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個人認爲，僞科學問題其實不是什麼科學共同體面對世界的方式。僞科學是一些人爲了維護自己的特權所找到的權力棲息所。倚仗這個棲息所，一些人找到了自己成名成家的可能性，而另一些人則在“葫蘆僧判斷葫蘆案”的狀態下莫名其妙地失去人生的樂趣甚至生命。
有趣的是，當你研讀反僞文獻時，並沒有發現所謂的“共同體”。沒有任何一個專業學會曾經對某個問題提出過自己的觀點。年前在一次討論會上，王志新院士曾經說，科學界內從來也沒有真僞之爭。這些爭論是媒體和科學界之外才存在。他恰恰是側面驗證了我的說法。此外，王院士還指出，鄒承魯先生對生物全息論的確有所過問，但把他當成反僞明星，可能離實際還差得遠了些。
所以，我們看到的所謂科學共同體，其實就是隻有少數具有特別需求的人所組成的跨專業的聯盟，這些人所做的，通常是藉助科學的名分，採用一般人人皆知的常識去裁判社會事件，給它打上一個僞科學的標記。而被裁判的問題，常常不但與他們的專業相距甚遠，有的跟科學或模仿科學根本沾不上邊。探索自然之謎是僞科學嗎？宗教或迷信現象是僞科學嗎？科幻文學是僞科學嗎？探險、宗教、文學都是與科學平行的範疇，在這些範疇中去“打擊和揭露僞科學”，參與者的居心何在？
歸根結蒂，反僞其實是一種生存方式。這種非常政治化時代的遺骸在新的時代被包裝後，仍然無法掩蓋自己追求權力的張揚本質。只要看一眼這些反僞者在媒體上風光一世的姿態，就令人立刻感到毛骨悚然，好像回到了那個政治化的年代。
澄清了反僞的真實歷史和本質特徵，讀者可以重新去審視如下的問題：科學真的需要棍棒護院嗎？社會真的需要一羣人採用常識去維持治安嗎？普通人真的無權採用科學的方法探索問題嗎？模仿科學家的行爲方式真的能擾亂科學和擾亂社會嗎？
其實，三歲的兒童都能回答這些問題！
6 談談科幻作品與科學教育
多年以來，有關科幻作品與科學教育的關係，一直引發着衆多的想象。在各個不同的社會中，具有想象力和創新性的文化學者對它們之間的正向關係飽含期待，而那些維護科學純潔性的人卻對它們之間的正向關係滿腹狐疑。在前者的文章中，科幻小說是可以激發創造力、想象力的文學，是促進社會發展的科學展望，是今天的鏡子或對明天的預言。而在後者的文章中，科幻小說是否能跟科學扯得上關係都令作者充滿疑問。在他們看來，科幻小說不是科學知識的傳播者，恰恰相反，它是反科學信息的提供者，是僞科學的標本，是污染精神的問題書。①
在筆者看來，上述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其實都是作者們想象的產物。對科幻文學激發創造力和想象力的說法，至今有多少真正紮實的研究證明？常常閱讀科幻作品的人比沒有或很少閱讀科幻作品的人想象力和創造力更強嗎？在沒有證據的前提下，我想倒過來看問題，是否前世界上最有創造力的科學工作者、人文工作者、社會實現者有多少是科幻作品的狂熱讀者？回答是“少得很”。對於第二類觀點用這種反證法也將不攻自破。試問：“常常閱讀科幻作品的讀者是否比不讀科幻作品的讀者有更多錯誤的科學觀念？更相信僞科學？”答案也是否定的。我經常參加科幻迷的聚會，發現這些人多數是科學愛好者，不但如此，他們對科學的看法，比那些僅僅閱讀包含着“正確科學知識”教科書的讀者更加全面和深刻。而且，他們對科學充滿熱情，對科學所造成的社會影響，充滿警覺。
看來，想象和真實之間，橫亙着巨大的鴻溝。科幻作品與科學教育的關係，需要更多認真的研究、嚴肅的實踐和深入的思考。
一個可以肯定的事實是，從元初意義上調查可以發現，科幻小說不是爲科學教育而被髮明出來的。無論是刻卜勒寫的《夢》還是雪萊夫人寫的《弗蘭肯斯坦》，都不是爲了當時當地科學教育而創作的。②它僅僅是作家的一種創意，一種感受，一種對時代的思想反饋。刻卜勒是天文學家，以探索天文現象爲自己的天職，在探索過程中，一些無法證實卻相當有趣的思想激發了他，於是，他想到也許藉助鬼魂可以上升到無法觸摸的月球和行星。而對雪萊夫人，一個家庭婦女，一個大詩人的婚外妻子，抒寫某一天的夢，該不是什麼特殊的事情。只不過，在這個夢中，伏打電池激發了屍體，讓死人復活。於是，短暫的人生再添一段科技時代的循環曲。兩個小說在當時都無法被當成教科書搬入課堂。但兩個作品都以創造力作爲核心特徵。它們面對現實，卻超越現實。
