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瓊州之戰雖然勝了，卻讓趙昺很有感觸。??蒙古兵死了也就死了，他們是爲自己的民族和國家而戰也算死得其所，奧魯赤等高級將領不管蒙漢也都如此，戰死和自殺殉國也是他們的本分；而那些江北漢人，說起來自石敬瑭割讓燕雲十六州給契丹，後又落入女真之手至今已經數百年，兩、三代人就足以改變一個民族的結構和信仰，他們死戰到底也說的過去。
讓趙昺氣憤的是那些江南漢人，南宋失國不過近年的事情，可他們卻已經墮落成蒙古人的幫兇。當然這也不能都怪在百姓和普通軍士身上，說實話宋末這幾位皇帝和史彌遠及賈似道一窩奸佞把老百姓折騰的夠嗆，各捐雜稅多如牛毛，連年的戰爭和軍將的貪墨、欺壓也讓軍兵苦不堪言，但趙昺以爲這也不能成爲他們背叛的理由。
可大宋不僅出了劉整、呂文煥、範虎臣這些叛臣，但也有江家滿門忠烈，李庭芝、還有那個應死沒死的6秀夫和文天祥等等留名青史的忠臣義士。爲啥會出現這種情況呢？說得直白點兒就是社會道德淪喪，百姓的是非觀念單薄，禮樂崩壞，主要責任當然是皇帝來負，任用不良之臣將有識之士被排擠出朝廷，打壓忠貞的士人所導致的，使得劣幣驅逐良幣，世風日壞，沒了廉恥之心。
趙昺以爲這也是每一個末世王朝的通病，此刻的漢文明從政治學意義上觀察，它是一種衰敗的文明。因爲作爲傳承幾千年的中原文明的主要敵人是來自於北方的遊牧民族，而他們與漢文明相比尚處於原始階段，所以原始蠻族沒有任何心理和政治負擔，他們會不顧一切地爲了搶劫和破壞向這種“先進”而又衰弱的文明動進攻。
由於“先進”文明的統治內部經濟結構、政治結構等的複雜性和聯動性，其力量反而四趨分散和消解，文明最終成爲“拖累”。而曠日持久的備戰和戰爭使“文明”的成本呈幾何級數放大，社會負擔越來越沉重，最終被簡單而又野蠻的力量消滅掉。
元朝平定南宋，混一南北，是中國歷史上的空前變局。以前北方遊牧民族曾經屢次征服華北半壁山河，卻未能平定江南，一統華夏。而元朝則是第一個遊牧民族所肇建而統治全中國的征服王朝。元朝的統一中國，一方面結束了晚唐以來四百年的分裂與擾攘，另一方面卻對中國—尤其是江南—的文化與社會秩序造成甚大的衝擊。
趙昺前世很小的時候就接受過中華民族的苦難史的教育，他知道在中原建立的異族王朝不止蒙元一個，還有女真、滿清，不過他們很快被漢民族同化，完成了文明的融合。可蒙元是個異類，他們的傳統文化與漢文化差距最大，因而對中原傳統尊崇也就最少。
蒙古人乍起之時，如同那些攀越雪峰的勇敢者一樣，他們盡其所能，使用全部的精力、氣力和智力。所以，他們把每次進攻都當作是邁向萬丈深淵前的一博。面對這樣的進攻者，又有哪個瞻前顧後、思慮多端的“文明者”能抵擋呢？這讓他們憑着快馬、強弓打遍天下無敵手，迅奪取了天下。
可在坐天下的時，蒙古人在漢文明這樣一個高級而又成熟的體制面前，使得統治者既無力使本民族產生更成熟的集體主義意識，又沒有展出更積極的個人主義精神，而是選擇了一種“戒備主義”和“實用主義”相結合的高難度統治方式。但是與漢文明的巨大的差距，最終讓蒙古上層貴族因爲自身能力方面的無法企及和對漢文明的借鑑產生了厭惡。
最終，蒙古人將這種厭惡又蛻化爲愚昧的、盲目的、不知就裡的仇視。他們既不能改造這種文明，又不能完全融入這種文明，能做的就只有摧毀了。在蒙古人滅金之際，華北地區遭受兵炙之害極烈，當地社會文化亦受到巨大破壞，以致漢族文人甚至有“天綱絕，地軸折，人倫滅”的毀滅感。所以後世人常說蒙古人險些將千年中華文明毀滅，也纔有了‘唐朝文化在日本，宋朝文化在朝鮮’之說……
