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了一封信，邀請他參加一場辯論會，獎金10萬元一個好處，如果他獲勝，孔教就可能成爲國教；當然如果失敗，他的學說就會受到極大打擊，孔教將會被徹底排除到國教之外。
如果不是信後面的署名以及國務院專有信封的話，辜鴻銘一定會把這封信轉手扔進垃圾箱。不過署名是趙剛，也就說，這是一個值得爭取的時機，如果可以的話就能確定孔教的國家地位，這對於辜鴻銘來說十分重要。
辜鴻銘是馳名中外的文化怪傑。一辜鴻銘先生，已足以揚眉吐氣於二十世紀之世界。”“辜氏實中國文化之代表，而中國在世界惟一之宣傳員。”其評價之高並非無因。
1857年7月18，當辜鴻銘向着馬來亞的酷暑盛夏熱烈投奔而來時，這個熱帶南洋小島早已被英國殖民者佔據，改名爲“威爾斯王子島”。混血兒的體態，超凡的天賦，伶俐的言行，與衆不同的性情，使辜鴻銘深討英商布朗的喜愛。
布朗收其爲義子，並於1867年前後業做了周密、細緻的安排。十四歲那年，辜鴻銘以優秀的成績完成了義父爲他開設的各種課程，被送到德國學科學，不久考入萊比錫大學，獲土木工程文憑。回蘇格蘭後，又進英國古老的名牌大學——愛丁堡大學就讀。
在愛丁堡大學，辜鴻銘還堅持學習希臘語、拉丁文等。1877年二歲那年。他通過拉丁語和希臘兩門古語，以及數學、形而上學、道德哲學、自然哲學和修辭學等衆多科目地學習和考試。摘取了愛丁堡大學文學碩士的桂冠。爾後到牛津大學進修了一段時間，旋赴意大利、奧地利、德國等地遊學。
取得德國柏林一所學院地哲學博士學位(一說碩士)後，轉赴巴黎。數年間穿梭般求學於萊比錫、愛丁堡、伯明翰、柏林、巴黎等著名大學。辜鴻銘憑着自己的天才和勤奮，掌握了十來門外語，並獲得了包括文、理、工、哲等多科的十幾項文憑、學位，成爲一位學識淵博、滿腹經綸、能言善辯、筆走飛鴻、大器早成的青年學者。
如果是正常人的話，辜鴻銘一定會選擇在國外找一個高薪工作。然後舒舒服服的過一輩子。但是辜鴻銘沒有，他做了一個令人驚訝的舉動。辜鴻銘回到了自己地祖國，然後辜鴻銘進入了晚清重臣張之洞幕中，被委爲洋文案，辦理邦交諸務。
著名中國通、《泰晤士報》駐華記者喬治-莫理循雖然終生與辜鴻銘爲敵，但這位自負的英國博士卻由衷地說：“辜鴻銘的英語詞彙罕見地豐富，是一個語言天才。”辜鴻銘的語言天才堪稱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其英文造詣，皆推爲“中國第一”。
其德文水平也達出神入化之境。德國作家帕凱說：“辜鴻銘是我可以用地道的德語與之交談的第一個中國人。”在德國人舉辦的慶祝俾斯麥誕辰一百週年的聚會上，辜鴻銘即興用德語作了一個充滿激情的精彩演說，博得全場德國學者和紳士們心悅誠服地掌聲。至於法文、希臘等語，辜鴻銘使用起來也像公孫大娘舞劍一般順手。就連幾欲失傳的拉丁語。也不在話下
這樣一個人，接觸西學三十多年，結果他主張的是“中學論”，凡事都以中國爲最優。真是奇怪。
和他一同接到邀請的，還有一個名人-嚴復
嚴復（1853——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後改名復，字幾道，福建侯官人。少年時期。嚴復考入了家鄉地船政學堂，接受了廣泛的自然科學的教育。1877年到1879，~|英國留學，先入普茨毛斯大學，後轉到格林威治海軍學院。
留學期間，嚴復對英國的社會政治發生興趣，涉獵了大量資產階級政治學術理論，並且尤爲讚賞達爾文地進化論觀點。回國後，嚴復從海軍界轉入思想界，積極倡導西學的啓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論》的翻譯工作。他的譯著既區別與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於斯賓塞的普遍進化觀。
在《天演論》中，嚴復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地生物進化理論闡發其救亡圖存的觀點，提倡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自強自立、號召救亡圖存。譯文簡練，首倡“信、達、雅”的譯文標準。主辦《國聞報》。“與天交勝”在當時的知識界廣爲流傳。目前嚴復擔任北大校長之職，這也說明嚴復在思想界和學術界的令人信服的顯赫地位。
嚴復（1853-1921）字又陵，又字幾道，福建省候官人.
