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后到了養心殿，恭親王並軍機大臣都到了，太后先發下摺子讓衆人觀看，果不其然，太后說起怎麼料理，恭親王就提出了一個事兒，說出了自己個的疑問：“這奏報裡頭，兩廣怎麼一點消息都沒有，難不成，這一路過來，就沒靠岸？就算廣州進不去，這香港，原本就是在英國人手裡的，若是到了香港，咱們必然是知曉的，怎麼可能都到了寧波府纔有了消息？”
“議政王說的極是，”文祥接口說道，“若不是到了寧波府，怕是直接到了大沽口都不知曉！”若是這樣，那可實在又是驚天的禍事，“美國人怎麼收了錢都不辦事的。”
太后也從原來的驚喜之中回過神來，冷靜思考了一番，點點頭，“文山說的有理，議政王，馬上照會美國大使，問清楚到底是怎麼個回事，要是他們這樣收錢不辦事兒，那明年的合約就不交給他們辦了。”
“是，”恭親王應下，“雖然如今軍艦未到，可有件事兒，軍機處拿不準注意，還要請太后旨意。”
“議政王請說。”
“這爲數九百萬的軍艦，算起來大大小小也該有四五十自然要另外立水師了。這水師是放在南邊還是北邊，請太后定奪。”
太后心領神會，針對這個艦隊的歸屬問題，朝野早就虎視眈眈，吵得不可開交。自覺有份能搶奪到這塊肥肉的集團爲奪取該艦隊的控制權開始角逐。其中呼聲最高的就是曾國藩。曾國藩是如今王朝內最大的實力派。對控制該艦隊，曾國藩翹企之至。他除持湘軍的實力地位，還運用其他的狡猾手腕，與奕訢等鬥法。曾國藩從一開始就堅持三條對該艦隊的期望，其一：輪船駛至安慶、漢口；其二：配用楚軍水師之勇丁；其三，有關事宜由“臣與胡林翼商定”。其實曾國藩的三點期望都是有很大目的性了，第一條駛至漢口是假，但漢口在曾國藩的實力範圍卻是真，，後兩點中，也有含糊其詞、欺上瞞下的意思。總之曾是準備把該艦隊收歸己有，“稱霸”一方。
奕訢則反對艦隊上駛至安慶，他則要求該艦隊駐守在北方，用於防禦洋人之用。而曾國藩硬說“用之於江面”，“所部兵丁並非生長海上，勢不能於重洋用武，不敢不據陳奏。”好笑的是，曾國藩從咸豐十一年起就強調“是皖、吳官軍之單薄，在陸而不在水，金陵發逆之橫行，亦在陸而不在水”，以後又不斷重複此論。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其實曾國藩爲了能夠得到該艦隊已不乏掩耳盜鈴之拙。
另外一個就是李鴻章了，李鴻章自曾國藩平定江寧之後，收到幼天王和李秀成的投降之後，就率淮軍一退數百里，抵達滬境，與上海的官紳相繼熟稔，羽翼漸豐，上海相對優勢的條件是他頗爲躊躇。從籌夠該艦隊起，至該案結束，上海到處處於近水樓臺的地位。最重要的是李鴻章掌握了上海這個財賦重鎮，並同曾國藩聯繫密切，結成“湘淮一家”式的聯盟，上海當時號稱“月收百萬”，僅海關稅收就佔全國海關稅收的一半以上。李鴻章“當暴富之名”開始流傳了出來。
奕訢身爲先帝咸豐的弟弟、當朝皇帝同治的叔叔，又是議政王之尊，主持軍機處、總理衙門、內務府、宗人府，爲臣者無出其右者，清政府的外交、政治、軍事以至皇室事務都歸其秉持，可謂軍國樞紐在握。若是北上，奕訢集團可代表清政府名正言順地控制該艦隊。還有浙江巡撫左宗棠、亮光總督黃宗漢、福建巡撫徐宗幹都想在這裡頭分一杯羹。
“太后，臣以爲，還是要擺在北邊的好，”恭親王說道，“道光二十二年，宣宗皇帝三次下諭，飭川鄂及沿海各省積極製造大船，並設法購買，同時還要獎勵“捐資製造”者。爲何如此？不過是洋人仗着船堅炮利，在海上肆無忌憚，天津，這京師門戶大開毫無防備，先帝在時，也是想着如何才能拒洋人於國門之外，永通橋雖然勝了，此勝卻是不可複製，更不可能在海上覆制，若是放在南邊，這北疆必然是空虛依舊。”說到前朝恨事，恭親王只有比太后更恨的，“宣宗皇帝當年在奉先殿哭列祖列宗牌位，臣也是在的，”恭親王臉上露出了難得的剛毅，“這水師，若是要建，首先就要建北邊！”(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