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豆在戛納的展映獲得了相當不錯的評價.
影片從開頭到結尾運用了大量寫意，大片大片的紅色與青灰色形成鮮明對比，有如中國水墨畫，帶着濃郁的東方神韻.
在這絢爛的染布坊的色彩中卻是內容的沉重，影片中張一謀意圖抨擊罪惡的封建時代，和根植心靈的禮教思想.
特別是菊豆最後那把火燃盡染坊；燃盡罪孽；燃盡生命，正是想告訴觀衆：即使破曉未到，黎明的曙光也降臨了，一切都將結束。
這部影片具有一種希臘悲劇般的力量。在十年的時間跨度中展現了三代四人之間劇烈的情感衝突。他們各自痛苦的內心世界，他們彼此糾葛的愛恨情仇，他們與社會倫常的屈服和角鬥，其兩軍對峙般的驚心動魄實乃中國電影所罕見。全片從頭至尾緊湊異常，懸念迭起，其內在的張力和戲劇衝突如密集的雨點砸在每一場戲的每一分鐘，毫不拖泥帶水。
“菊豆想要表現的主題是女性在當時中國封建制度下的壓抑之下的喘息，在反封建意識上更令人深刻和令人深省，毫無人性的封建社會的遺毒不僅存在於每個人外部的社會軀殼上，還深深的紮根在那一代每個人的心中。
充滿性意味的偷窺被放大到緊張的程度，在中國人的基準人性中，因爲壓抑帶來的偷窺慾望一直很強盛，對他人的隱私的偷窺，對性的偷窺。抑的中國沒有變，壓抑中國的禮教沒有變，被壓抑的中國人也沒有變。“
張一謀在一次看片後的酒會上對這屆電影節的評委會主席貝納爾多·貝託魯奇如是闡述自己在電影中想要表達的思想.
作爲知名藝術片大導，雖然對中國的歷史不那麼瞭解，但是對於電影中的藝術思想貝託魯奇卻是隻看了一次就get到了那個點.
“是的，我看懂了張你想要表達的東西.菊豆和楊毫無疑問，他們都是健全的人，但卻早已經被吃人的禮教砍去了四肢，只能躲在橋下又或者是地窖中釋放彼此的愛與怨。“貝託魯奇很喜歡菊豆表現出來的一些東西，他沉吟了一下接着說道:“特別是在那個，我不知道該怎麼準確表達，就是那個一羣人在給孩子取名字的地方，那個地方還有在那個地方的場景，讓我莫名的就感覺到一股規則的味道.“
“那個地方叫秩序堂.在電影裡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象徵性的地點.“
就像俞伯牙與鍾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在和貝託魯奇交談的這短短時間裡，張一謀就彷彿是遇到了自己的鐘子期，貝託魯奇感興趣的每一個點都是張一謀自己心中想要表達的，想要拍出來給觀衆看的點. Wшw◆ т tκa n◆ ￠ ○
貝託魯奇的每一句話彷彿都搔在了張一謀的G點上.
就像秩序堂，電影中出現的這個地方是在位於徽州的黟縣南屏村取景的.
這個秩序堂分上、中、下三廳，下廳是吹奏鼓樂的地方，也可以搭臺演戲。中廳爲禮堂，可舉行祭祀儀式，上廳爲享堂，樓上放置本族的祖宗牌位。
祠堂高大威嚴，人處其間必產生敬畏之情。參加祭祀還有嚴明的規定，包括與祭人員要穿戴與身份相應的衣冠，祭品的定式等等.
通過參加這種場面宏大、禮節繁多的儀式，可以增強族衆對所在宗族的自豪感。有的家族還規定，年齡稍長之後的男孩子都要參加宗族內一些禮義和祭祀活動，以使他們從小掌握做人的規範，懂得各種禮節，形成特定的思維模式。
“在過去的中國，秩序堂或者說祠堂，往往就是族規的象徵，是一個家族精神教化的聖殿.
而這代表規矩的秩序堂就是封建禮教下對人性的最大禁錮的代表..
我想告訴觀衆的就是當這種規矩成爲一種規範，衡量的戒尺掌握在別人手上的時候，規矩就沒有感情可言了“.
對於自己的電影能得到貝託魯奇這位大師的看好，張一謀心中的高興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特別貝託魯奇還是這屆電影就的評委會主席，那是能個人就能決定金棕櫚歸屬的存在.
“張你對電影的把控比起紅高粱時候又更近了一步，你在菊豆裡表現的更像一位導演而不是攝影師了.“貝託魯奇稱讚道.
“是的主席先生.在《菊豆》之前我拍電影一直是站在攝影師的角度，不太重視調動演員，不太重視挖掘人物內心，更注重的是電影的整體風格、造型和視覺衝擊力。
《菊豆》雖然仍有“染布作坊”一類形式感的東西，但卻是我第一次把自己的屁股坐到了導演的位置上。“對於貝託魯奇能準確的發現自己在電影拍攝上的變化張一謀心中很是激動.
這說明，貝託魯奇對自己的並不單單是商業吹捧，而是實實在在的有關注過自己，關注過自己從紅高粱時候的不成熟到菊豆現在的進步的.
“沒錯.張你更像個導演了，你的變化很明顯，不但對於電影的把控更加到位，而且對於演員的調教也是進步非常大.“貝託魯奇笑着把話題從電影延展到了演員上.
“是的，主席先生說的沒錯.《紅高粱》中之所以能表現那種狂放的精神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男主角姜文的表演。
姜文是一個很有能力的演員，所以他演的那個人物就非常有光彩。反過來再看那時的鞏俐，就會發現我那時候的功力還侷限在只能提供給演員一個很好的造型與形象上.
僅僅兩年之後，鞏俐在《菊豆》中的表演就有了質的飛躍。
這就充分暴露出《紅高粱》時期我作爲導演還不會導演，對鞏俐這樣的新人我就無計可施，但是自己會演戲的姜文就幫了我的大忙。”
談興正濃，感覺遇到了知己的張一謀一點都沒有自曝其短的尷尬.
他感覺自己這次來戛納最大的收穫不是讓世界各地的人看到了自己的電影，不是在那麼多片商面前推銷了菊豆，他覺得最大的收穫是在這裡遇到了真正懂自己的貝託魯奇.
只是張一謀肯定沒想到的是，比起他電影裡想要表達的那種對封建禮教的控訴，貝託魯奇更感興趣的是他是如何把握電影裡那些或隱晦或直接的關於性的鏡頭拍攝的.
“張先生，你是如何掌控那些通過性來表達思想的鏡頭的尺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