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行至城下，趙昺向城頭瞭望，城上戒備森嚴遍插旌旗，不但有士兵固守，也有往來不斷巡邏的馬隊，而城門緊閉，吊橋拉起。城下的護城壕通過兩湖與長江相連，雖已經到了枯水期，但壕中的積水仍灌滿了多半個城壕，若想越過壕溝並不容易。當他們的船隊靠近時，城上的守軍立刻敲響了警鐘，不過片刻城頭上已經站滿了兵丁，向着船隊開弓放箭，釋放牀弩。
“不要理會，拉開距離迅速通過！”王猛見箭矢綿密，欲左轉向湖中深處躲避，趙昺言道。
“放下防護板，各炮做好射擊準備，航向不變，加速通過！”王猛立刻下令道。
隨着舷窗上的防護板落下，艙中頓時變得暗了下來，但仍然能聽到箭矢射在船板上發出的沉悶敲擊聲，應該說城池上配置的拋石機和牀弩對龍船還是有一定的威脅的。而前方便是南湖與長江相連的湖口，航道驟然收窄，若是反擊必然影響航速，還不如加快速度來的安全。
“真是欺人太甚，他們也居然攻擊我們！”王猛突然恨恨地道。
“不要理會，他們傷不到我們。”這一段水道要經城外的防浪堤邊通過，元軍在此派駐了兵丁依堤防守，並建有戰棚。聽了王猛的話，趙昺將舷窗上的觀察孔打開向外看去，便見守護長堤的元軍看他們過來也紛紛射箭，拋投石塊，而讓人恨的慌的是其中不少百姓竟也夾雜其中向他們扔石頭，一些人甚至爬到堤上高舉石塊向他們的戰船狠砸。
“陛下，這些刁民見王師到來不開城響應，反而助紂爲虐，待破城後定將他們一併剿殺！”文天祥看過去惱怒地道。
“文相不必動氣，何必與這些百姓計較，他們也許只是覺得好玩兒罷了。”趙昺笑笑對一臉戾氣地文天祥言道。
“陛下，他們既知是我朝百姓就不應附敵，而是奮起反抗暴元。可如今他們又做了什麼，不僅未做抗爭，反而助敵難道不該殺嗎？”文天祥聽到石塊砸在船頂發出的咚咚聲更爲氣惱的道。
“文相，爲穩定局勢，鎮壓一批叛臣是應該的，可若是一味靠殺戮來迫使百姓屈服，卻絕非上策，否則我們又與暴元何異？”趙昺聽了皺皺眉言道。
當初趙昺爲了震懾敵軍和淪陷區的民衆，曾在攻克廣州、泉州之後實施白色恐怖，將所有蒙元派駐的官員及附元的本朝官員全數處死，家財和女眷充官。復國之役開始後，爲迅速平復佔領的淪陷區，下旨鎮壓蒙元官員和叛臣及附敵者，不過爲防止濫殺，還是限定了條件。
在他主持的江浙地區，雖然也鎮壓了大批蒙元官員和漢奸，卻沒有發生擴大化，也爲涉及尋常百姓和普通商販。但是主持江西和廣西戰場的文天祥卻實施鐵血手段，不僅將蒙古人及色目人全部處死，並沒收了他們的財產。且將鎮壓政策擴大化，凡是與蒙元有牽連的普通百姓和商戶皆被列爲鎮壓對象，他們的土地被沒收，家產被充公，嚴酷的鎮反以致很多人逃亡，本地連合適的官員都選不出來。
文天祥之所以如此，趙昺分析這固然與其嫉惡如仇的性格有關，卻也和其這些年的經歷有所關係。當年他被排擠出朝，在劍南開府召集義軍抗元，起初一呼百應迅速聚起了數萬人。但是隨着蒙元兵力的增強，處境越發艱難，不少人開始脫離抗元隊伍，甚至投降元廷，使得義軍實力被嚴重削弱，導致失敗，其兵敗被俘。
另一方面是有關家事。文天祥有三個弟弟：文壁、文霆、文璋。其中文霆早卒；文壁小文天祥一歲，景炎年冬天元軍猛攻文壁駐守的惠州，擔任知府的他開城投降，小文天祥十三歲的文璋，跟隨文壁投降。兩年後的祥興元年，文壁輾轉到達瓊州，文璋則退隱鄉間不仕。
