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嚓”一聲，手銬套上後，我突然想起李軍當時告訴我的那一聲結束他自由的聲音。雖然有些不舒服，可我仍然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他們兩人把我夾在中間，特意用衣服搭在我被拷住手銬的手上，才把我押下樓去。
到了農林下路國家安全廳的秘密招待所後，我被關進一間雙人房裡。警員在關上門前，發生了意見分歧，一位說把我的手銬解開算了，另外一位顯然不同意。於是，他們打電話請示某位領導，然後對我說：“得等北京的人來後，才決定是否給你鬆開。”說完，這兩位被我打得鼻青臉腫的警察“通”地一聲，重重把門關上。
我奇怪地看着拷住我兩手的手銬，我對這玩藝並不陌生，以前剛剛進入國家安全部的時候還常常拿在手裡把玩，大家有時也比賽一下看誰可以使用鐵絲在最短的時間裡打開。由於手銬的鎖芯並不精製，我當時比賽的最快速度是58秒。那時由於槍支管理嚴格，我們在不執行任務時沒有佩帶槍支的權力，所以下班後就特別在背後皮帶上掛上一隻手銬，彎腰時故意露出來，讓路過的女孩子看到，這成爲我們這些年輕特工最常見的炫耀方式。後來我也曾經照着色情錄像帶上的示範，使用手銬把女朋友拷起來，大玩性愛遊戲。可是由於國產手銬故意把套住兩手的內圈邊緣打磨得粗糙不堪，所以帶上後稍微活動手腕都會摩破皮膚，女朋友那時候差點到我單位告狀，她指責我做愛時把她搞得“工傷”。最近才聽說，目前在西方和日本變態性愛遊戲的各種道具中，一種內圈裡鑲嵌着動物柔軟皮毛的女性用手銬最受歡迎。我想，講究人權的西方遲早要把這種手銬引進到司法系統。
今天卻是我第一次換了個角度觀察手銬。如果說以前我是站在手銬的“圈外”觀察，那麼今天我就是在“圈內”觀察手銬。我得出的結論是，真的不那麼好玩。
招待所裡靜悄悄的，我想起身活動一下，但是由於兩隻手被拷住，我感到無論是踢腿伸腰還是彎脖子都越來越彆扭，那種不自然的感覺是我從來沒有過的。很快，這種不方便漸漸變成了不耐煩，這種不耐煩從手腕延續到全身，又迅速傳到我腦子裡。最後，我心裡越來越煩躁。
好象過了好幾年，我甚至覺得自己的額頭上已經長出了皺紋。煩躁和不安伴隨着些微的恐懼，這是我幾個月前在公安局拘留所三個星期都沒有的感覺。當然那次公安也沒有對我使用手銬，我雖然是失去了三個星期的自由，可是我的手腳還可以自由發揮，我的思想也可以自由奔馳。現在我的兩個手被拷在一起只有三個小時，那小小的手銬不但好象已經深入到我的骨髓裡邊，而且彷彿已經死死束縛住我的思想。我突然知道了什麼叫恐懼。
周局長的聲音在走廊裡響起來時，我大大地鬆了口氣。推門而入的周局長臉色陰沉得象北京的冬天。他沒有看我，一屁股坐下來，使勁把一卷案卷摔在茶几上，一同進來的其中一個警察幫我把手銬打開，然後連同另外一名警察以及當地安全局的同志退出了房間。
房間裡只剩下我們兩個人，我膽子大了點，摸着紅腫的手腕，訕訕地向周局長問好。
周局長從鼻孔裡哼了一聲，擡起眼睛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楊文峰啊，楊文峰！你讓我如何說你呢？毆打警察，搶奪槍支，脅迫警察達兩個多小時，你以爲你是誰？要不是你情急之下喊出你是國家安全部特工那句話的話，人家早把你擊斃了。哼！人家是投鼠忌器，手下留情，你真以爲你那麼舞兩下，就把人家警察給制服了？人家是怕你在執行任務，所以猶豫了一下，才被你佔了上風。你什麼來的你？國家安全部？你是哪門子國家安全部？只要我現在告訴他們你和國家安全部沒有任何關係，那麼以你今天早上‘英雄救美’的行爲，最少也要判你十五年！”
一想到剛纔帶着手銬的感覺，我有點不寒而慄，“周局長，我也是沒有辦法，我——”
