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中我堅持一定要到北京親自彙報。周局長在電話線的那邊沉默了一陣子，然後同意了。我想，他大概是從我的語氣中聽出了點什麼。我有些抱歉，因爲我知道周局長挺忙的，但我卻必須見他。我心中的疑團越來越大也越來越濃，搞得我踹不過氣，寢食不安。
周局長的司機小王到機場來接我。小車拐進長安街後，他把車駛入中間道開始加速向天安門方向開去。這時我已經猜到自己這兩晚又要享受北京飯店的“按摩”浴缸了。果然，車子在北京飯店門口停下後，小王遞給我一早開好的飯店房間鑰匙，對我眨眨眼笑着說：“周局長專門交代給開一間帶按摩浴缸的豪華房間，你就好好享受吧，我會和你聯繫的。”
我也會心地一笑，心裡一陣舒坦和溫暖。周局長就是這樣一位領導，他會用自己特殊的招待辦法讓旅途歸來的遊子或者長期在外的部下感到溫暖。他知道我在北京只呆兩天，自然不會給他們的開支造成負擔。並且他也知道我無論出差到哪裡都會選擇較便宜的酒店住，所以他把六星級酒店的豪華房間開給我。而且每次這樣的情況下，他都忘不了刻意強調那按摩浴缸的作用。開始我覺得好笑，都什麼年代了還按摩浴缸，周局長難道不知道北京的按摩女郎更加便宜和有用？後來有一次司機小王笑着對我說：“周局長是希望你不要找按摩女郎，才故意每次都強調按摩浴缸的。”我聽後不覺大笑，益發覺得周局長的可愛。雖說有諺語說在北京一竹竿掃過去，倒下一片都是局級幹部，可是當到局長畢竟也不容易呀。當初暗中對自己進行評估以及對單位激烈的競爭上崗形勢有了一定的認識也是致使我辭職下海的原因之一。雖然沒有當上局長，我對局長卻並不缺乏研究。
當晚十點過後，周局長才匆匆來到酒店。我們就在房間泡了咖啡，邊喝邊談。
“周局長，正式彙報前，我想先請教個問題。上次你提到後我一直在思考。”
看見周局長樂呵呵地看著我，我接着說：“你說每個人都有致命弱點，聽起來很有道理。你以前的工作是利用敵人的弱點讓他們屈服，讓他們吐出心中的秘密。我想在你現在的反間諜偵察和情報工作一定也少不了利用人們的致命弱點。可是，我的問題是，每個人都有致命弱點嗎？”
周局長點點頭：“是人都會有優點和缺點，有的缺點就是致命的。你讀過哲學書籍，這根本就不是我的結論。然而現實中甚至學術界也許不再強調人的致命弱點，可是從事我們這工作的，必須清清楚楚知道是人都有致命弱點，否則我們無法開展工作。反間工作中，我們對於抓獲的嫌疑犯的審問必須從他的弱點入手，而另外一方面，情報工作則同樣要利用人的弱點，爲我所用！”
“這我明白，可是我就覺得，有的人如果把生命都置之度外的話，你就算能夠找到他的致命弱點，又有什麼用？那弱點又如何能致他於死命？如果他根本就不要命的話？”
“小楊，你的例子有些極端，因爲是人都會怕死。可是我得承認，你的問題卻是很重要的。因爲在一個文明和法制的社會裡，你不能動不動就以死來威脅人家。例如，現在審問犯人，你就不能夠一味威脅他說，不說實話就判死刑，大家都懂法，這樣的威脅沒有用。所以我說你的思考很重要，可是這並不是說不怕死的人就沒有致命弱點。”
我知道今天還有正事要談，可是我很不服氣。我提高聲音說：“那你能夠給我解釋張志新烈士嗎？如果你是造反派，是兇手，是毛遠新，又有什麼辦法讓她屈服？”
周局長驚異地看著我。張志新一直是我心中最敬仰的英雄，在文化大革命中，張志新看出了“四人幫”一夥是禍國殃民的，她一個女人不畏強權，大聲疾呼，結果被她所在地東北的造反派抓起來，迫她悔過低頭。造反派和“四人幫”在東北的爪牙採取了人類歷史上最殘酷的虐待手段對付張志新，可是張志新烈士除了被打昏死過去外，一刻沒有停止痛斥“四人幫”。最後，造反派在無法讓她屈服的情況下，宣判她的死刑。怕張志新在行刑時高呼打倒“四人幫”的口號，造反派竟然把這位弱女子的喉管割開，裝上金屬管子維持生命。造反派的想法是，在公開行刑時只要張志新無法呼喊，只要她臉上露出那怕一絲的害怕，那麼他們“教育人民”的作用就起到了。然而，據後來參加行刑的造反派回憶，張志新烈士雖然無法呼喊，並且生命靠一條鋼管維繫，但她的眼睛始終放射出不屈不撓的光芒。我知道所有張志新烈士的事蹟，有些還是我利用國家安全部的特權調取檔案獲得的，我記得張志新烈士的生日，並且每年都在這一天爲她默默乾一杯。這些年她一直是我心中從來沒有退色的英雄。我拿她的例子是想讓周局長啞口無言。