代史上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的“先進的中國人”之一。
在復法運動中，嚴復是一個反對頑固保守、力主復法的維新派思想家。他不僅著文闡述維新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而且翻譯了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的《天演論》，以“物竟天擇、適者生存”作爲救亡圖存的理論依據，在當時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是以今日要政統於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開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謂鼓民力，就是全國人民要有健康的體魄，要禁絕鴉片和禁止纏足惡習；所謂開民智，主要是以西學代替科舉；所謂新民德，主要是廢除**統治，實行君主立憲，倡導“尊民”。總之，“教育救國論”是嚴復的一個突出思想特點。
在滿清時代，嚴復疾呼必須實行變法，否則必然亡國。而變法最當先的是廢除八股。嚴復歷數八股的危害：夫八股非自能害國也，害在使天下無人才，其使天下無人才奈何？曰有大害三：“其一曰錮智慧”、“其二曰壞心術”、“其三曰滋遊手”。嚴復主張多辦學校，他曾論述西洋各國重視教育，對“民不讀書，罪其父母”的強行義務教育表示讚賞。
因爲中國民之愚智懸殊，自然不能勝過人家。基於這種思想，嚴復對辦學校是積極的。他除親自總理北洋水師學堂長達二十年外，還幫助別人辦過學校，如天津俄文館、北京通藝學堂等。嚴復要求建立完整的學校系統來普及教育，以“開民智”。
他根據資本主義國家的制度，提出中國的學校教育應分三段的計劃，即小學堂、中學堂和大學堂。小學堂吸收歲以前的兒童入學；中學堂吸收歲至21歲文理通順、有小學:=三、四年，然後升入專門學堂進行分科的專業學習.習好的聰明之士送出國留學，以造就學有專長的人才。
嚴復提倡西學，反對務派“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觀點。他曾多次將中學與西學作比較：“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言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其於爲學也，中國誇多識，而西人恃人力。總之，西學“於學術則黜僞而崇真。”
他還指出“中國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古之必。”所以他認爲就是、舜、孔子生在今天的話，也要向西方學習的。要救中國必須學西學和西洋“格致”：“益非西學，洋文無以爲耳目，而舍格之事，則僅得其皮毛。”學之體用，分之則兩立，合之則兩止”。
他從“體用一致”的觀點出發，具體規定了所設想的學校體系中各階段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他認爲在小學階段，教育目的是使兒童能“爲條達妥適之文”，“而於經義史事亦粗通曉，”因則“舊學功課，十當其九”，並以明白易懂的文字翻譯西學中“最淺最實之普學”爲輔助讀物。
在教學方法上，多采用講解，減少記誦功夫。中學階段應以“西學爲重點”，“洋文功課居十分之七，中文功課居十分之三”，並且規定“一切皆用洋文授課”。在高等學堂階段，主要學“西學”，至於“中文”，則是“有考校，無功課；有書籍，無講席，聽學者以餘力自治力。”他認爲對於青少年，應引導他們分析，學些專深的知識，如此，讓他們有所收益，觸類旁通、左右逢源。
科學方法問題是嚴復西學觀中的一個重要方面，他曾翻譯《穆勒名學》（形式邏輯），並積極進行對“名學”的宣傳介紹。他認爲歸納和演繹是建立科學的兩種重要手段。我國幾千年來，“演繹”甚多，“歸納”絕少，這也是中國“學術之所以多誣，而國計民生之所以病也”的一個原因。
嚴復更重視歸納法，主張要“親爲觀察調查”，反對“所求而多論者，皆在文字素（紙墨）之間而不知求諸事實”。他曾用赫胥黎的話說：“讀書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爲我簡編，各物爲我文字者，斯真學耳”。
這樣一個人，三十年的中國文化薰陶，最後的思想是西學論。與辜鴻銘有異曲同工之妙。
就這樣辜鴻銘與嚴復，開始了人生中最艱苦的一次辯論，這兩位血管東西的國學大師，將碰撞出絢麗的思想火花，爲中國思想界留下珍貴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