“什麼沒有辦法？把警察騙到房間，奪取槍支，脅迫警察，然後讓郭青青從容離去，這是沒有辦法嗎？這是犯法！！我現在給你個機會，馬上告訴我郭青青護照上的名字，或者她的照片，如果現在通知海關，攔截下來的話，你的罪就會輕一點。否則你脫不了干係的。”
“我不知道她使用的護照名字，我沒有問，也沒有照片，真的。”
“你？哼！”周局長氣得說不出話來。
我故意看了看手錶，周局長明白過來，嘆了口氣。從廣州到深圳不過一個多小時，郭青青應該在幾個小時前就過了羅湖橋到達香港了。
“你到底是怎麼回事？”周局長痛心地說，一副恨鐵不成鋼的表情讓我覺得既難過又好笑。
“周局長，你聽我解釋。”我儘量平復心情，斟字酌句地解釋：“我已經查清楚了，郭青青不是我們班同學出事的原因，但奇怪的是她確剛剛好捲入。根據我的判斷，她的捲入有可能是人爲的設計或者被人陷害的，有可能還是針對我的。因爲我們同學都知道我和她的關係。可是在目前缺乏證據的情況下，沒有人會相信我的推斷，但所有證據都直接把矛頭指向郭青青。另外，就在你們獲得情報說郭青青是間諜，你也把我派去調查時，我們的同學開始出事。這表面好像是因爲郭青青引起，可是也可以推測，那個傢伙用郭青青作爲誘餌吸引我們的注意力和精力，而方便他自己作案。這個時候，如果我們抓了郭青青就正好上了敵人的圈套，而且還會打草驚蛇——”
“什麼打草驚蛇？我們不會考慮嗎？如果她不是間諜，我們會還她清白，放掉她。”
“周局長，你我都知道，我們什麼時候抓住間諜嫌疑人會很快釋放的？又什麼時候公開過承認自己抓錯過人，還人家清白的？以目前事件的撲朔迷離，郭青青無罪釋放的可能性幾乎等於零。你不是不清楚我們辦案的效率和，對不對？”
“我們辦案的效率？小楊，你大概忘記了，我們辦案的效率是最高的！美國辦案的效率才低，經常一個案子拖拖拉拉好幾年。”
“不錯，美國和中國辦案時都拖拖拉拉，可是美國人在審判嫌疑人之前實行的是無罪推論。可是我們在審判之前卻一直認定嫌疑人是罪犯。在這種截然不同的情況下，拖拉就產生了不一樣的效果！”我不客氣地打斷周局長，“再說，我已經不是以前的政法幹部了，如果仍然在政法部門，我沒有理由不認爲我們效率高，可是我現在是普通中國公民，周局長，你應該知道一個普通中國公民目前對我們的政法系統有多少信心纔對！”
“亂彈琴！你亂七八糟說些什麼？真是越來越放肆！再說，就憑這些，能夠爲你武裝挾持警察釋放間諜嫌疑犯作藉口嗎？！”
“當然不能，可是，她是因爲我才被你們盯上的，而且我還幫你們調查了她。我有責任不讓她因爲冤枉而被逮捕。哎，你們竟然在我的房間裡安裝竊聽器！哼！我們不是合作的嗎？你說話不講信用！”
“真好笑！”周局長拍拍案上的案卷，“我們說好的要對你們這個班的同學進行一定程度的竊聽和調查，是什麼東西讓你覺得應該把你排除在外？”
“你——”我氣得一時語結。
“你也是李軍的同學，而且你還是曾經具有專業特工身份的同學，並且又在美國留過學，你倒是告訴我，我憑什麼在調查你們同學時就把你排除在外？”
“我——”我無言以對。
“我什麼？我告訴過你多少次，國家的安全第一，但凡涉及到國家安全時，絕對不能把任何私人感情帶進來。你看你，你倒是處處感情充沛。上海保密單位的同學鄧克海找你聊知心話，而且是酒後吐真言，把自己的秘密告訴你，這不正是我們兩人商量好的舉辦同學會的主要目的嗎？可是你明知道房間裡有竊聽器，就偏偏把他引到走道偏僻的一角去交談，你們談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你是不是又要爲老同學當擋箭牌？你得找個時間好好給我交代。不然，我讓他們再把你抓起來，關進小房間裡，帶上手銬，然後讓你父母來領你回去！！”
周局長說到這裡，嘴角突然露出一絲開心的微笑。我的冷汗都冒出來了，一想到把一生的希望都寄託在我身上的年近八十的父親來監獄探望我的情景，我的精神就幾乎崩潰。
