羅米修斯式的“盜取神火贈送人類”給人造生命類科幻小說帶去了一些英雄氣質，但從總體上看，由神創論和天賦人權等文化觀念作爲基礎的這類作品，還是以陰鬱爲多。就連蘇聯科幻作家的這類作品，也帶上了陰鬱的特徵。a·德涅伯羅夫的小說《永生的秘密》，通過生物技術創造的少女美麗異常，但她不會逃脫基因中短命部分的懲罰。這點既使人萬分惋惜，也使人驚訝無比。惋惜是因爲，任何一個人都會因她的那種純真而充滿愛戀，爲她將要早逝而感到悲涼。驚訝是因爲，小說居然在某種程度上預言了多年以後的克隆羊多莉的命運。
分析了國外科幻小說，再來看看中國科幻小說中的生命創造。十分有趣的是，在中國，科幻小說的產生竟然也是從創造生命開始的。據多數科幻歷史學家考察，中國古代最早出現的科幻類作品中，就有列子《天問》中的“偃師造人”。所謂的造人，指的是給一個人形的木頭製品帶去了生命。這部作品在不同時期被反覆改寫，其中最有影響的，可能是潘海天的《偃師傳說》。故事把一句話的列子故事加入了豐富的科幻內涵，先是講述周穆王怎樣爲搏妃子一笑，硬要召見穿越時空者爲王妃送來的禮物——舞藝精湛的傀儡纖阿。隨後，當纖阿身體裡爲王妃的快樂而歌唱與舞蹈的程序啓動，他立刻贏得了王妃的愛。在小說的結尾，有生命的人造物被妒忌的穆王所“殺”。於是，纖阿的大膽與專一、浪漫與溫柔，映襯了穆王的霸道與**。纖阿的舞姿也如飄零在急流中的花瓣，迴旋在風中的火焰，沉醉於歷史的長河之中。
用“木片”和“動物皮”所製造的人形物能被灌注生命，這在西方科幻作品中不可想象。但在中國的自然觀念中，卻並不會引發特大的反感。究其原因，在天人合一的中國人天觀念之中，生命與非生命本來沒有質地的界限。《紅樓夢》和《聊齋志異》中，都有石頭修煉出生命的故事。可見，中國人的生命觀念確實跟西方差異懸殊。
在當代，中國作家藉助最新科技信息創造出生命的故事，也不勝枚舉。以着名科幻作家王晉康的小說《生命之歌》爲例。小說中的老科學家發現了dna中的編碼玄機，進而譜下了生命之歌。這是對現代科技的一種信服，一種謳歌。但這同時，作家讓這種生命秘密的發現跟對未來的擔憂相互對立，他竟然沒有發表相關的研究成果，生怕被機器人得知進而反過來征服人類。但是，科學的發展前仆後繼，正是這位破解生命之歌的學者的女婿，最終也踏上了同樣的一條破譯密碼的不歸之路，併爲此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雖然王晉康在一次創作講話中談到，“這部作品的構思是，有生命的物質的生存****存在於dna密碼中，素質是數字化的，可以破譯並輸入到人體內。”但他更想告訴讀者的是，人腦和電腦不過是思維運動的載體，不管是生物神經元還是集成電路，並無本質區別。只要電腦達到或超過人腦的複雜網絡結構，它就自然具有了人類思維的所有優點，並肯定能超過人類。閱讀這樣的作品，你會深深地感到，原來那些根深蒂固的中國傳統的生命與非生命之間的鴻溝，即使在科技時代，也沒有完全改觀。
在中國科幻小說中，還有更多與創造生命相關的作品。柳文揚的小說《閃光的生命》，是一個人工製造的生命爲它的“臨摹母本”奔走求愛的感人故事。小說中被製造出來的生命，僅有半個小時，但就這半個小時，也要爲愛而奔跑。這部小說與前面提到的《偃師傳說》、《生命之歌》等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那就是以一種正面的心態關注生命的製造。
生命出現在這個世界上，早已被人類嵌入到一種認知體系。例如，《聖經·創世紀》中就曾寫道：第六天，神說“我們要照着我們的形象，按着我們的樣式造人”，並讓人類統治這個充滿了各種各樣生物的世界。赫西俄德在《神譜》也寫道：最先產生的是卡俄斯（混沌），從混沌中生出黑暗厄瑞波斯，隨之生出陰『性』的黑夜倪克斯，以及寬胸的大地該亞。由自然——神族——人族組成的世界，秩序井然。中國人更是將生命看成是天地之氣交融的產物。恰恰是這種比較穩固的認知體系，使人類多年來能安穩地生存。但是，啓蒙運動、科技革命所導致的那種人『性』超越神『性』，超越自然的當代趨勢，使人類得以向生命的產生等問題進行探索。而這種探索所造成的種種可能的生態和倫理災難，在科幻小說中層出不窮。就連轉基因食品的安全問題，還仍然處於討論之中。但是，這些討論是否能使科學的步伐放慢，使人類在更加負責的基礎上面對未來？我們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