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時代的前期貴族不獨專有政權和田土，並且專有知識。閒暇和教育是他們的所獨享，《詩》、《書》、《禮》、《樂》完全與平民絕緣，在封建組織演化中，貴族的後裔漸漸有降爲平民的，知識也漸漸滲入民間，初時在野的學人有兩種，一是躬耕食力的隱者，二是靠相禮或授徒餬口的“儒”，這兩種人在孔子以前都已存在，雖然他們最初出現的時候不能確定。
《詩》三百篇中已有些隱者的詩，例如：
十畝之閒兮，桑者閒閒兮，行與子還兮。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又例如：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娶妻，必齊之姜？
這種淡泊自適的胸襟，決不是沒有學養的人所能道的。孔子以前的隱者，也有見於記載的。前586年，晉國起了大地震，梁山崩坍，都人驚懼，晉侯派傳車去召大夫伯宗來商議，伯宗在半路遇一輛載重的大車，喝令避開。趕車的人說：“與其等待我，不如停車繞道，還來得快些。”伯宗見他有膽識，和他問訊。原來他是絳人，問以絳事。答道：“梁山崩坍，聽說召伯宗來商議。”問：“伯宗來又怎麼辦呢？”那人答道：“山有朽壞的土壤便崩坍下來，可怎麼辦呢？國以山川爲主。若山崩川竭，國君得暫時減卻盛饌，除去盛服，停止音樂，改乘縵軍（沒裝飾的），出宿郊外，並且命祝去獻幣，史去陳辭，以致敬禮不過如此而已。便伯宗來，又怎麼辦呢？”伯宗要帶他去見晉君，他不答應，後來把他的話轉告晉君，後被採用。這位趕車的隱者，其識見竟敵得過當世晉國最足智多謀的大夫。到了春秋末年，明哲的人隱遁的更多，孔子至有“賢者避世，其次避地”之嘆。這輩隱者孔子師弟在遊歷的途中，屢有所遇，前面已敘及一例。但這時代的隱者和後來戰國時代的隱者不同。他們在思想界是沒有勢力。他們乃是真正的隱逸，既不著書立說，也沒有當世的聲名。他們的言行即使偶然闖人記載裡，他們的姓氏也沒有流傳。
其次說“儒”。這一名詞後世成了孔子信徒的專稱，原初卻不如此。《論語》裡記孔子對一位弟子說：“汝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可見孔門之外盡多孔子所不取的小人儒。最初的儒，大約是公室氏室所祿養的祝、宗、卜、史之類，因主家的滅亡或衰落，而失去世職流落民間的，他們本來是貴族的“智囊團”，多半是兼通《詩》、《書》、《禮》、《樂》的，所長特別是典禮的嫺熟。他們失職之後，便靠幫助人家喪葬祭祀的大事（尤其是喪事）或傳授《詩》、《書》和《禮》文，以爲生活。別的社會分子也有傳授他們的衣鉢，繼續他們的業務的。這輩人漸漸成爲社會上一特殊的流品。古禮是他們的飯碗，守舊是他們的習性，文弱是他們的本分。因爲他們的比較文弱，所以有儒之稱，凡從需的字，大抵有柔緩的意思。他們之中也有墮落到只顧衣食，不講廉恥，聽說闊人有喪事，便率領子姓，如蟻附羶地不請自往；甚至有窮極無聊，乞人禾麥的。這類儒者大概即是孔子所謂小人儒。
偉大的儒者從孔子數起。“君子儒”的理想也是他首先提倡的。他和他的大弟子便是君子儒的榜樣。他們也授徒，但不獨傳授技能，並且傳授主義；他們也相禮，但把“禮之本”看得比禮文還重要。而且授徒相禮不過是他們的事業的一部分。他們最大的抱負乃在政治的建樹，傳統制度的擁護，武王周公時代的禮樂的復興。孔子以前的儒者也許已有出仕於公室或氏室而作些家臣或邑宰之類的，但有主義，有操守地作政治活動的儒者，卻以孔子爲第一人。大概孔子死後，到了一個時期，所有的儒者，不分君子小人，或由師承，或由私淑；或由依附，都奉孔子爲宗師。因此，儒與“孔子的信徒”合一。
但在春秋末年儒還只有職業階級的意義而沒有學派的意義。因爲那時除了儒外似乎沒有別的學派，至少別的特樹一幟的學派。那時做政治活動的在野知識分子只有儒者。儒之成爲學派的名稱乃是戰國初年的事；乃是有了與儒對抗的學派，即所謂“道術分裂”以後的事。最初與儒對抗的學派是墨翟所領導的墨家，和專替君做參謀，出法令的法家，而墨翟初時是“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的；初期的法家代表人物，如李悝、吳起，都是孔子的再傳弟子。在墨家和法家出現以前，在野的知識界差不多給儒包辦了。
自墨家和法家興起以後，那些不稼穡、無恆產，而以做官或講學爲生活的知識分子，即所謂“文學遊說之士”，派別日益紛繁。同時在政權的爭奪，強鄰的抗拒，或侵略的進行當中，列國的君相因爲人才的需要，對於這班遊士禮遇日益隆重。最著的，如在齊宣王的朝廷中，被爵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的遊士一時有七十六人，宣王在臨淄稷門外的稷下，“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以）尊寵之”。因此有“稷下先生”的稱號。其他來求利祿而未得進身的遊士還不知凡幾呢。直至燕人之難後，稷下講學的風氣還沒有消滅。下文將要敘及的重要思想家中，如孟軻、鄒衍、荀卿先後都到過稷下。