“你如果不配合，我會這樣做的！”周局長加重了語氣，這次臉上已經毫不掩飾他的得意之色。“我現在明確告訴你，事情的關鍵在郭青青，我們一日不抓到她，就一日不能讓事情水落石出；我們一日不抓到她，你楊文峰就是有罪在身的。我勸你和我們配合，把郭青青抓回來。”
“周局長，你聽我說，通過這次同學會，我發現問題要比上次我們預測的還要複雜和嚴重得多，你必須馬上通知海外的工作人員，好象我的同學小江西李建國——”
“慢點。”周局長揮手打斷我的話，臉上竟然露出譏笑，他動作誇張地從茶几上的案卷中抽出一張小紙條，遞給我，“你自己看吧，這是你給我的李建國的電子郵件ip和使用情況。”
我看得目瞪口呆，“可是，也不能因爲這個就忽視其他的情況呀。我們的同學接二連三出事，如果我們不採取緊急措施，我想出事的人數還會增加，你必須採取行動。”
“採取什麼行動？小楊，你是不是離開單位後過分沉湎於間諜小說？我們國家安全部是以保衛國家安全爲主，就算所謂收集情報也是多以公開研究爲主的，少數使用人力情報，多數仍然使用技術情報。我們的情報基本上是防禦性質的，我們並不倡導搞進攻性的，也不主張派遣和拉攏人家的國家公民爲我工作的作法。我們基本上是兵來將擋，水來土淹。你們的同學出事如此離奇，也是我們以前所沒有遇到過的，你叫我們如何採取行動？郭青青倒是和案件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可是卻被你放走了，你現在倒來指責我們。哼！你是越來越浮躁，也越來越天真了！”
我看着手裡的紙條，百感交集。周局長說得有道理，我決定低着頭不再反駁。看起來我已經無路可走，一日不找出真相，郭青青就得到處東躲西藏，我也會受到懷疑，同學們可能還會一個個接着出事。可是周局長說得對，在目前的情況下，國家安全部只能把目標鎖定在郭青青身上而無法採取其他行動。看起來，我只有採取行動，還自己清白，還郭青青自由，阻止那個邪惡的傢伙對老同學的陷害。我必須——
我擡起頭，正好和周局長意味深長的眼神碰上。
周局長嘴角帶着微笑，盯着我，長長嘆了口氣，“你回去吧，有事我會找你的。你如果發現什麼新的情況，或者有什麼新點子，就直接打電話告訴我吧。不過，這裡說清楚，在我找你之前，在我明確交代你任務之前，無論你做什麼，都和國家安全部沒有任何關係。如果你再冒充國家安全部特工招搖的話，外面的警察不會放過你，我也不會原諒你，聽清楚沒有？！你走吧，記住出去時擡起頭，不要一付垂頭喪氣的樣子，哪裡有一點國家安全特工的氣質？”
除了父母家，我已經沒有地方可去。我的那件小房間裡仍然留存着郭青青或者阿華的氣味，也許那氣味永遠都無法完全消除。父母家的氣氛也並沒有讓我稍微安慰。母親一直把每天三頓飯作爲人生大事去計劃去準備，她最大的喜悅就是看着父親和我狼吞虎嚥地吃掉自己精心做的飯菜。我想今天去幫媽媽一起煮飯，坐在那裡的父親輕輕地拍拍旁邊的椅子，示意我坐下。我猶豫了一下，坐在父親旁邊。
“阿華走了？”
我點點頭，父親嘆了口氣。我也不知道父親爲什麼嘆氣，然後我立即警覺起來，父親要想和我深入交談時往往就是從唉聲嘆氣開始的。在中學時，父親經常以唉聲嘆氣作爲開場白，然後深入淺出地告訴我，如果我不拿出懸樑刺股的勁頭拼命學習，那麼就只有“死路一條”。因爲我不會種田，也沒有生產隊願意接收我，按照國家政策，我只能接父親或者母親的班，就是退休頂替，父親是教師，我不好好讀書是沒有辦法頂替的，母親是公社的接生婆，“也許你可以頂替你母親當一名婦產科醫生——”想想要一輩子面對張開的血淋淋的大腿，把一個個沾滿鮮血的小生命扯出來，我就不禁渾身顫抖。就是在這種恐懼之下，我才拼命學習，以優異成績考進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然而自從父親把我送上北去的火車之後，記憶中父子兩人的交談越來越少，有幾次還是不歡而散。那時我開始學着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這個過程中，我必須把父親的影響從自己身上一點點消除。