周局長說：“小楊，你大概忘記了我文革中是在東北蹲的牛棚。離張志新烈士出事的地方不遠。我瞭解她所有的情況，她是我心中的英雄。我有時想，如果我們多一些象張志新這樣的中國人，日本人還會在我們的土地上肆虐八年？小小几個‘四人幫’還能對神州大地造成十年之久的浩劫嗎？”
“這樣的人就沒有致命的弱點。不然，那時造反派都快把她活活解剖了，爲什麼還無法讓她屈服？”
“小楊，我說過，幹我們這行的必須相信是人就有致命弱點。否則，我們會在好多問題面前畏首畏尾，望而卻步，事後還爲自己找藉口。沒有爬不過的山，沒有攻不下的關，更沒有無致命弱點的對手。雖然這裡拿張志新烈士作例子不是太恰當，不過爲了讓你徹底明白，我就多講兩句吧。
“小楊，其實象張志新烈士這樣視死如歸的英雄在我們的隊伍裡很多，在我們黨裡就更加多。你都聽過賀龍兩把斧頭鬧革命吧，還有彭德懷彭大將軍哪次打仗不是身先士卒，置生死於度外的。再拿國家主席劉少奇來說，解放前長期領導我們黨的地下工作，三下安源，與敵人周旋。難道你敢說他們哪個人是怕死的嗎？”
我真心地使勁點着頭表示贊同，他們當然不怕死，還有無數我們現在連名字都叫不來的革命先烈，拋頭顱，撒鮮血，爲理想義無反顧，視死如歸。
“他們不怕死的原因你應該知道吧？對了，就是有更加崇高的理想，有共產黨領導全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必勝信念，堅信最後的勝利一定屬於代表全中國人民的中國共產黨。在這種崇高的理想的支配之下，他們認爲自己的生命反而是擺在第二位的。
“唉，我怎麼向你解釋呢？這無疑是他們共同的優點。可是在很多時候這種優點也正是他們的致命弱點，這樣給你說吧，劉少奇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獻給了共產主義事業，他怕死嗎？那麼你可以想象一下，當有人用死亡威脅折磨他，最後要從肉體上徹底摧毀他的時候，他會如何？他當然會一笑置之，慷慨就義，就象張志新烈士一樣。
“可是實際情況卻完全不是這樣。國家主席劉少奇在生命最後的一段時間幾乎完全跨了。他好幾次乞求見毛主席，就是爲了當面檢討。他還寫了檢討書，聲淚俱下，可是毛主席根本不看。最後這位共和國的國家主席死得悽慘之極，據說屍體是用一條破竹蓆草草捲起。你現在可以想一想，他和張志新烈士都是視死如歸的英雄，死亡時爲什麼會一個悽慘，一個悲壯，結果竟然會有如此不同？想這個問題時，你還可以聯想到很多在文革中被屈打成招甚至陷害他人，或者經受不住折磨而自殺的人，當然更多的是連連悔過的老一輩革命家的案子。再想一下，他們都經歷過戰爭年代的槍林彈雨，把腦袋掛在褲腰帶上出來鬧革命的，他們怕死嗎？當然不，可是在歷次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中，爲什麼一羣無知的紅衛兵和幾個無恥的造反派就可以讓他們痛哭流涕，生不如死，連連檢討屈服？”
周局長已經講得很清楚了，我稍微一想，就恍然大悟。我興奮地說：“我明白了。這些人的致命弱點就是他們的優點，就是他們不怕死，願意爲國爲民甘願奉獻自己生命的崇高理想。劉少奇最後幾乎完全跨下來，是因爲他突然發現人民不需要他了，黨開除了他，最重要的是毛主席拋棄了他，他一下子陷入了地獄般的絕望，那種絕望比死更加可怕，因爲以前爲主義爲理想而死是死而無憾；可是現在他們竟然發現自己被冤枉到人民和黨的對立面，如果這樣去死，那簡直是死不暝目，所以他們突然害怕死，害怕問題沒有交代清楚。”
