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收復江南後，形勢雖然對趙昺有利，但是他也明白在政治上自己繼承皇位是得予流亡政府的擁戴，而非是正統的皇位傳承，且德祐帝依然活着，所以在有些人的眼中，他的皇位是有瑕疵的。財政上稅源隨着人口和地盤的擴大，定然會得到緩解，但是在經過蒙元殘酷的盤剝後也需要休養生息，因而也並不樂觀，更嚴重的是土地高度的集中化。
中國是傳統的農業社會，這個局面直到現代社會纔有所改變，而農業社會財政的根本問題就是土地和人。如此耕者有其田則是最爲理想的社會形態，也是歷朝開國者用來收買人心的口號，趙昺佔領江南後自然也希望能夠藉此獲得江南百姓的擁護和支持，並獲得穩定的財政收入，可他發現這卻不容易。
首先，由於自靖康之變後，大量北方軍民因戰亂逃亡到江南，許多北方的貴族世家也跑到南方來購買和霸佔土地，土地更加成爲稀缺資源。這造成了人多地少的現狀，產生了大量的流民。其次是蒙元侵佔江南後，權貴們大量掠奪土地，再加上宋朝不抑土地兼併的政策導致田地集中到官僚世家的手中，難以進行土地的再分配。
蒙元佔領江南後，只是將此作爲自己的錢包和糧倉，並沒有實施有效的土地再分配，也就難以改變土地佔有結構。而宋朝當時實施優待士人的政策，官員不僅可以比普通人多佔幾十倍的土地，他們的土地還都是免稅的，同時包括他們的親屬，甚至還可以庇護一定數量的佃客和衣食客。
因此許多自耕農爲了逃避朝廷的稅賦，便將自己的土地掛名在官員名下，甚至將自己的土地白送，充當佃戶，進而形成了大量的逃戶。如此導致大量的佃戶就從依附於國家變成了依附於官僚和世族，他們在國家的戶籍上沒有登記，也不需要服兵役，只需要向他們依附的世族繳納糧食。
官僚世族階層的人數是有限的，但他們卻可以擁有衆多的“客戶”階層。當“客戶”階層人數一多，納稅的人就會大幅度減少。當佃客越來越多時，政府的稅收和兵源就都受到了影響。剩下的土地已經不足以養活整個龐大的官僚階層和軍隊。
趙昺佔領江南後，首先做的就是清查土地和人口，來作爲課稅的依據。而當時就有人提出，這麼早清查戶籍和土地不妥，因爲當年秦朝正是因爲建立了嚴密的戶籍制度來防範百姓，徵收嚴苛的稅，所以百姓才拋棄了他們。我們應該反其道而行，不要建立嚴密的戶籍網絡，也不要干擾人民的生活，讓他們安樂。只有人民安居樂業，政府纔會富足，否則，登記戶籍和土地也沒有用。
趙昺知道這些人的意圖是想保留自己的特權，並恢復失去的土地權屬關係，最重要的還是希望利用士人集團來統制整個國家。但他卻不是這麼想的，皇族在蒙元的鎮壓下已經是所存無幾，導致自己在江南的根基不深，且他不想被士人集團挾制，重新陷入權力鬥爭的漩渦中，那就必須打破固化的國家結構。
因此在制定財政制度時，趙昺藉口由於江南戰亂，土地多次易主，已經難以恢復前朝的土地權屬關係。因而在朝廷重建制度的時候，趁機將權力收緊，而他也算是以武力打天下的，決定了行政效率要高，趁清除蒙元勢力和漢奸的機會，彈壓了諸多地方豪族及世家，沒收了大量的土地，爲朝廷統一規劃土地進行分配打下了基礎
爲了能夠順利清查人口和土地，趙昺打破了千百年間以丁授田的慣例，實施按口授田和官民一體納稅的方式分配土地，從而使諸多逃戶重新入籍，並脫離官員和世家的控制，重建社會體系。其實這種辦法類似於朝三暮四的故事，將女子納入土地分配的範圍，並取消了丁稅，看似增加了人多地少的矛盾，其實卻也增加了稅源。
爲了穩定人心，讓民修養生息，趙昺又實施了輕稅薄賦的政策，使得朝廷的財政收入減少。因而有朝臣提出利用公田實施軍屯，從而解決軍糧供應問題，但是他知道軍隊參與經營必然會產生腐敗，導致戰鬥力的下降。且軍屯在和平時期總是表現得效率低下，這種帶着國有企業成分的屯田制度由於無法激勵人們生產的積極性，成爲產量的拖累，也引起了社會的普遍不滿。且一旦軍事目的達到，屯田要麼改爲私田，要麼逐漸被廢棄。