以前在我心目中，父親不但是最慈祥最偉大，也是最勇敢最值得信賴的。那時只要牽着父親的手，無論多孤獨，多黑暗，多可怕的地方我都無所畏懼。父親總是一言不發，牽着我的手微微顫抖，我卻無猶無慮。可是隨着年紀的增加，我感覺到當時父親牽着我的手是因爲害怕在顫抖，我也更多記起父親當時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如何低頭認罪，任人宰割的。自從我心中永遠住進了張志新這樣的英雄後，我就已經不再就生活中的問題困惑與父親交換意見。現在父親突然問起阿華，並且伴隨着一聲嘆息，我只是靜靜地坐在那裡，側耳傾聽着來自廚房的瓶瓶罐罐碰撞的聲音。
“你媽說，阿華總是要走的，那姑娘簡直好得有點不真實。”父親說。
我苦笑了一下。接着聽到母親在廚房哼唱一首半個世紀以前的小曲。
“可是我告訴你媽，你的問題不是人家真不真實，”父親停了一下，“你的問題是你根本就不想結婚。”
從廚房傳出了母親的自言自語。我心中陡然升起一股氣，我想說，也許我的問題就出在父親總以爲自己比我自己更加了解我的問題吧。如果當初不受威脅，現在當一名鄉鎮婦科醫生，也許並不一定就比現在過得差。我忍着沒有說，只是盯了父親一眼，想讓他快點把話說完。
“你不想結婚是因爲你害怕，你害怕什麼？”父親反過來盯着我。
母親自言自語卻並不是胡言亂語，她圍繞主題，例如她會把自己要作的事先象唱歌一樣說出來，然後一路做下去。在家鄉，母親這一輩人一個個離開了，所以母親目前沒有交往的人，到了廣州這個外鄉，母親不象父親一樣會普通話，無法與人家交談，不久後就開始自言自語。父親告訴我，這樣也好，可以防止母親得老年癡呆症。
“我沒有什麼好怕的。”我說。父親又嘆口氣，我有些煩躁也有些生氣，我反過來問父親，“我真的沒有什麼害怕的，倒是你一直害怕，可以告訴我，你那時爲什麼那麼害怕嗎？”
“哪時候？”
“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那時，你總是第一個坦白，總是讓造反派抽打你。我一直在想，如果你說我害怕什麼，那也應該是繼承你的吧。”
父親低下頭，好象不想回憶，不過沉默一會後，他擡起了頭。我看見父親渾濁的眼睛心頭一緊。這時父親緩緩地講起來：
“其實，我從年輕一直到你出生哪裡想到過死？更加不用說怕死了。你是1965年出生的，那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雖然說以前歷次運動我都被捲入，可是政治直覺讓我感覺到文化大革命纔是空前絕後的。你媽媽和我兩地分居，她是赤腳醫生，住公社衛生所，需要經常出差，所以你們兄弟和姐姐就跟着我住在學校。那時你姐姐八歲，你哥哥五歲。我由於出身不好，加上作爲教師本身就是一種罪，所以經常被造反派欺負。我想了，當時我有一些選擇的，例如我可以加入一派投身到火熱的文革鬥爭中。在我們那個小地方，我是爲數不多的幾個讀完《毛選》的知識分子，也可能是少有的幾個真正理解文革精神的人吧。加上我身體強壯，塊頭大，只要我選對派別，我還是可以大展身手的。不過那樣就有兩個問題需要考慮，一是我得打人，甚至殺人。就算可以避免用棍棒殺人，我的筆也一定會致人於死地的；還有一個結果就是，萬一我選擇的造反派輸了，那我就有可能被人家打死。我自己倒也無所謂，可是如果我被打死，或者坐牢了，你們兄弟倆和姐姐會怎麼樣呢？於是我選擇保持中立，不加入任何一派。現在說起來好象容易，可是在那個年頭要保持中立也是不容許的呀。於是今天這個造反派贏了，把我拉去批鬥一番，明天那個造反派佔領了學校，又把我推上臺批判。有時他們折磨我，讓我跪洗衣板，有時讓我跪在碎玻璃上。我也是人啊，天生火氣大，不知道有多少次，我都暗暗下決心，‘老子拼了，和你們同歸於盡’，我塊頭比他們大，打死一個沒有問題，多掐死一個老子還賺一個。”
