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〇、山色江聲共寂寥
各省諮議局聯合會在《宣告全國書》中評價“皇族內閣”是“名爲內閣，實則軍機”，可謂一語中的。孫元起在這擴大版的“軍機處”裡，儘管不是最年輕的，但絕對是資歷最淺的。
1901年底，孫元起協助學部大臣張百熙處理重建京師大學堂事務，從而被授予正七品銜的國子監博士廳博士、京師大學堂副主辦，自此踏入仕途，到1911年5月以學務大臣入閣，前後共用了十年時間。這傲人戰績，被楊度贊爲“十年間由入仕而入閣，升遷之速，舉世無比”。
不過，這也得分和誰比。要跟載洵比起來，那就是人比人得死，貨比貨得扔。
出生於1885年的載洵是如今內閣中最年青的大臣，比孫元起小了足足九歲。別看人年紀輕輕，可人家投胎投的好啊，作爲光緒皇帝的弟弟，兩週歲時（1887）年便被封爲不入八分輔國公，從此以後便一路青雲直上：四周歲（1889），晉輔國公；
五週歲（1890），晉鎮國公；
十七週歲（1902），襲貝勒爵；
二十三週歲（1908），加郡王銜；
二十四周歲（1909），任籌辦海軍大臣；
二十五週歲（1910），任海軍部大臣；
二十六週歲（1911），入閣。
人家載洵還在吃奶的時候，就進入體制內。參加革命工作，享受副處級待遇。那時候孫元起還生長在改革開放的春風裡，沒想到以後會穿越呢！等孫元起加入穿越大軍來到清末的時候，人家十三歲娃娃便是副廳級的鎮國公。等孫元起開始在官場打拼的時候。剛成年的載洵已經子承父業，榮升副部級。這怎麼比？所以孫元起每次看見英姿勃發的載洵，都會心生感喟：投胎是門技術活兒啊！
正如卞之琳《斷章》中所言“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孫元起有些嫉妒載洵，一羣五六十歲的老官僚也對他嫉妒得發瘋：不就是認了一個做大學士的叔祖麼？
既然資歷淺，又招人嫉恨，所以孫元起知道自己進入內閣之後。便愈發低調，簡直比初進賈府的林妹妹還文靜幾分，準備老老實實地做好“挑簾軍機”、“舉手常委”。
第一次內閣開會，孫元起按照楊度的指點。特意趕了個大早，老老實實站在外面恭候諸位同仁大駕光臨。片刻之後，便看見三位五六十歲的老頭聯袂而來。孫元起還沒來得及打招呼，其中稍微年輕一點的官員便高聲問道：“是學部孫大人吧？”
“正是孫某。”孫元起連忙鞠躬抱拳：“初次見面，請諸位大人多多賜教！”
那人哈哈一笑：“孫大人太客氣了！來、來、來。我給你介紹一下，這位是內閣協理徐大人，這位是郵傳部盛大人，敝人樑敦彥。字崧生，忝爲外務大臣。”
相互見禮後。徐世昌若有所指地說道：“如今國事孔亟，內外多難。我等臣工正當同心協力，戮力爲國，不可自生罅隙，免得讓別人看輕了去！”
孫元起暗自尋思：徐世昌的意思，是要內閣中的四位漢人大臣緊密團結，不被滿清皇族各個擊破？還是他把自己看成是袁世凱一系，暗中點化自己？
沒等孫元起鬧明白，徐世昌便昂然進入會議室，盛宣懷緊隨其後，倒是樑敦彥落後一步，低聲問道：“孫大人，有沒有聽唐介臣（唐國安）、詹眷誠（詹天佑）提起過樑某呀？”
孫元起馬上醒悟過來：“樑大人也曾在耶魯大學求學過？”
樑敦彥點點頭：“不錯，樑某是首批留美幼童，曾在耶魯大學學習法律，只是尚未畢業便被朝廷急召回國，比不得孫大人名正言順。如果孫大人不嫌樑某唐突，樑某便稱你爲‘百熙學弟’，覥顏自稱一聲‘學長’，如何？”
孫元起馬上識趣地拱手行禮：“元起見過學長！”
兩人客氣一番，樑敦彥接着說道：“既然有同學之誼，自當同氣連理。如今在官場中的耶魯同學，除了你我二人，還有外務部右丞唐介臣、郵傳部左參議詹眷誠、滬寧鐵路管理局總辦鍾紫垣（鍾文耀）、北洋大學督辦蔡述堂（蔡紹基）、海軍部駐滬一等參謀官徐季程（徐振鵬）等人，什麼時候大家聚聚？”
“元起隨時恭候諸位學長！”孫元起擺低了姿態。
就這樣，清末民初政壇小有名氣的“耶魯中國校友會”在兩位內閣大臣閒談中有了最初的雛形。
孫元起很快發現，自從當上學務大臣、入了內閣之後，說話明顯管用許多，以前經常出現的陽奉陰違現象呈數量級下降。受此鼓舞，他全副身心撲在學部，按照後世的學校制度，結合清末實際情況，對當前的教育機構進行大刀闊斧地改革：
一方面是在學部自身機構，按照管理範圍重新分爲基礎教育、高等教育、職業教育、師範教育、社會科學、科學技術等部門；
一方面是對於全國學校佈局，提出“以提高學生素質爲手段，以滿足社會需求爲導向，以完善學科體系爲目標，重點發展職業教育和科學教育”的口號。
對孫元起的這些舉動，楊度和張元濟都有些不滿。
在楊度看來，是因爲孫元起剛入內閣，應該保持低調，至少現階段不能鋒芒畢露。君不見，隔壁日本國搞君主立憲，內閣總理和大臣變動速度比iphone換代都快！你要是太囂張，沒準哪天就會被人踢出內閣！萬一是惹惱了攝政王載灃，以後別說當選總理大臣。就連再入閣都難了！
