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德治方略的形成和作用
以德治國，在中國有着悠久的歷史。德治思想可以追溯到中國上古社會氏族公社內部的治理習慣，傳說中的三皇五帝皆是以德治國的楷模，《尚書》《詩經》等文化典籍中也有不少以德治國思想的初步表述；孔子集前人德治思想之大成，明確提出並系統闡述了“爲政以德”的治國方略；以後，歷代儒家代表人物不斷髮展、完善孔子的德治思想，最終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系統的以德治國的思想體系和治國方略。
凡是人類進步的思想都是相通的。德治的思想，也存在於馬克思主義中。馬克思主義認爲，建立一個合乎道德的理想社會是人類的目標，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致力於對資產階級統治以及資本主義社會不道德性的批判中，可以看到他們對未來人類社會合乎道德性的憧憬。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馬克思在批判資產階級道德虛僞性的同時，從社會制度存在和發展的角度強調了道德的重要作用：“資產者對待自己制度的規章就像猶太人對待律法一樣：他們在每一個別場合只要有可能就違反這些規章，但……如果全體資產者都一下子違反資產階級的規章，那末，他們就不成其爲資產者了，……淫亂的資產者違反婚姻制度，偷偷地與人私通；……實際上是爲了自己而取消家庭。但是，婚姻、財產、家庭在理論上仍然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因爲它們構成資產階級賴以建立自己的統治的實際基礎，因爲它們……是使資產者成其爲資產者的條件，……資產階級道德就是資產者對其存在條件的這種關係的普遍形式之一。”這說明，資產階級存在着不道德，但資產階級也需要道德，而要分析資產階級的不道德，只有到資本主義制度中去才能尋找導致不道德的社會原因。無產階級革命只有消滅了資本主義制度，才能消滅資產階級的不道德。而後來的作爲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葛蘭西，據此明確地提出無產階級要戰勝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必須掌握雙重領導權的問題，其中之一是作爲文化的、道德的領導者職能的問題，他指出，一個社會集團通過兩條途徑來實現它自己的至高無上的權力：作爲“統治者”和作爲“文化和道德的領導者”，前者實施國家治理的職能，後者則執行道德垂範的職能。在葛蘭西看來，兩相比較，社會主義國家更要注重國家的道德職能，必須通過教育來提高廣大人民羣衆的道德水平。這種教育職能是通過對公民執行道德的和知識的領導得以實現的，它體現在全部的教育、宗教、社會團體的各種工作之中。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的治國方略，深受既來自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又來自馬克思主義的以德治國思想的影響。毛澤東特別強調各級領導要樹立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思想，反對當官做老爺；強調政治思想領先，幹部以身作則，率先垂範，反對搞特權、圖享受；強調要任人唯賢，反對任人唯親。與歷史上儒家代表人物相比較，毛澤東不僅僅說，而且實實在在地做。正因爲這樣，20世紀50年代初期我們國家出現了政通人和、吏治清明、欣欣向榮、天下大治的大好局面。可惜由於極“左”思潮氾濫的原因，這一局面未能保持下來。特別是到了“**”時期，治國理念出現根本失誤，出現了既無德治、又無法治的混亂不堪的局面，無論是各級幹部還是人民羣衆都深受其害。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倡導解放思想，撥亂反正。一方面，總結歷史經驗，明確提
出依法治國的思想，大力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進一步鞏固了無產階級政權。另一方面，鄧小平也反覆強調“兩手抓”的思想，要求全黨高度重視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設。鄧小平要求克服忽視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設的“一手硬、一手軟”的傾向，多次闡明法治建設屬於政治文明，思想道德建設屬於精神文明，它們之間雖有聯繫，但卻不能相互代替。
鄧小平“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思想，深刻影響了中國共產黨第三代及以後的中央領導人。針對着新形勢下出現的一些新情況、新問題，1992年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江澤民強調，要在全國各族人民中樹立正確的理想、信念和價值觀，加強社會公德的教育。各行各業都要重視職業道德建設，逐步形成適合自身特點的職業道德規範，堅決糾正利用職權謀取私利的行業不正之風。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江澤民再次指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必須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培育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公民。在2000年6月召開的中央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江澤民明確使用了“德治”概念，他指出，“法治以其權威性和強制手段規範社會成員的行爲。德治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提高社會成員的思想認識和道德覺悟。道德規範與法律規範應該相互結合，統一發揮作用”。