此後，文天祥脫險就任右相，行朝遷往瓊州。時人對此事多有摘指，哥哥那麼忠烈，弟弟卻做出了有損其英名的醜事。文壁上書朝廷請罪，並自辯投降的理由：其一，不絕宗祀，文天祥兩個兒子一個早死，一個於戰亂中失散，文壁把自己的一個兒子過繼給了文天祥；其二，文天祥母親身死他鄉，一直沒有安葬，需要舉靈柩歸鄉；其三，不同於元軍剛侵宋時的投降派，其降元之時，朝廷實際上已經滅亡，抗爭的結果只能使全城百姓跟着倒黴。
趙昺知道中國人面對英雄，在不斷的感動中，道德崇拜也往往升級。如果這種崇拜離開了本質，喪失了人性基本的理解和同情，就變成了道德綁架。有人覺得文天祥應該譴責弟弟們，可是相反他並沒有想人們希望的那樣做，對此事表示了緘默，讓有些人十分失望的同時，又對其進行譴責，作詩譏諷。
最後，趙昺拍板下旨革去文壁的功名，終生不得入仕了卻此事。但是文天祥承受了很大的輿論壓力和精神壓力。如今鐵手鋤奸既有痛恨的成分在內，也有擔心朝中有人再借此做文章，必定江西是其家鄉，所以矯枉過正將鎮壓行動擴大化。不過當下形勢已變，其若仍然如此必然會導致不良後果。
“陛下之意臣明白，但是他們遺忘舊朝，甘心侍敵，卻不敢憤而舉義，實乃做了韃子的順民，我們豈能輕易饒過，陛下不要過於仁慈。”文天祥指指長堤內帶着戲謔之意，看着座船狼狽的在狹窄的水道中左右躲避的百姓道。
“文相，弱肉強食乃是天道，他們爲了生存而不得不屈從，與那些食俸者又有不同，怎能同而待之！”趙昺有些煩悶，這些士人整日勸自己要實施仁政，可到了他們身上怎麼就鑽了牛角尖，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但他還是得耐心的講道理。
“吾看他們已然屈服，早已韃子等同，心中早無君父社稷，否則爲何笑看王師受辱而不自省。”文天祥仍然不忿地道。
“文相所言不錯，但也應理解，聚居於草市上的百姓多是升斗小民水上在討生活，還有商家靠經營爲生。現在兩軍交戰，他們船不能入江，便沒有收穫，一家老小就難以維持生計。同樣我軍圍城那些商家無法貨物販進，收購的也難以賣出。而此前雖受到韃子欺壓，卻還能勉強果腹，可如今斷了他們的生路，自然對我們不滿，纔會有過激的行爲。”趙昺知道嗆着火說只能是更爲激發文天祥的憤懣，將談話引向極端，所以只能換個方式。
“陛下所言不錯，當年臨安陷落之日，城中百姓無不痛哭流泣，太后及先帝北狩之時，滿城百姓出城十里相送。怎奈朝廷不存，那些小民又能如何？也只能忍受韃子的欺壓和盤剝，即便有心反抗，可與如狼似虎的敵軍相比無異於以卵擊石！”謝枋得嘆口氣言道。
“此言不虛，國破之前朝綱不振，奸臣當道，官員貪腐，苛捐雜稅多如牛毛，而百姓辛苦一年竟難以果腹。此外兵丁如匪，沿途強拉伕役，騷擾百姓，**擄掠無所不爲，甚至惡於韃子，見王師如避瘟疫，舉家出逃。有悍勇者結寨自保對抗官軍，更有人見韃子到來，強開城門，捆綁地方官員，迎韃子入城……民心向背已是昭然若揭！”謝翱皺皺眉痛心地道。
“君不仁，則民不愛。不該將這些過錯一味的推到百姓身上……”趙昺嘆口氣道。
行朝在瓊州逐漸穩固時，每每有官員往來於兩岸，回來後趙昺爲其江南形勢，皆稱淪陷區除了極少數甘心附敵的叛臣、漢奸外，廣大的農民、手工業者，士人及其他愛國人士，基於民族大義，爲迎回皇帝恢復河山，紛紛自發或是有組織的投入抗蒙的鬥爭中，只要皇帝振臂一呼便會有萬千百姓舉義來投，王師所至簞食壺漿來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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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這種話聽得多了，難免會相信，但是趙昺卻非那麼好糊弄的，再者有事務局的探子們傳回的真實情況，使他能夠了解到江南的真是情況。他以爲淪陷區存在的民間社會與入侵者之間的關係，並非絕對黑白分明的漢族與異族入侵者的對立，而是具有相當程度的曖昧性。百姓亦非界限分明的愛國與賣國，應該是處於兩者之間的‘灰色地帶’。