京師大學堂前任總監督劉廷琛在孫元起出任學部尚書的時候就主動辭職，接任的便是張元濟。張元濟不滿的主要是孫元起的教育方針。在他看來，中國最要緊的應該是普及初等教育，讓更多的少年兒童脫離愚昧。即便退而求其次。也該是發展師範教育，提高全國的教育水平。最次最次，那也應該發展高等教育，提升國人在世界上的影響力。“重點發展”職業教育，職業教育有什麼用？
孫元起卻知道，根據學部奏報的第三次教育統計表，在1909年各省在校學生達163萬人，其中絕大多數是中小學生。儘管這距離學齡兒童全部入學的目標還差得非常遠。但足以表明各地士紳對於興建中小學的強烈興趣，毋庸國家重點關照。而且隨着華興銀行開業，經世大學能支配的資金更加豐裕，給蔡元培撥付了更多的經費。讓他在全國範圍內興辦經世大學附屬學校。
至於師範教育，是庚子國變以來的發展方向，經過十年的努力，已經成績斐然。而高等教育，現階段需求並不強烈。出國留學是個不錯的選擇。
只有職業教育是現階段教育的短板。
職業教育多好啊，一來培養的學生畢業之後直接可以進入工礦企業，避免出現“畢業即失業”的狀況；二來可以破解目前中國工礦企業工人技術含量不高，限制工礦企業發展的瓶頸；三是有志向的學生可以在工作中繼續鑽研。實際解決工礦企業生產生活中遇到的難題，推動技術進步。
爲了表示學部對職業教育的重視。孫元起身先垂範，依靠北平鐵廠。在經世大學附近成立了水木工業學校，聘請沈鳳銘、劉慶恩等人分別出任校長、老師，專門負責研究採礦、冶鐵和兵工技術。
孫元起實在太忙，每次內閣開會，能請假就請假，不能請假就只帶耳朵不帶嘴巴，來個徐庶進曹營——一言不發。
戊戌變法、庚子國變時期，孫元起想改變歷史走向，可惜有心無力；如今保路運動蓬勃發展，作爲內閣大臣，完全有能力改變歷史走向，卻又變成了有力無心，眼睜睜看着清政府一步步走向死亡的，其間也見識了許多歷史的陰暗面。
現在我們談到保路運動，總會說清政府賣國無能、殘忍血腥，屠戮無辜羣衆，殊不知暗地裡“革命同志”也做了不少齷齪事，有些手段甚至非常下作。
比如9月7日，四川總督趙爾豐爲了避免矛盾激化，便以開會的名義，在衙門裡軟禁了保路運動的激進派羅綸、鄧孝可、江三乘、王銘新、張瀾等人。這些鬧事的頭頭以爲趙爾豐要對他們下毒手，便詐稱“趙爾豐已經將保路運動之士紳全部殺害”，鼓動成都市民扶老攜幼，手捧光緒帝牌位和清香奔赴衙門抗議請願。
就像後世所有的“愛國運動”一樣，期間難免會出現燒殺劫掠——在趙爾豐的奏章裡，是這樣寫的：“兇撲督署，肆行燒殺，並砍傷哨弁等數人。”——這些行徑是愛國人士所爲，還是壞人混水摸魚？是愛國行動的一部分，還是犯罪行爲？政府派兵制止是媾和賣國，還是正義之舉？誰也說不清。總之，政府兵勇和抗議請願的民衆發生了劇烈衝突，導致三十二人死亡，史稱“成都血案”。
血案的結果很奇特：次日黎明，衙門證實被捕諸人未死，民衆散去。也就是說，保路運動激進派的首領發現趙爾豐只是軟禁自己，並沒有加害的意思，便讓大家各回各家各找各媽去了。至於之前放出的謠言、謠言造成的混亂、混亂造成的死亡，都與革命義士們無關了。而被槍殺的32名民衆，是鬧事的歹徒，還是殺人的兇手，抑或無辜的百姓，誰也懶得去考究。歷史課本只會這樣寫道：
清廷劊子手趙爾豐屠殺了32名成都愛國民衆。
血案發生之後，同盟會會員龍鳴劍迅速出城，和幾個同志把木頭鋸成小木片，上面寫着：“趙爾豐先捕蒲、羅諸公，後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然後把木片塗上桐油，投入河中。——這像不像如今在網絡上發匿名帖、在微博裡爆料？——血案發生之後，只要趙爾豐不傻，他最該做的就是穩定局面，而不是去剿滅四川各地。可誰會相信政府呢？大家明顯更喜歡這些帶着某種危險性的謠言。於是木片隨水漂至各地，義軍聞聲而起。
太祖在1927年3月《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說過這樣一段話：“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也就是說，革命並不是課本上描繪的那麼光輝燦爛，裡面有謊言、有欺騙、有陰謀、有着世界上最骯髒的東西，只是革命成功了，這些陰暗面會被塗上一層光鮮的色彩，巧妙地加以掩飾。
天下已治蜀未治，天下未亂蜀先亂。四川一亂，清廷趕緊調兵入川平叛。
在清末，有兩處新兵是最有名的，一處是袁世凱調教的北洋軍，另一處則是張之洞麾下的湖廣新軍。朝廷自然也不會忘記，此次調兵的重點便是武漢的新軍。
張之洞在湖北擔任總督十多年，傑出貢獻除了發展工業，就算編練新軍、推廣教育，後兩者正是革命的溫牀。本來新軍在保守的官僚帶領下，對革命還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等新任湖廣總督、頑固派瑞澂帶着部分新軍前往四川平亂的時候，空虛的武漢三鎮立即就成了暴亂的源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紫禁城的黃昏終於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