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是一個很不符合中國人思維的西方國家。
他的主要執政黨,瑞典社會民主黨,是一個修正的馬克思主義黨派,在1932年到2006年的74年的時間裡,只有不到10年的時間失去執政地位。而在06年之後的10年裡,社會民主黨雖然略顯勢微,但它還是在2014年重回執政席,與社會民主黨、環境黨和左翼党進行組閣。
這其中,左翼黨在86年以前還叫瑞典共產黨。
所以,瑞典的高福利社會和集體主義,並不是無中生有出現的特別產物。
在面對pcr和dna鑑定,以及隱私權保護的問題的時候,瑞典人也比美國人要灑脫的多。
舍伍德局長几乎沒有太多的猶豫,就率先決定在斯德哥爾摩的監獄系統內,收錄所有人的dna信息。
這樣的政策,如果落在美國,必然掀起軒然大波,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執政理念,放在瑞典是妥妥的右派,但在左派執政的瑞典人看來,爲了集體利益而喪失些許的隱私,卻是可以接受的。
同樣用政黨來舉例的話,2006年的瑞典,就升起了一隻新興政黨“海盜黨”,他們的執政理念是——網絡自由下載,廢除知識產權!
聽起來是很簡單而無稽的政治訴求——賣ip的公司聽說了可能得嚇出半碗膽汁來——然而,現實是海盜黨一度擴延到了40多個國家,差點在冰島執政。爲什麼冰島會庇護斯諾登,就是因爲有冰島議會第三大黨的黨綱的支持。
這樣的北歐,這樣的瑞典,自然是很不西方的,他們會成爲第一個與中國建交的西方國家,也就相對容易理解了。
就此點來說,要瑞典科學家頒發諾貝爾獎給中國人,也並沒有思維上的禁錮。
尤其是在蘇聯日益衰落,中國與西方各國眉來眼去的80年代,讓一羣瑞典科學家圍起來討論國家問題的話,美國的受討厭程度是一定高於中國的。
而在瑞典媒體的口中,來自中國的楊銳,提出的極具集體主義的“pcr”實驗室,也激起了普羅大衆的興致。
在接下來的幾天時間裡,多家媒體都收到了大量的讀者來信。
大部分的來信,都是支持籌建“pcr”實驗室的。
舍伍德的反應極快,第一時間就邀請了斯德哥爾摩大學的幾名教授,進行商討,之後,自然而然的邀請了楊銳。
站在酒店的穿衣鏡前,楊銳深深的吸一口氣,看着鏡子,對後面的景語蘭笑道:“終於等到這個時刻了。”
“穿漂亮衣服嗎?”景語蘭星星眼的看着楊銳,開着玩笑。
楊銳笑出了聲,道:“是見斯德哥爾摩大學的學者,瑞典本土的研究員,得讓他們知道一下馬王爺有幾隻眼啊。”
景語蘭問:“諾貝爾生物學獎不是卡瑟琳醫學院在評選嗎?”
“在一個城市裡的高端學者,互相之間很容易就認識了,再說,諾貝爾化學獎與斯德哥爾摩大學的關係還很密切。”楊銳說着嘖嘖一聲,道:“卡瑟琳醫學院都被你記住了。”
“也沒有多難記嘛。”景語蘭嗔道:“我以前在學校裡,大家都誇我記性好呢。我最多的時候,一天背了五百多個單詞。”
看她的表情,就差喊“誇我誇我”了。
楊銳就笑了起來,回身摟住景語蘭的腰,問:“五百個單詞怎麼背得下來?”
“有特別的背單詞的方法的,五百個單詞第一天只能做短時記憶,之後還要繼續鞏固……唔……”
楊銳忍不住吻了上去,就讓景語蘭再也說不出話來。
在陽光明媚的清晨,有晶瑩的汗水,不停的滴落。
重新穿上衣服,楊銳將揉的皺巴巴的襯衫換了件新的,再道:“我可能回來的比較晚,你自己吃飯吧,注意安全。”
“我知道了。”景語蘭浴室裡衝着水,突然“哎呀”了一聲。
楊銳一驚,連忙跑過去:“怎麼了?摔倒了嗎?”