不過這種現象並非到瓊州後才知道，而是早在由甲子鎮赴瓊的途中，攻克廣州時就有所發現。當時這一地區已經兩易其手，頻繁的戰爭和掠奪讓經濟基礎遭到了破壞。但是他發現泉州淪陷後，最先恢復的往往是商業，按說廣州本就是以商業立城如此也並不奇怪。可趙昺發現如此現象並不僅是爲滿足民衆日常生活品的需求，而是當時經商已經成爲很多人唯一的謀生手段。
戰爭造就了大批的無家可歸者和失地的百姓及破產的手工業者。趙昺卻在市場上看到的除了傳統的貿易產品外，還有許多諸如衣服、被褥、布匹、餐具、傢俱、花瓶、銅器等等二手生活用品，不難想象其中會有少量的爲生活所迫而出賣的自家物品，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些物品大部分都是來自雙方士兵或暴徒劫掠而來。或許大多商販只是爲了生存被迫經銷，但至少說明道德自律的傳統已然崩潰。
在貨源阻滯的現實面前與生存優先的法則下，對上述行爲道義層面的要求或許不宜過高，但如失去這兩個前提特別是以嫁禍他人或危及他人生存爲代價的商業活動，就沒有任何可諒解的餘地。這足以說明商人的逐利本性既不會因環境的變化而改變，更不受民族大義觀的制約，此亦表明即使是戰爭和苦難也不足以改變他們追逐利潤的內心，與蒙古人合作也就不足爲奇了。
如果說這些行爲因發生於社會秩序極度混亂、商販羣體魚龍混雜的淪陷初期不具代表性的話，那麼在帥府軍退出廣州後，蒙古人迅速接手了政權，並立即着手對這裡的國際商貿活動進行恢復。爲規範廣州的商業活動以便收取稅賦，元廷對商家重新審覈登記併成立行會，他們的行爲按說應能夠真實地反映其民族立場。
而趙昺看到的只是貪婪和逐利，囤積居奇、黑市交易和走私販運成爲商業活動的主體，正常的市場交易也因商人擡價與反限價受到嚴重影響，表現出濃厚的投機色彩。當然這也與蒙古人的掠奪政策有關，他們爲了得到更多的利潤以行政手段和特權強行徵收高額的賦稅，造成淪陷區物資匱乏、貨源緊張，不僅未起到穩定經濟秩序的作用，反而激活了商業投機和走私買賣。
接下來幣制轉換與中統鈔的濫發，造成物價持續上漲並加重了貨源緊張局面，商人不得不採取囤積和反限價對策，竟出現銷貨之多者，反不若銷路之少者有利可圖的現象。面對持續上漲的物價和日益吃緊的貨源，商家不敢將貨物輕易脫手，即便出手也要在售價中加進下次進貨時的漲價部分，並因漲幅難測又要加保險係數。
如此輾轉相加，物價被進一步拉昇，卻無人顧及普通百姓的生活。簡而言之，淪陷廣州商人的投機活動，既有自保的成分，更不乏逐利的動機，趙昺唯不見他們對民族主義的考量。
若是說商人逐利，見利忘義，不足以說明這個問題。而士人歷來被認爲是社會中堅和民族良心之所繫，其立場和行爲具有重要的示範作用。他們之中在亡國之後其中有爲國殉道者有之，但是在節操的棄與守的大是大非這個問題上，在國之存亡之際，大多數人還是做出了共同的選擇，在守節和失節兩極間走向了灰色地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