趙昺作爲中華民族的一份子，又是歷史的親歷者，他覺自己有必要在維護中國文明的傳承上做些貢獻，絕不能讓小鬼子和棒子們以正統自居。另外他清楚一個國家的文化傳承，不僅反映出本民族特質和風貌，還能增強民族凝聚力，而中國的傳統文化正是以儒家文化爲內核。
另外趙昺前世還聽說過一個關於蒙元短命的說法於此有關。管理國家無非是政治、經濟和文化三個方面，對於來自北方大草原的蒙古人來說，經濟方面最容易被吸收和改造，政治居於次，而對一向內斂的漢文化最難吸收，當然包括，但不限於蒙古人，直至現代西方國家對說話喜歡說一半、藏一半的漢文化都難以接受。
而蒙古人最初的信仰是薩滿教，接觸到佛教後又轉投佛教，後來是打到哪信到哪，伊斯蘭教、基督教，在他們中都不乏虔誠的信徒，形成一個多種元素粘合而成的碩大無邊的統一體，可偏偏對高級的漢文化難以理解和吸收，讓他們選擇了酒精和美色與自暴自棄。文化的解體，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精神文面的格格不入，成爲元帝國只維持百年便滅亡的根本原因。
趙昺雖然對儒家的學說並不全部贊成，尤其是所爲的禮法，實在是太麻煩了，但不能否認其中的積極意義。古代孔孟倡導有條件的忠君觀念，有如孔子說: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人臣沒有爲一族一姓竭盡愚忠的義務。兩宋時代，此一觀念爲絕對忠君觀所取代，其形成與宋代君主**政體的強化相平行。
北宋司馬光倡尊君之論，認爲君尊臣卑，“猶天地之不可易也”。程朱理學更使君臣大義名分提升到近乎宗教的境界。二程、朱子皆視君臣關係爲綱常中最重要之環節，“君臣父子，定位不易”，是“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強調君臣關係一經形成，永不可變。即使朝代變革，亦不可改事他主，“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都反映絕對化的忠君觀念，爲朝廷守節遂成爲人臣應盡的義務。
不過趙昺也知道說教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有多少人做到又是另一回事。尤其是在歷代鼎革之際，亡國遺士們也會有思想鬥爭的，是應該高蹈遠引以期保全節義，抑是改仕新朝而求行道澤民？這是一個困擾歷代士大夫的普遍難題，也是史家文人鑑定古人忠奸的爭論焦點。而這個問題之所以爭論不休、難以取捨，皆因牽涉到儒家價值體系中“忠君”與“行道”孰輕孰重的大是大非。
在征服王朝取代漢族王朝的時代，此一間題更因牽涉到“夷夏大防”與“由夏人夷”而益形尖銳。事實上，在任何重大歷史變革的時代，都不免泥沙俱下，魚龍同現。面對外在環境不可抗拒的改變，每個人根據其政治理念、道德信仰與實際利益的輕重權衡而作出不同之反應。即便是漢族王朝相互取代之際，出仕行藏對士大夫而言已是一個不易取捨的難題。當下江南士大夫在出仕問題上尤其面臨到空前嚴峻的考驗……
趙昺看看堂上的6秀夫、文天祥和應節嚴三人，‘歷史’已經證明他們是大宋的忠義之士，或是自殺殉國，或是成爲烈士，或是孤忠芳節，歷來都是志士仁人仿效的榜樣，史家文士歌頌的對象，以致在一般印象中，烈士與遺民代表宋元之際巨大世變中江南士大夫反應的主流，而事實上並非如此，漢奸和搖擺不定者還是很多的。
