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說不練假把式，光練不說傻把式，能說能練纔是好把式。想要一支戰力強悍的精兵，那就不是光靠訓練就能練出來的，實戰是非常有必要的一個環節。一個沒有經歷過實戰的新兵蛋子，永遠都是新兵蛋子，不論這個新兵蛋子當了多久的兵。
張寶不打算去攻城佔縣引起朝廷的注意，但他又希望可以通過實戰讓梁山的人馬得到成長的機會，這樣一來，梁山周圍的那些歹人跟惡勢力就倒了血黴。攻城佔縣目標太大，而那些歹人以及地方惡勢力的影響則要小上一些。
而且針對那些惡人，一來不會引起當地百姓的反感，二來也可以讓梁山人馬得到實戰的機會。惡人都是怕死的，因爲壞事做多了，就害怕會遭人報復，爲了保護自己，惡人往往就會糾集一幫惡徒在身邊。一般惡人都會想法設法與當地官府相勾結，從而讓受欺壓的百姓無處伸冤，只能忍氣吞聲。
但梁山這時豎起了“替天行道”的大旗，給了那些受欺壓的百姓一個伸冤訴苦的地方，那些惡人的好日子也就到頭了。以梁山爲中心，梁山上的兵馬得到了實戰的機會。各營輪流下山“替天行道”，一方面鍛鍊了麾下的人馬，另一方面也完成了“替天行道”的心願。
梁山上的大部分人之所以願意跟隨張寶幹這件會掉腦袋的事，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對大宋朝廷的失望之下，希望通過自身的努力建立一個理想中的“淨土”，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只是其中之一。
通過這些“替天行道”的舉動，梁山的人氣在周邊各郡縣的百姓中極速飆升，以至於許多受到欺壓的百姓不再想着去官府求告，直接跑來梁山腳下訴苦，請求梁山爲其主持公道。短短數月的光景，梁山儼然已經變成方圓百十里的小朝廷，大宋朝廷的政令基本在這個範圍內行不通，不過受此影響最嚴重的鄆城縣卻是一聲不吭，自打上任縣令時文彬叫張寶給“弄”走了以後，新上任的縣令就一直很低調，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把書來讀，除非必要，否則新縣令連縣衙大門都不出。
倒不是這新縣令不想有所作爲，而是經過上回張寶這麼一“鬧”，鄆城縣上下除了縣令以外，從都頭到差役，全被換了一批人。原來的差役不是因傷去職就是改行做起了別的營生，朱仝、雷橫兩個原來的都頭更是主動請辭攜帶家小離開了鄆城縣。鄆城縣距離梁山太近，可以說就在梁山的眼皮底下，張寶既然決定要在梁山“落草”，那就不可能允許朝廷的眼線距離自己這麼近。
新上任的縣令在發現了鄆城縣的現狀後也曾經想要有所作爲，可當他悲哀的發現自己已經是羊入虎口，叫天天不應，喚地地不靈的現狀後，他立刻理智的老實了下來。畢竟不管什麼人，命只有一條，買官的錢沒了可以再掙，可要是命沒了，那就真的什麼也沒了。
識時務者爲俊傑也！新縣令既然是個需要花錢買官的主，那就不用指望這人有多高尚的個人節操。在國家大義跟個人安危面前，新縣令毫不猶豫的選擇了後者。而且通過一段時間的適應，新縣令發現自己只要安分守己，那就沒人會對自己不利，這樣一來，他只要熬過了任期，以後調任別處也不是沒有把本錢撈回來的可能。
官場向來便有報喜不報憂的潛規則。上報地方不寧，這本身就是一個壞消息，無異於是告訴上司自己能力不足，治理地方不利。像這種不利於自己仕途的事情，自然也就沒多少人願意去幹。
欺上不瞞下，是地方官員維持地方表面太平的常用手段。只要沒有被捅出個天大的窟窿，能瞞則瞞，能拖就拖，不這麼幹的不是缺心眼就是傻子。