2001年，江澤民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的講話中強調指出：“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治國，同時也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對一個國家的治理來說，法治與德治，從來都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廢。……我們應始終注意把法制建設與道德建設緊密結合起來，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由此形成了以德治國與依法治國緊密結合的重大戰略決策。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猶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不可偏廢。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法治在國家和社會治理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但法治的作用不是萬能的，良法善治必須同德治緊密結合。道德是法律的基礎，法律承載着社會的價值理想和道德追求。一些道德規範可以凝結爲法律約束，一些法律規範可以轉化爲道德要求。它們在功能上互相促進，互相依靠。“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法律的實施要靠道德的依託，只有那些合乎道德、具有深厚道德基礎的法律才能爲更多人所自覺遵行。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更爲明確地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我們要堅持把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結合起來，高度重視道德對公民行爲的規範作用，引導公民既依法維護合法權益，又自覺履行法定義務，做到享有權利和履行義務相一致”。
道德先於法律而產生，其覆蓋面又廣於法律。道德在人類社會中可以說是無處不在、無時不有，其他一切社會規範莫不受道德規範的制約。貫徹落實依法治國，必須以以德治國作爲基礎。弘揚德治精神、實施德治方略，對於夯實國家治理的法治基礎和思想道德基礎，實現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都具有極爲重要的現實作用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弘揚德治精神、實施德治方略，以道德滋潤法治，才能強化道德對法治的支撐作用。依法治國所依據的法，必須是反映人民意願和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的法，是合
乎自由、民主、正義、公平觀念的法。要制定這樣的法律，從參加人員、制定過程到法的內容，都必須以正確的思想道德觀念爲指導，充分考慮道德因素和道德標準。良好的道德規範是評價法律規範善惡的重要標準之一。先進的道德規範也是法律規範的主要價值目標之一。立法絕不能違背正義觀念、公共利益和社會主義道德的基本原則，一些重要和基本的道德規範本身就是法律規範的重要淵源。可見，法治和法律規範必須有道德基礎。社會主義法律正是建立在社會主義道德的基礎之上，並且有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堅強的支撐保障作用。
弘揚德治精神、實施德治方略，以道德滋潤法治，才能強化道德對法治的認同作用。一個國家公民對法律的認同和信仰，是法律存在的基礎。公民對法律的認同，很重要的是對其蘊含的道德價值的認同；公民對法律的遵守，很重要的是源於思想道德覺悟的提升。法律依賴道德而被認同和遵行，再多再好的法律規定，都必須轉化爲人們內心自覺的認同才能真正爲人們所遵行。“不知恥者，無所不爲。”當大多數人對某一法律不屑一顧時，該法律就會成爲一紙空文。假如沒有道德滋養，法治規定就缺乏源頭活水，法律實施就缺乏堅實的社會基礎。只有堅持以道德爲滋養，法治纔有堅實的社會基礎和廣闊的發展空間。法治的直接目的是法的實現，法的實現是法律規範在人們的行動中的具體落實，也是人們守法的結果。在正常的社會裡，道德水準的高低與守法自覺性的強弱成正比。社會主義法治要求社會成員有健康的守法心態，而守法心態的健康與否，又受到社會道德心理因素的制約。一般而言，對守法有重要影響的道德心理因素，主要是對遵守法律的義務感和對違反法律的羞恥心。正是由於這種義務感和羞恥心的作用，大多數的社會成員才能自覺約束自己的行爲，嚴格遵守法律，把守法作爲一種道德義務去履行，最終保證了法治的實現。因此，守法的自律心態是法律他律性目標實現的基礎。
弘揚德治精神、實施德治方略，以道德滋潤法治，才能強化道德對法治的信任作用。法治要公正、取信於民，關鍵在於能否公正執法。公正執法是法治最重要的內容。社會關係是複雜多變的，而法律具有一定的滯後性和僵硬性，且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現實中，執法者還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和證據採信方面的自由心證權。因此，能否公正、準確地把握立法宗旨，恰當地運用好這些權力，公正執法，就取決於執法者的素質，取決於執法主體的道德能力，即執法人員基於職業道德需要，完成執法工作所具備的主觀條件，主要是道德判斷力，這就需要提升法治工作隊伍的思想道德水平。法治工作隊伍是憲法法律的實施者、公平正義的捍衛者，他們的思想道德水平直接影響法治中國建設進程。要着眼建設高素質法治專門隊伍，加強立法隊伍、行政執法隊伍、司法隊伍思想政治建設，把理想信念教育擺在第一位，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堅持黨的事業、人民利益、憲法法律至上，堅決反對各種不正之風，更好捍衛法律尊嚴權威。要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爲檢驗法律實施效果的重要標尺，使執法司法行爲既遵從法律標準又符合道德標準，既於法有據又合乎情理，獲得堅實的民意基礎、道義基礎。執法人員只有具備良好的法律職業道德和較強的道德判斷力，才能在履行法律職務過程中明斷是非、公正執法，因此纔會贏得社會和人民羣衆對法治的信任。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