“此次出兵廣西，朕以爲聲勢要大，要使我們大勝元軍之事廣爲人知，以堅定士人的信心，以防爲敵所誘，走上不歸之路。”趙昺見三人已經和自己統一了意見，便進一步闡明自己的意見道，不過也是暗自笑繞了這麼大個彎兒，也總算促成了此事。而對於能否促使蒙古人早日亡國，就當有棗沒棗先打它三杆子再說，反正多吸收些支持自己的儒士並非壞事。
“嗯，陛下所言正是，賊酋忽必烈擅於收拾人心，其做宗王時經略中原之事就曾詔軍中所俘儒士聽贖爲民的政策，靠着金國那些叛降的儒臣輔佐奪取了汗位，攻略我朝的鷹犬也皆是北人將領，而後又先後兩次下詔在江南諸路徵召儒林名士、大家入朝爲官，已有不少人或心甘情願，或是被脅迫前往大都，我們是應該採取些措施。”6秀夫點點頭言道。
“左相，據吾所知並非全是如此，在李璮之亂後，忽必烈殺掉與李璮有姻親關係的漢臣王文統，對漢人疑忌心6增。在奪取江南後不過年餘，其就以汰江南冗官爲口實，追奪宋朝舊官的告身，把大批我朝儒臣官員清理出去，即使留任也不過是學錄、教諭、學正、山長等微末官員，能謀一胥吏之職也十分不易。甚至將儒士與僧道之流並論，可謂斯文盡掃。”文天祥皺皺眉言道。
“先賢以爲‘尊王攘夷，嚴夷夏之防’，吾遊歷江南時曾見忠於我朝衆多的士大夫爲防止被韃虜強行徵辟不得不歸隱山林，其中不乏鴻儒大家，治國良臣，確應將他們召歸我朝，不爲敵所用！”應節嚴接着說道。
“嗯，朕對這些亦有耳聞，賊酋忽必烈爲求勝而採招降政策，降附官員皆優予高職。但是，元廷對南人極爲猜忌，而北方漢人對南人亦甚歧視，多方排擠，在江北之地各州縣居然沒有江南士子任職！”趙昺頷道，“不過有消息稱現在僞元太子真金監國，其喜愛漢學，信任儒士，正派人前往江南尋找飽學之士。朕擔心有心志不堅者會被其矇蔽，接受其徵召，爲其所用！”
“是啊，若是被敵先行得手，對我朝極爲不利，出兵廣西勢在必行，且宜早不宜遲！”6秀夫聽了明確表示了支持。
“好，既然都無異議，我們便着手安排出兵之事，就又6相統籌計劃！”趙昺立刻言道，他其實清楚真實情況要比三人說的要嚴重的多，而他們只怕也是裝不知道，顧忌顏面才一味有意淡化，畢竟他們也都是儒士中的一員。趙昺心知肚明卻也不能說破，過河拆橋，是帝王們常用的伎倆，更何況忽必烈本人是位不曉仁義禮智信的虜君。再有元朝用人取才最重家世，即當時所謂“根腳”。
此一“根腳”取才制，與唐宋以來中原取士以科舉爲主要管道的制度可說南轅北轍，大不相同。這導致元代士人，尤其是江南士人，在出仕問題上便極爲困難。這些昔日的天之驕子，文人墨客，一下子淪爲“賤民”，“武夫豪卒詆訶於其前，庸胥俗吏侮辱於其後”，書中再無黃金屋，書中再無顏如玉，聖人之徒，匠隸不如！
而即便能被安排到教職崗位的，也是僧多粥少，學錄、教諭、學正、山長等崗位數目有限，比起現在的兩院院士還要稀缺，且待遇卻極其低下，從山長考上府州教授，不過是準正九品的官。而大家都言七品算芝麻，不知這九品算什麼。
可是即便如此謀職也異常艱難，在元朝官吏貪污是常態，清廉反而是變態。吏道污俗，又要使上大把銀兩謀職位。總之，元初江南士人在仕隱問題上所牽涉的不僅是有無出仕的意願，而且亦是機會問題，並非都是自願的隱逸，實是姜太公釣魚，希望能以此提高自己的名望，以引起‘伯樂’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