爲了解決軍糧和地方財政開支，趙昺的主意就是將沒收的土地變成公田，並招募大量流民耕種土地，實施民屯。按照政策，屯戶可以長期租賃公田，如果屯戶自己有牛，種地的糧食就和朝廷六四開；如果屯戶沒有牛，由政府提供牛，那麼種出來的糧食就要與朝廷五五分。
同時朝廷則保證屯戶們除了田稅外不再繳納其它雜稅，也不會強制服兵役和徭役，從而使得屯戶的生活反而比普通的農戶還要舒服。爲了解決生產上的問題，朝廷還出臺政策鼓勵人們學習技術，利用農閒發展手工業和養殖業，賺了錢之後就可以購買牛和生產工具，還獲得了肥料，大幅度提高耕種效率。
良好的收益，使得屯戶生產熱情提高，爲了多生產糧食自覺的參與到興修水利和改造農田等基礎設施。而朝廷不僅可以保證了軍糧供應，獲得了穩定的肉食來援，還將這些百姓歸於朝廷的直接統治之下，並獲得他們的支持，使得士族難以再操控民輿。
由於這套制度是全新的，沒有盤根錯節的利益衝突，也沒有無法化解的社會結塊，立刻顯示出巨大的優越性。所以無論是民屯，還是按口授田政策的實施，即使在實施輕稅薄賦的政策下，糧食的生產還是獲得了大幅度提高。雖然朝廷看似並沒有得到什麼實惠，但是民間還是存儲了大量的糧食代售，如有需要只要有錢就能買到，這也是趙昺並不爲官倉糧食儲糧不足擔心的緣由。
除此之外，趙昺知道來錢還是需要發展海貿，這不僅填滿了他的錢包，其實對國家和百姓也都是有利的。朝廷可以獲得大量的關稅和商稅，並得到鉅額金銀的流入作爲發行貨幣的準備金，從而保證幣值的穩定。而對外貿產品的需要大量增加，也必然會產生引導作用，促進了陶瓷業、紡織業和製茶葉、造船業的繁榮。
經貿的繁榮同時也會帶動如餐飲業、修造業、運輸業等等相關產業的發展，並帶來大量的就業機會，使得失地農民獲得一份工作，緩解了江南人地之間的矛盾，對社會穩定也有着不可估量作用。
趙昺的一系列財政政策，雖然離“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倶豐實”還差的很遠，但是也踩下了經濟加速的油門，而貨幣作爲財富流動的介質需求量也會增加。所以他選擇在這個時機增發貨幣，並不會產生難以控制的通貨膨脹，卻可以通過政府購買繁榮市場，促進物資的再生產。
因而趙昺能夠從瓊州一個彈丸之地起兵取得一系列的勝利，也正是因爲在征戰的同時，走到哪兒都會發展經濟，保證朝廷可以獲得足夠的財政來支持戰爭。也正是他高瞻遠矚的氣魄，才使他能夠使國家獲得巨大的支持戰爭的潛力。
更重要的是，只有在財政上做好了充分的準備，才能在平定中原之後，仍然保持着政權的穩定性，而不是隨着開支的擴大，增加新的不穩定。對於趙昺來說，其實一場戰役的勝負，遠沒有完善的財政系統重要。即便此次北伐失敗，他依然能夠通過完善的財政系統迅速恢復元氣，繼續完成北伐大業。
反觀現在的蒙元政權，與趙昺幾乎同時繼承‘祖業’，他試圖利用手中的權力，進行政治改革強行採用漢法擊碎社會結塊，想盡一切辦法發展財政，試圖成爲最終的勝利者，卻只是碰的頭破血流。而這也正是因爲他雖然繼承了祖輩的統治權，同時也繼承了前朝政權積累下的諸多毛病。
政權內部結構盤根錯節，形成了巨大的慣性，使真金束手無策。讓他明白這樣的政權難以重新設計政治和經濟制度，只能在前朝的基礎上做些許的改變，只能是維持式的，承認現實採取修修補補的做法，其雄心勃勃的改革可以有藍圖，卻永遠沒有結果，最終也會發現一切只是徒勞而已。
所以趙昺以爲蒙古人的勝利可以說是一羣天才的勝利而非制度的勝利，他們一直無法有效的組織財政，再經過權貴和官僚的侵蝕，加上連年的戰爭引起的財政超支，已經埋下巨大的隱患。如今面對大宋的北伐，只能繼續騰挪着最後的資源，在財政的緊箍咒下掙扎着，但最終讓難逃分崩離析的命運，從這點來說趙昺已經是立於不敗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