我聽得目瞪口呆，父親邊講邊伸出瘦骨嶙峋的手，作勢掐着造反派脖子的樣子，看着父親鬆弛的皮膚開始抽緊，我的心裡一陣輕鬆。
“那時每次被造反派抓去批鬥，我都不知道晚上是否還可以平安回來，每次出門時，我都把你的姐姐叫過來，交代她，如果爸爸晚上不回來的話，明天一早，你就帶着弟弟們一路要飯去找你媽媽。我寫下紙條，放在你們每個人的口袋裡，上面寫上求好心人幫幫忙，爲孩子指指路，給一口飯吃的字樣。你姐姐很懂事的樣子，把紙條收好，可是你，那時才三歲，不把我放在你口袋的紙條當回事，不是拿出來擤鼻涕，就是尿溼——”
講到這裡，父親臉上的皺紋舒展開來，笑了起來,一笑，眼淚就出來了。母親還在廚房自言自語，我心裡一陣酸楚。
“我是明白人，我知道我不能死，我一死，我的孩子怎麼辦？我看到很多和我一樣的知識分子，他們爲了堅持原則，堅持共產黨主義理想，堅持信念，又或者沒有控制好自己的脾氣，頂撞了造反派，得罪了紅衛兵，結果不是被人打死，就是打殘；他們死了，倒是殺身成仁了，他們眼睛一閉，苦難就結束了，可是他們的孩子呢？苦難還剛剛開始呀，那些父母被關進監獄或者受到非人折磨的父母的子女在學校也受盡欺凌，有的無法忍受甚至自殺了，倖存下來的也基本上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力。我不是沒有看到這個殘酷的現實呀。好在經過解放後這麼多年風風雨雨的政治鬥爭的磨鍊，我已經成熟到拋棄所有被人灌輸的理想了，如果說我還剩下有一個理想的話，那就是你們幾個孩子，你們不但是我的理想，也是我的希望，我的一切。”
我細細回味着父親的話，原來父親也有理想，只是他的理想就是我。
“只要可以把我的孩子平平安安帶大，讓我幹什麼都可以！我當時就是下了這樣的決心。於是在整個文化大革命中，我打不還手，罵不還口。讓我認罪，我就低頭，讓我反省，我就寫檢討。在最危險的時候，我怕那些造反派失去耐心，我不得不讓你姐姐帶着你們一起坐在會場最前排，觀看我在臺上低着頭掛着牌子挨批鬥。那時造反派好幾次在申討我的時候激動不已，想向我下毒手，可是畢竟人心肉做的，當他們看到臺下你姐姐帶着只有三歲的你坐在那裡時，就避重就輕，不踢我的肝臟脾臟，而只是狠狠地刮我耳括子，象擊拳袋一樣打我的腰。不過你知道，我雖然被打得昏頭昏腦，有時還滿身是血，可是我只要眼角瞟到臺下的你們兄弟三人，我就咬緊牙勉強自己站起來，讓他們接着打，你爸爸那時就是因爲有你們纔可以一次次熬過來。我心裡明白，如果我熬不過來，我的孩子，我的理想就完了，所以，你看，看看現在的你們兄弟倆和你的姐姐，不但都讀了書，還有好工作，我得說，那些造反派從來就沒有擊倒過我。”
父親露出勝利的笑容，我心裡難受得要命。我假裝揉眼睛強忍着眼淚，原來在我心中如此怕死的父親，其實是這個世界上最勇敢的父親。
“只是那麼多年，我總是怕這怕那，結果害怕本身幾乎成了我的習慣甚至性格。”父親開朗地說，“你媽上次還數落我，‘看你這個老不死的，一輩子東怕西怕，都怕習慣了’，哈哈，我想也是，上次回湖北，見到一個姓朱的瘸子，我一開始心裡竟然有些害怕呢，他是文革中打人最積極的造反派，後來又被別的造反派把他的腿打瘸了。現在聽說他出監獄後所在的廠也倒閉了，加上他的兒子都不成氣候，三天兩頭回來逼他要錢，他生活很艱難，最近說要去申請到外地的乞討證去自謀生路，因爲他那條瘸腿會引起一些同情的。這樣一個人，我第一眼見到還是條件反射的有些怕。”
父親竟然象小孩子一樣格格地笑起來。從廚房傳出來的母親的自言自語中我知道飯菜準備的差不多了。
“還是你媽媽給我提醒，她說，‘老楊，你這個老糊塗，你怕什麼？’我這才恍然大悟，對呀，我的孩子都長大了，都過得好好的，我沒有什麼好怕了。”
“爸爸，”我好奇地問，“雖然我們就是你的理想，可是你的理想實現沒有？”
