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州委討論之後，我們決定動用手上一切的宣傳資源，對工人們灌輸您剛纔所說的這些概念。
但這個宣傳策略在實行上出現了一些困難，成效也不是太好。主要還是因爲我們沒有實際的例子，證明他們的勞動和戰況有直接的關係，也不能有力地證明怠工對戰爭帶來的負面影響。
除了缺乏例子以外，這還有可能是因爲我們的宣傳方針出現問題，但我看來，宣傳和灌輸概念其實是不夠的，同時還要做好監督工作。
但是在監督上，怠工的標準並不統一，大型工廠的生產標準也很難在個人層面進行量化，部分領導幹部爲了避免人才的流失，避免冤枉好人，破壞領導與工人之間的關係，就採用了較爲寬鬆的標準。
而現在的工廠，大部分都能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制定的生產目標，達到了數量上的要求，這就給了一些領導幹部們提供了放寬監督標準的理由，也爲部分懶惰的工人提供了怠工的理由。”
曼圖洛夫露出了欣賞的笑容，這個克拉斯諾亞斯克邊疆區黨委書記也是有點水平的嘛，畢竟在斯大林的時代能混到這些位置的，都不是一般的人了。
實際上，這個庫拉科夫根本就不是一般的人。
他和曼圖洛夫一樣，都是在1938年，以二十多歲的年齡，當上了地方黨委的第一把手，成爲了克拉斯諾亞斯克邊疆區黨委第一書記，是全蘇聯最年輕的的邊疆區委第一書記。
本來，按照歷史發展的話，庫拉科夫會是聯共（布）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裡，第二年輕的中央委員（最年輕的的是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黨委第二書記斯托雷哲夫，27歲）。
但在這個時空裡，隨着曼圖洛夫和契爾年科的加入，庫拉科夫的排名就掉到了第四。算上卡蒂婭這個候補委員的話，那就跌到第六了。
也正是因爲曼圖洛夫的出現，使得中央過分關注新西伯利亞這邊的蓬勃發展和優秀政績，重點派人觀察新西伯利亞這邊年輕有爲的幹部，而忽略了對隔壁克拉斯諾亞斯克邊疆區的考察。
如此一來，使得庫拉科夫沒能被中央選爲監察人民委員部的一個主任，而是把新西伯利亞州黨委第二書記提拔了上去，既讓一個新西伯利亞出身的地方幹部升到了中央，也保住了庫拉科夫作爲一方諸侯的地位。
“庫拉科夫同志，我覺得我們在媒體和宣傳上，應該多點報導前線戰士的英勇作戰事蹟，最好指出這些戰士使用了哪款裝備，或者駕駛哪款坦克，哪款飛機，將這些事在生產相關裝備的工廠裡傳播開來，讓工人們知道自己生產的這些產品所具備的價值在哪。
同時，也要報導一下一些部隊因爲裝備和彈藥不足的關係，而被擊退，甚至是被消滅的事情，讓工人們知道裝備和彈藥數量不足的後果，督促他們積極生產，否則就會導致更多的部隊因爲裝備或彈藥不足的緣故而被消滅。”
曼圖洛夫說得倒是輕巧，但這又帶出了另一個問題。
其實，庫拉科夫早就想過這一點：“曼圖洛夫同志，您說的這些我們克拉斯諾亞斯克邊疆區黨委的同志也提及過，但我們缺乏相關的材料，所以最後並沒有得到落實。”
“放心吧，庫拉科夫同志。我們紅軍總政治部會盡量給你們提供足夠的相關材料。當然，這些材料不能涉及包括我軍部署在內的軍事機密，所以大部分能提供材料都不是最新的，當中調到的故事都不是最近這段時間發生的，希望你們能夠理解。”
庫拉科夫這纔想起了曼圖洛夫還兼任着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如果紅軍那邊肯幫忙提供材料的話，這宣傳灌輸的工作就更加好辦了，但監督方面的問題怎麼解決？“感謝紅軍總政治部對我們提供的幫助，那麼，監督上存在的問題應該怎麼應對？”
“庫拉科夫同志，剛纔您也說了，現在監督不力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爲監督和懲罰標準不統一，這樣的話，我們就需要制定一個統一的標準，將監察機制和懲罰機制統一化。
但將標準統一了，將監察和懲罰機制統一了，那是不是代表問題能夠得到解決了呢？在我看來，這是否定的。
因爲監督不力的根本原因，其實就是在於負責監管的領導身上。正如您剛纔所說的，部分領導因爲擔心人才流失，擔心領導和工人之間的關係受到影響，於是都採用了較爲寬鬆的標準。
如果將標準統一化了，領導懲罰的時候就會有根有據，按照既定的標準，將發現怠工的工人進行懲罰，這就不存在什麼標準寬鬆的問題了。
但如果某些工廠的問題根源是在於領導懶惰，不願意去監察，甚至是故意包庇某些怠工工人呢？即使標準有了，這些領導會不會故意包庇某些人，故意看不到有怠工現象的存在。會不會看見之後故意不處理？”
“的確有這種可能性，但無論如何，我們都要相信自己的同志。”
“沒錯，我們是要相信自己的同志。但有一些人揹着共產黨員的身份，掌握着一些權力，卻不想着爲人民做事，心裡根本就沒有黨。這些人能算是我們自己的同志嗎？
對於這些人，我們必須要嚴懲，如果我們能夠百分之百地肯定所有工廠的領導都不是這樣的人，那當然最好，但如果真有這樣的人，那該怎麼辦？
所以，我們應該不定期地派人到工廠裡進行巡查，而且這些人也要以另一個身份進入工廠，以保證巡查具有突擊性和隱秘性。但這個方法的成效，還有待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