“有印記了,不能穿新買的衣服了。”景語蘭指着鎖骨上方的吻痕,很是幽怨。
楊銳盯着鎖骨下方看了片刻,悄然關上了衛生間的門。
“你沒有新襯衫了!”景語蘭驚叫一聲。
楊銳用手幫她託着沉重的負擔,含混不清的道:“一會叫酒店送上來。”
“不要……”
“反正已經穿不上那件衣服了……”
……
周英耀在酒店大堂乖乖的坐着,時不時的看看錶,卻不敢打電話催促。
好容易在最後時限前看到楊銳,周英耀連忙站起來,笑容滿面的道:“楊主任來了,我現在叫車過來。”
他說着跑出前門,喊王闊將車開過來。
王闊根本就沒有把車熄火,一擺方向盤就上了坡道,穩穩的停在了門口,然後小跑着下車,把車門給拉開了。
楊銳笑着道了謝,上了車,再道:“路也不遠,我打車其實也行的。斯德哥爾摩大學來的人,應該都懂英語的。”
“那怎麼行,您一個人去多不方便,連個跑腿的都沒有。”周英耀說的相當謙卑,這些天,他可是見到了楊銳的威勢,pcr解決的馬爾勒案,幾乎讓楊銳登上了所有的報刊雜誌。這些瑞典媒體,或者介紹馬爾勒案,或者介紹pcr,或者介紹楊銳,或者就瞎編故事,總而言之,曝光率是高的飛起,就連中國大使館,這段時間收到的信件和電話,都是以前的好多倍。
周英耀太知道媒體的力量了,尤其是國外媒體的力量,對於任何一名中國人來說,那都是能帶來質變的輻射。
周英耀甚至一度爲楊銳而遺憾,他要是年齡再大一點的話,憑着這股子風,說不定都有資格做中國駐瑞典大使,直接正廳級起步。
當然,周英耀知道這只是一種遐想,而且,隨着他對pcr的瞭解增多,他也覺得,讓楊銳來瑞典當大使,根本就是浪費。
這種複雜的情緒,讓周英耀面對楊銳,就像是面對領導人一樣。
“今天不知道具體情況,如果要探討pcr實驗室的建設的話,估計會回來的很晚,你們就不要等我了。”楊銳開口說話,周英耀立即聚精會神起來。
“您放心做您的事,我們就在外面等着,多晚都行。”周英耀笑笑,又道:“現在的瑞典治安不能說太好,還是有備無患爲妙。”
楊銳遲疑了一下,點頭同意了。
從社會安寧的角度來說,1986年2月以前的瑞典,和1986年2月以後的瑞典是兩個國家。
1986年2月以前的瑞典,首相出門都是不帶警衛的,帕爾梅每天上下班,或者晚飯後遛彎,身邊都不要帶保鏢。帕爾梅與妻子去市中心裡逛街、吃飯,都與平常人一樣,自己開車,自己走路,並不要任何人的陪同。
瑞典人對此也習以爲常,他們認爲瑞典是極安全的國家,並以之嘲諷美國。
直到一聲槍響,帕爾梅在斯德哥爾摩市中心的一條平靜的街道上被人槍殺。
瑞典人失落之級的描述那個瞬間:“首相被殺害的時候,我們還是一個單純的,聖潔的國家……‘田園詩般的理想國’,突然就被拋進了如此嚴酷的現實中去了。”
在楊銳看來,這或許也是dna鑑定在瑞典得到了超乎尋常的支持的原因之一。
整個80年代,由於大量移民帶來的社會問題,深刻的改變着瑞典,首先改變的就是它的治安狀況,大幅度提升的犯罪率,令這個只有900萬人的國家焦躁不安。
pcr實驗室,不啻於一個美妙的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