元初科幻小說從創作到內容方面的許多特徵，奠定了後世科幻小說的特徵基礎。首先，科幻小說是現代社會圍繞科技發展而進行的邊緣書寫。科學技術不是小說的核心，只是情節的激發物。換言之，他們描寫的是這個包含了科技的社會，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夢》更多地集中在個體的認知成長方面。自己（帶着讀者）認識了新的世界。而《弗蘭肯斯坦》則更多地集中在包含着科技進步的社會將怎樣改變人的生活方面，人造了人，這些人的出現毀壞了元初人的生活，而這些新人，也將不得好死。新人和舊人之間將進入一種永恆的鬥爭狀態。其次，科幻小說是具有創造性和創新性的文學作品，它的創造和創新，一方面將改進人類的認知狀況，將拓展知識領域，將帶來界外知識，象刻卜勒所呈現的行星社會或行星上的景色，還有通往行星道路上的種種器官。另一方面，科幻的創新發生在建立一個科學改變了社會的新天地上。你將在另一種文化中生存；你將有一個不同的未來。
科學不是中心，它只是產生故事的激發性材料，以及創新是科幻小說的靈魂這兩個特點，十分明顯地爲科幻小說能否進入科學教育領地、如何進行科學教育劃定了界限。至少，它不能用來當成學生的背誦課本。科幻小說中的知識一來體系不完整，二來可能超越今天的認知實踐。
但是，恰恰是這兩點，卻使科幻小說成爲了科學教育的良好範本。之所以這麼說，主要是因爲，科學教育不但包含着知識的傳遞，它還應該包含着科學精神、科學思想、科學方法、科學作爲一種社會活動的特徵、以及科學家作爲一種職業的行爲方式與道德良心等多種不同內容的教育。
如果從這樣全面的觀點觀察科學教育，那麼，科幻作品確實是一個有價值的科學教育載體。它上天入地，除了能奔走在時空到達的所有地方，還能超越時空，進入心靈和電腦的空間。它極大程度地體現了人類的探索精神和永無止境的好奇心。由於是一種基於現代科技時代的人類所進行的探索，種種不同的面對自然的方式都會受到試煉。現實主義的求實精神、浪漫主義的空想方法、理想主義的烏托邦乞求，所有的一切都會在故事中受到檢驗。這些面對自然和人類未來的方法是否奏效？哪些才能獲得更好的回報？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自然而然地從作品中流露出來。至於科幻小說中充滿了圍繞現代科學發生的故事，則更是將環繞着科學活動的主人公的生活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科學家作爲一種職業，是否會面對正常人所無法面對的選擇？他們將怎樣選擇？他們將具有怎樣的愛情、婚姻、事業與家庭？所有這些，都是科幻作品鮮活地向讀者提供科學教育素材的良好方向。③
現在要面對最關鍵的兩個問題。第一個，科幻作品能否進行科學知識的教育。我的回答是肯定的。當我們追尋知識的概念源頭，必然發現，知識其實是一種可以被辯護的真。多年以來，我們的教學都太強調“真”這一點，忽略了它應該可以辯護，可以在各種不同的條件下跟相關概念之間有所區別。筆者認爲，科幻作品恰恰是提供了這樣一種可能性，讓讀者在認識中辨識，在理解中尋求，在差異中辯護。在這方面，着名作家阿西莫夫談得很好。他說他9歲就開始閱讀有關火星的故事，但隨後就發現，這些科幻小說充滿了知識上的錯誤。但他卻通過閱讀更多有關火星的讀物辨識了火星，瞭解了真正的火星。我相信，阿西莫夫所瞭解的火星，跟一個從課本或教師的講授中所瞭解火星的讀者完全不同。阿西莫夫的火星知識是更加真實、牢固、清晰的火星，是一個從辨識、辯護中得到的真火星。④
有關科幻小說中無論提供怎樣的知識都有益於知識教學的看法，是筆者在這些年逐漸跟一些國內外科幻教學專家的會談中獲得並掌握的。在這些教師的類似實踐中，科學知識恰恰是通過跟科幻小說中提供的知識索引相互對比，才獲得了更紮實的認知，更有效地獲得了運用。至於說科學知識本身的對與錯，概念建立的是否全面或正確，這些都跟教學過程本身有關，跟科幻小說中所提供的相關內容無關。多數情況下，全面掌握了科學精神的讀者會通過辨識、辯護的過程更好地發展起自己的科學概念。而那些僅僅閱讀課本、從教師的例題中獲得一點點變式資料的讀者，往往會在今後再度跟現實世界遭遇時發生誤解或根本性的錯誤。
把科幻小說當成一種科學教育的有效方法，不單單是阿西莫夫所持的觀點，也是天文學家卡爾·薩根所持的觀點。薩根也曾經在自己的散文集《布羅卡的腦》中回憶過科幻小說對自己的影響。他跟阿西莫夫殊途同歸地指出，科幻小說作爲科學的引入物，常常能讓讀者愛上科學，並在今後跟科學之間的交往中發現，科學其實比科幻小說還要神奇！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