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國國家治理的發展階段
前面闡述了國家治理的類型和轉型問題，它適用於世界上的所有國家。任何的國家治理歷程，都將經歷從統治型國家到管制型國家到管理型國家再到治理型國家，最終走向未來社會的治理。中國也是這樣，但在沿着這條道路前行的進程中又有着自己的特殊性。中國的現代性國家建構發生得比較晚，是從1911年推翻清朝封建統治後開始的，一直持續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更爲重要的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選擇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建構的是不同於西方的由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儘管如此，6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執掌政權、統領國政，其國家治理也經歷了四個轉型發展階段。
從1949年至1956年是第一階段，可以稱之爲統治型國家階段。《共產黨宣言》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爲統治階級，爭得民主。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裡，並且儘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在這一階段裡，中國共產黨建立了新型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權，領導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進行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改造，消滅了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改造了民族資產階級，於1956年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制度。
從1956年至1978年是第二階段，可以稱之爲管制型國家階段。此時，以全國性大規模階級鬥爭爲主要特徵的國家統治告一段落了，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期。在1966年之後的前十年中，中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初步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農業生產顯著提高，教育、科學、文化等事業有了很大的進步，積累了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生產力水平十分落後的東方大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但是，在國家治理方面，總的來說中國搞的社會主義是仿效了“蘇聯模式”即傳統的社會主義模式，就其實質而言仍爲管制型國家。而且，在這十年中，極“左”路線的傾向越來越嚴重，經濟上實行僵化的計劃體制，政治上以階級鬥爭爲綱，思想文化上推行教條式、說教化，助長了個人崇拜的盲從心理。毛澤東認爲，發展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還需要抓階級鬥爭。“階級鬥爭，一抓就靈”，要以階級鬥爭爲綱，不停頓地開展政治運動，在社會上不斷揪出階級敵人，在黨
內則要揪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澤東指出，“中央和中央各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都有這樣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 “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因爲這些“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爲資產階級專政”。爲此錯誤地發動了“**”，提出爲了粉碎資本主義復辟，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由於過分誇大階級鬥爭，過分強調無產階級專政，也過於強化無產階級統治，十年“**”客觀上使中國又回到統治型國家形態。
從1978年至2013年是第三階段，可以稱之爲管理型國家階段。1978年“**”結束後，隨着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中國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也由此進入了管理型國家的階段。在這一階段裡，鄧小平領導全黨實現了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堅決放棄階級鬥爭爲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爲中心。其實，早在“**”中鄧小平第二次復出抓農業、工業、國防企業、文藝等全面整頓時，就強調了要抓好各行各業的管理，整頓就是抓管理。進入新時期後，他更加強調搞好管理，要讓管理出生產力，出效率。他特別重視經濟管理、企業管理、行政管理、社會管理等各方面的管理。他說，“當前大多數幹部還要着重抓緊三個方面的學習：一個是學經濟學，一個是學科學技術，一個是學管理”。他還提出，要“向外國的先進管理方法學習”。鄧小平帶領黨和國家走上了建設社會主義各項事業和實現管理科學化的道路。
從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始，當代中國的治國理政進入了第四階段，即治理型國家的最新發展階段，這是以習近平爲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作出的重大決策。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確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之一就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決定》共24次提到治理，主要有國家治理、政府治理、社會治理、小區治理、治理體系、治理能力、治理體制、治理結構、治理方式、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第三方治理等提法。由此可見，國家治理不但是一個戰略目標任務，而且是各級幹部必須掌握的工作方式方法。習近平領導全黨開啓了當代中國國家治理的全新階段。
從統治型國家、管
制型國家到管理型國家，是一個重大的歷史轉折；再從管理型國家到治理型國家，更是一個跨越式的飛躍。習近平在《切實把思想統一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上來》的講話中指出，“怎樣治理社會主義社會這樣全新的社會，在以往的世界社會主義中沒有解決得很好。馬克思、恩格斯沒有遇到全面治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他們關於未來社會的原理很多是預測性的；列寧在俄國十月革命後不久就過世了，沒來得及深入探索這個問題；蘇聯在這個問題上進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實踐經驗，但也犯下了嚴重錯誤，沒有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黨在全國執政以後，不斷探索這個問題”，也“發生了嚴重曲折”。系統地總結國家統治和國家管理的經驗教訓，而不是簡單地拋棄統治、管制和管理；適時地跨入治理的新階段，更好發揮治理的要素和優勢，這就是時代賦予我們的機遇和重任。
與國家統治、國家管制和國家管理比較起來，第四個階段嶄新的國家治理具有十分豐富的理論內涵。2014年2月17日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專題研討班題爲“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講話中，明確指出：“我國今天的國家治理體系，是在我國曆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我國國家治理體系需要改進和完善，但怎麼改、怎麼完善，我們要有主張、有定力。中華民族是一個相容並蓄、海納百川的民族，在漫長曆史進程中，不斷學習他人的好東西，把他人的好東西化成我們自己的東西，這才形成我們的民族特色。”這表明，在習近平闡述的中國國家治理的思想中，包含着兩層重要的含義。一是不能割斷與本國曆史和文化的聯繫，也不能割斷與世界社會主義歷史和社會主義國家已有的實踐之間的聯繫，重要的是要善於從中總結經驗教訓，而且，現在實行國家治理，還需要包含既往的國家統治、國家管制和國家管理的合理因素，仍然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統治，堅持已經成熟的、行之有效的管制、管理方面的相關規章制度。二是對國外的治理理論和治理的經驗與做法，既不能生搬硬套，也不能排斥拒絕，而要很好地進行吸收借鑑，尤其是當代西方國家自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治理理念和思潮，主張從一家統管操控到提倡多方合作協力，達到國家、市場、社會、公民之間的相互包容性的法治、德治、共治、自治，顯然對於中國具有重要的啓發意義。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