父親先是不解的看着我，隨後笑了一下：“實現啦，實現啦，就是那一天，對，1983年7月23日，公社送來你大學錄取通知書的那一天。我當時正在做飯，傳來敲鑼打鼓的聲音，聲音越來越大，不過我聽不見，我只聽得見自己的心跳聲。先是有小孩子跑過來，邊跑邊喊，‘楊老師，公社給你送喜報啦，你們家楊子考上北京大學啦’，我讓自己先冷靜下來，想，還是先熄掉火吧，萬一一會激動起來忘記熄滅的話飯會煮壞的，後來那一天，我一狠心，煎了三個荷包蛋，是你最喜歡吃的！”
我也清清楚楚記得那一天，飯沒有煮壞，父親給我多煎了兩個荷包蛋，他用筷子給我夾雞蛋時顫抖的手和激動的樣子歷歷在目。雖然不知道出於什麼原因，我不願意想起那些事，但在我內心深處，我今後所作的一切都很大程度上是爲父親而作的，不讓父親失望，讓父親再次快樂，讓父親有個快樂的晚年成爲我人生重要的目標。
這個時候，我突然想起了和周局長關於致命弱點的對話，以及周局長多次談到我的致命弱點時那神秘得意的樣子，還有周局長“威脅”我，如果我再亂來，他就會讓我父親把我親自領回去。我算是明白了，周局長一直知道我心中最大的害怕，讓父親失望，讓父親希望破滅就是我最最不願意的，只有用這個方式威脅我，纔會讓我收斂。如果當時公安局兩位審問我的同以我父親作威脅的話，例如我再不坦白他們就告訴我父親我是殺人犯，我和妓女準備結婚什麼的，那我八成先坦白了。想到這裡，我不覺暗暗笑出聲來。
“爸爸，既然你的理想在我拿到高考錄取通知書時就實現了，那麼，我真希望你今後有自己的快樂，不再以子女的一切爲重——”
父親突然情緒有些低落，喃喃地說：“理想都實現了，我和你媽現在是沒有理想的人，沒有理想，沒有希望，我們其實並不怕死，我們只是想多享受一些這樣平靜幸福的晚年生活。”
“我理解！”我打斷父親的話，我本來想說“我理解了”，說出來卻是“我理解”，其實父親今天不是第一次告訴我他的故事，只是也許連心理學家都並不清楚從懂事開始就看着父親被批鬥的孩子的心理到底怎麼回事。我想可能正是在潛意識裡知道父親爲了孩子做出了多麼大的犧牲和忍辱負重，使得我長大後對於結婚生孩子有些害怕。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象父親那樣保護自己的孩子。雖然說父親那個時代的狂熱和造反派一樣都成爲歷史不再是公害，可是這個世界還是充滿了危險，核子武器，化學武器不說，sars，艾滋病，禽流感這些就夠一個作父母親的操心不盡，加上失業失學，暴力色情，我自己算是可以勉強招架活着，可是我真是沒有信心如何把孩子帶好。也許這就是父親所說的，我是因爲害怕纔不結婚吧。父親畢竟是父親，你可以在知識上，見識上，職位上等所有的事情上超過你自己的父親，可是在有一點上，你卻永遠比不上你的父親，那就是在對你自己的認識上，你無法超過你的父親。
更加讓我震驚的是，父親對我的愛，爲我們子女所做的犧牲已經刻骨銘心的影響了我，以至我目前對父母的愛成爲我生活的目標。我幹一切都不願傷害父母，幹一切也都是爲了讓父母爲我驕傲。但是正因爲這些，也使得我在生活和工作中處處謹小慎微，不敢冒險，因爲我的任何“失敗”都會給七十多歲的老人造成致命的打擊。
“我和你媽的理想就是你們，你們兄弟姐妹就是我們的夢，現在你們都長大了，有了自己的生活和理想，你們如果想爲自己的理想而拼搏，那是你們的事。就象當年我們會爲了你們做任何事情一樣，我們同樣理解你們爲你們的理想和夢做什麼事。你們已經不再是我們的夢，我和你媽媽已經沒有夢想了，我們只是想多活幾年，你該去幹什麼就去幹什麼吧。不過，如果能，是否可以把阿華帶回來給我們看看，我和你媽媽都喜歡她，也想你們在一起。就算我們最後一個願望吧！”
父親好象自言自語一樣，我卻認真回味着每一句話。我想，的確，父母是幸福的，他們實現了自己的理想。現在也許是我該走自己的路，實現我自己的理想的時候，並且我要爲阿華，也就是郭青青洗脫冤屈。
我心裡開始盤算大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