張寶能夠在梁山如此“自由自在”的行事，也是多虧了這些地方官員的不作爲。而在大宋的官場，無論是地方還是朝廷中樞，幾乎都秉承着這種做事規則。不到再也遮掩不住，沒人願意把壞消息告訴當今官家。後來的徽、欽二宗在處理外事時屢屢失策，與官場這種不成文的潛規則有着直接關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僅靠隻言片語跟自己的猜想來制定方略，能不吃虧纔是怪事。
當然此時的張寶要“感謝”大宋地方官員的這種不作爲，若不是這些做官的習慣“獨善其身”，梁山人馬也不可能像現在這樣來去自由，只要不攻擊城池，那大宋的官員就只當沒這回事。至於那些被梁山人馬收拾掉的惡勢力，地方官員忙着“接受”他們所留下的“遺產”，自然也就顧不上替他們找梁山報仇了。
明眼人一眼就看出了梁山如此舉動的危害，可問題是這些明眼人大多人微言輕，就算他們去官府報告，手握權柄的地方官員爲了多一些“大發橫財”的機會，也不會將他們的提醒當回事，有些貪財的甚至反倒將那些明眼人給下了大牢，爲的就是不想讓這些人妨礙了自己的發財大計。
但凡是被梁山人馬盯上的地方豪強，基本上都是頗有家資的。而梁山在將這些人家抄家過後，像金銀珠寶糧食馬匹一類東西能夠帶走，但像土地這東西就只能留在原地了。梁山人馬出兵一爲鍛鍊隊伍增加實戰經驗，二爲“替天行道”，滿足自己那顆燃燒旺盛的正義之心。但爲了避免引來朝廷的注意，攻州佔縣割據一方的事情，梁山是不幹的。
梁山人馬前腳剛走，當地官府後腳就跟着將那些“無主之地”收入囊中，重新進行售賣，從中牟取暴利。而像這種“雙贏”的局面，地方官員當然不希望被幾個“明眼人”給攪和了。
梁山的名氣越來越大，張寶的名號也開始在綠林道傳播開來，對於張寶這位半路出家的同道中人，江湖好漢大多是持謹慎的態度，既不主動上前親近，也不刻意表露出敵意。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梁山周邊的治安無疑是大宋境內最好的。原本在梁山周邊各山頭落草的賊寇不是被梁山作爲目標剿滅，就是忍痛“背井離鄉”，去別處發展，離梁山那幫“瘟神”遠一點。
在百姓的口中，梁山好漢儼然成了他們的“保護神”，比官府還親。而在那些落草爲寇的賊人口中，梁山好漢則成了一幫“叛徒”，自己“不務正業”不說，還干擾他們這些同行的“正常工作”。自己不搶還不許別人搶，連條活路都不給人留！
那些以佔山爲王，攔路搶劫爲生的山大王們對梁山十分不滿，可不滿歸不滿，奈何人家梁山實力強大，隨便出個一營人馬，就能夠將一座千人山寨掃平。別人家的山寨都是省吃儉用的苦心經營，可梁山……有個財大氣粗的寨主就是好啊。
有人曾經暗中計算過，通過樑山輪流派下山鍛鍊的人馬數量可以大致估算出梁山至少有三萬人馬，而且其中超過半數是騎兵。由於失去了幽雲十六州，西北的重要養馬場又多被西夏佔據，大宋一直以來便缺乏優良戰馬。
大宋朝廷爲了解決戰馬匱乏這個問題推出過“馬政”，但由於用人不當的緣故，這個政策如今已經形同雞肋，大部分優良的戰馬，依舊要向北地遼國進行購買。可遼人跟漢人混久了，也學得精明瞭，知道戰馬對戰爭勝負的主要性，所以對於戰馬出口一事，遼國看得很緊。販賣給大宋的戰馬多是次等，比不上遼國自身所用的那些優良戰馬，而在大宋境內的那些“寶馬良駒”，則多是通過非官方的走私途徑流入大宋。