第二、墨子與墨家思想
春秋時代最偉大的思想家是孔丘，戰國時代最偉大的思想家是墨翟。孔子給春秋時代以光彩的結束，墨翟給戰國時代以光彩的開端。
墨子和孔子同國籍（但墨子一生似乎在宋的時候多）。墨子的降生約略和孔子的逝世銜接。在戰國及漢初，孔、墨是兩位常被並稱的大師，同以德智的崇高和信徒的廣衆爲一般學人所敬仰，雖然漢以後孔子被人捧上神壇，而墨子則被人忘記了。就學術和生活而論，孔、墨卻是相反的兩極。孔子是傳統制度的擁護者，而墨子則是一種新社會秩序的追求者。孔子不辭養尊處優，而墨子則是惡衣粗食，胼手胝足的苦行者。孔子不講軍旅之事，而墨子則是以墨守著名的戰士。孔子是深造的音樂家，而墨子則以音樂爲應當禁絕的奢侈。孔子不談天道，而墨子則把自己的理想託爲“天志”；孔子要遠鬼神，而墨子則相信鬼神統治着人世。孔子卑視手藝，對於請“學稼”“學圃”（種園）的弟子樊遲曾有“小人哉”之譏；而墨子則是機械巧匠，傳說他曾創制過一隻能自飛的木鳶。
在世界史上，墨子首先拿理智的明燈向人世作徹底的探照，首先替人類的共同生活作合理的新規劃。他發現當前的社會充滿了矛盾、愚昧和自討的苦惱。他覺得諸夏的文明實在沒有多少值得驕傲的地方，他覺得大部分所謂禮義，較之從前輆沐（在越東，大約今浙江濱海一帶）國人把初生的長子支解而食以求“宜弟”，及以新孀的祖母爲接近不得的“鬼妻”而拋去不養等類習俗，實在是五十步之笑百步。
看看諸夏的禮義是怎樣的！爲什麼殘殺一個人是死罪，另一方面，在侵略的戰爭中殘殺成千成萬的人卻被獎賞，甚至受歌頌？爲什麼攘奪別人的珠玉以至雞犬的叫做盜賊，而攘奪別人的城邑國家的卻叫做元勳？爲什麼大多數的人民應當縮食節衣，甚至死於飢寒，以供統治者窮奢極欲的享樂？爲什麼一個人羣統治權應當交給一家族世世掌握，不管他的子孫怎樣愚蠢兇殘？爲什麼一個貴人死了要把幾十上百的活人殺了陪葬？爲什麼一條死屍的打發要弄到貴室匱乏，庶人傾家？爲什麼一個人死了，他的子孫得在三年內做到或裝成“哀毀骨立”的樣子，叫做守喪？總之一切道德禮恪，一切社會制度，應當爲的是什麼？說也奇怪，這個人人的切身問題，自從我國有了文字記錄以來，經過至少一二千年的漫漫長夜，到了墨子才把他鮮明地、斬截地、強聒不捨地提出，墨子死後不久，這問題又埋葬在二千多年的漫漫長夜中，到最近纔再被掘起！
墨子的答案是很簡單的，一切道德禮俗，一切社會制度應當是爲着“天下之大利”，而不是一小階級，一國家的私利。什麼是天下的大利呢？墨子以爲這只是全天下人都能安生遂生，繼續繁殖。更具體地說，都能足食足衣，結婚育子。目前全天下人都能做到這一步了嗎？不能。那麼，墨子以爲我們首先要用全力去做到這一步。至於這一步做到後怎麼辦，墨子是沒閒心去計及的。在做到這一步之前，任何人的享受，若超過遂生傳種的最低限度需求，便是掠奪。“先天下之樂而樂”乃是罪惡。所以墨子和他的門徒實行極端的勤勞和節約。他們拿傳說中沐雨櫛風，爲民治水，弄到腿上的毛都脫盡的大禹作榜樣。他們的居室，茅茨不剪，木椽不斫；他們用土簋土碗，食藜藿的羹和極粗的高粱飯；他們的衣服，夏用葛布，冬用鹿皮，結束得同囚犯一樣。他們說，非如此夠不上禹道，夠不上做墨者。
按照墨子所找出的一切社會制度的道德根據，好些舊日大家所默認的社會情形，其有無存在的理由，是不煩思索的。侵略的戰爭是違反“天下之大利”的，所以墨子提倡“非攻”；統治階級的獨樂是違反“天下之大利”的，所以墨子提倡“節用”；厚葬久喪是違反“天下之大利”的，所以墨子提倡桐棺三寸，“服喪三日”的禮制。王侯世襲和貴族世官世祿是違反“天下之大利”的，所以墨子設想一個合理的社會，在其中，大家選舉全天下最賢的人做天子；天子又選些次賢的人做自己的輔佐；因爲“天下……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天子又將天下劃分爲萬國，選各國中最賢的人做國君；國以下有“裡”，裡以下有“鄉”；里長鄉長各由國君選裡中鄉中最賢的人充任；鄉長既然是鄉中最賢的，那麼全鄉的人不獨應當服從他的命令，並且得依着他的意志以爲是非譭譽；等而上之，全天下人的是非譭譽都得依着天子的意志。如此則輿論和政令符合，整個社會像一副抹了油的機器，按着同一的方向活動。這便是墨子所謂“上同”。
“天下之大利”的反面是“天下之大害”。我們一方面要實現“天下之大利”，一方面要消除“天下之大害”。墨子以爲天下的大害，莫如大國之侵略小國，大家族之欺凌小家族，強者智者之壓迫弱者愚者，以及一切倫常間的失歡失德，總而言之，即人與人的衝突。墨子推尋人們衝突的根本原因乃在彼此不相愛。假如人人把全人類看成與自己一體，那裡還有爭奪欺凌的事？所以墨子又提倡“兼愛”，那就是說，對世上一切人都一視同仁地愛，不因親疏而分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