既然是走私，那自然就不可能有多少，少則一兩匹，多則三五匹，而且價格上也是翻着輩的往上漲。物以稀爲貴，馬販冒着生命危險從北地走私寶馬良駒回大宋，那自然是因爲有着豐厚的回報，否則傻子才幹。而張寶通過做買賣的手段，在北地獲得優良戰馬的機會自然也就比旁人要多。而且自從讓阮小七率領北路水軍在廟島列島建立水軍基地以後，大宋與大遼的北方海運便算是開通了，張寶可以通過這條海上運輸線，繞過大宋與大遼的陸上關卡，盡情走私戰馬。
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這世上多的是貪財不怕死的主，這種亡命徒不光大宋有，大遼同樣也有不少。只要錢花到了位，那就沒有買不到的東西。張寶能夠在梁山建立讓外人看來近乎奢侈的騎軍，靠的就是那條海上運輸線。
張家水軍起步早，身爲家主的張寶又捨得往裡砸錢，結果就是如今的張家水軍就是大宋沿海的水上霸王。大宋也有水軍不假，但無論是兵員素質還是戰船優劣，都要差上張家一大截。就說阮小二率領的北路水軍鄰近的登州，那裡原本也是有大宋水軍的，可自打阮小二去了以後，那些以往在沿海耀武揚威的大宋水軍就集體慫了，除了在內陸河流中轉轉，就再也沒出過海。倒不是這些人明事理識趣，而是阮小二用血的教訓教會了他們，大海上兇險莫測，隨時有可能回不來，死無葬身之地。
張家有水軍的便利，也就意味着可以將與大宋隔海相望的各地的好東西盡數用到自家的身上。南洋有銅、倭國有銀，遼國有戰馬，這些東西集中到了張家的手裡，屬於張家的梁山人馬自然也就被武裝到了牙齒。與梁山人馬的裝備相比，大宋官軍的裝備也就不值一提了。倒不是大宋朝廷沒錢，而是朝堂諸公大多都覺得沒這個必要。常年的“花錢買平安”讓這些人誤以爲只要花錢就能永保太平，既然可以通過花錢解決外患，哪有何必再浪費錢在那幫丘八的身上。
主動將刀把子送到強盜的手裡……這和自尋死路沒多大區別。
張寶沒那麼天真，在後世那種信息大爆炸的大環境下薰陶出來的他，很清楚弱國無外交這句話的含義。無數血淋淋的現實提醒着張寶，強國的定義，第一條便是是否擁有強大的國防力量，仁義道德，那是在能夠自保的前提下所提出的，要不然說得再好聽也沒人聽你的。
人與人之間要講究個誠信仁義，但國與國之間，卻是實實在在的叢林法則。你弱，就活該受欺負。想不被欺負，只有兩個辦法，要麼自己強大起來，要麼找一個強大的做靠山。當然要是靠山也欺負你，你就只能生受着了，唯一的安慰就是至少欺負你的在數量上要比無依無靠時少一些。
張寶的內心其實並不相信什麼仁義道德，在他看來，那不過只是一些用來糊弄人的說辭。事實早已證明，一個國家信奉仁義道德基本上是不會有好下場的。比如春秋時的宋襄公，他就認爲仁義道德很重要，但結果就是他亡了國。而像漢高祖，唐太宗這樣的千古一帝，無論是成事前還是成事後，好像跟謙謙君子這個詞都掛不上鉤。
做人當然要做個君子，做個好人，但作爲國家掌控者，應該時刻牢記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爲了這個目的，個人的名聲應當拋諸腦後，不去計較。
張寶沒有那麼大的覺悟。做人嘛，當然還是希望做個別人眼中的好人，可當必須要進行取捨的時候，主意一定要正。
張家之所以能夠發展的如此迅猛，關鍵還是張寶知道在什麼時候自己要如何取捨。張家還弱小時，張寶需要通過討好權貴來爲張家遮風擋雨，而當張家可以獨立自主後，過去與權貴所建立的各種利益關係就要進行切割，一來是爲了避免消息的走漏，二來則是道不同不相與謀，與那些擁護大宋的權貴終歸不是一路人，快刀斬亂麻總好過藕斷絲連，糾纏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