“可以這樣說。但是有一點要注意，人民沒有拋棄他，黨也沒有拋棄他。只是解放後，我們的政治發展不正常，大搞個人崇拜，結果連他們這些本來應該清醒的人也糊塗了。他們認爲毛主席就代表黨，代表人民，代表着他們爲之拋頭顱，灑熱血的共產主義事業。於是當毛主席要整一個人時，被整者的精神支柱馬上就垮，所以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所向無敵。如果只要有一個將軍把毛主席和中國的共產主義事業和人民前途分開來的話，情況就完全不同。可是文革中被迫害致死那麼多人，幾乎都是精神先死，爾後肉體才死。我不願意說，可是卻不得不說，文革中死去的那麼多所謂英雄人物，卻只有張志新讓我覺得是死而無憾。”
“我明白了。”我若有所悟地說：“如果我是造反派，我當時很容易讓張志新屈服。”
“說來聽聽。”周局長欣賞地看著我。
“張志新當時喊打倒‘四人幫，消滅反動派’的口號時，是因爲她心中堅信她是在維護毛主席，維護中國人民的前途。也就是說她那時心中清清楚楚，‘四人幫’會倒臺，毛主席會勝利，人民會勝利。張志新之所以有這樣的信念，是她看得遠，知道歷史總有一天會審判那些審判她的儈子手。但是不是也有如下的原因，就是因爲她離開北京和高層太遠，看不清楚所致，我們設想一下，如果他知道毛主席當時是‘四人幫’的後臺，那麼她可能一天之內就會象那些中央領導一樣屈服了，要求檢討了。所以我的方法是，只要造反派假傳口喻，告訴張志新，是毛主席親自判她死刑的，那麼她就再也提不起勁了。她會怕死得要命，她會乞求造反派不要殺她，她會千方百計地表達對黨對毛主席的衷心耿耿。”
周局長盯了我一會，沒有說話，我問：“周局長，我這些天也一直在想，可是總也想不出來。你說，我這人雖然渾身是缺點，可是我的致命弱點到底是什麼？”
周局長表情又輕鬆起來：“你自己總有一天會找出來的。我說，”周局長看了看手錶，“你該不是專門飛到北京來和我談論這類哲學問題吧！”
我收起了好奇心，開始談今天我飛過來要說的正事。
我把美國之行作了簡單的彙報。末了，我說：“進入海關非常順利，沒有發現異樣。但是出來後我在香港機場才發現我的行李在離開美國時被專業人士搜查過了。”
“怎麼會這樣？”周局長皺了皺眉。“這說明你在美國的行動已經引起了有關方面的注意，或者你接觸了fbi已經在監視的對象。對了，你是用什麼方法發現進入美國時沒有異樣？”
我把洗衣粉事件講給周局長聽，他邊聽邊笑，氣氛相當輕鬆。我講完後，他仍然無法停下笑，“小楊，我說你呀，總有一些這樣的土點子，方便適用，花樣百出。我可真是佩服你了。洗衣粉事件，哈哈哈，好好，如果你在進入美國時已經被盯上的話，那麼你的行李早在到達機場時就肯定被檢查過了。這樣在你過海關時，就不會有fbi再來對你行李中的洗衣粉大驚小怪了。另外，如果你是fbi監視的對象，就算你帶真正的毒品進入美國，他們也不會打草驚蛇，更何況你帶的是洗衣粉。你這一招可真妙。一般來講，最難確定的就是在進入某個國家或地區時是否被盯上。稍有不慎的話，所見的親戚朋友都會受到牽連。對了，小楊，知不知道你是在什麼時候被盯上的？”
“我疏忽了，沒有發現。看起來是高手在盯梢。不過在進入紐約時我又做了適當的工作，也沒有發現尾巴。看起來事情可能出在後面。”
周局長點點頭。我說，這次任務完成得不好，我盡力了，周局長馬上打斷我：“小楊，你任務完成得很好。由於我們所獲得的情報有限，這次任務本來就很困難，何況你是順便幫我的忙，不是嗎？”
我點點頭，我喜歡周局長把任務和幫忙混爲一談的說法。這讓我知道什麼時候感到輕鬆，什麼時候感到莊重。
彙報完後，已經十二點了。我看周局長想起身離開的樣子，我決定切入正題。
“周局長，我來北京還有其他的事情。”
“我知道，不然你不會急着趕來北京的。”周局長點點頭，“你可以稍微快一點說嗎？明天一早我還要開會。”
“我儘量吧，不過沒有你的配合和支持，我恐怕很難快。”我對周局長眨眨眼。周局長困惑地看着我，點着了一隻煙。
“我知道你的工作有嚴格的保密原則。我也知道自己已經不是國家安全戰線的人。可是今天我真希望得到你的指點。”
周局長一動不動，認真地吸着煙。“很敏感嗎？”他沉默了一會才問：“你一向知道規矩的，我看就不用提醒你了。你從簡單一點的入手，說來聽聽吧。十分鐘時間一定要停下來。”
“好。”我站起來，走到牀邊，坐下來，把我身邊的牀頭燈打開，然後順手把周局長坐的椅子旁邊的落地燈關掉。這樣我在亮處，周局長則坐在暗中，加上他呼出的煙，很快我只能看到他模糊的棱角，我想他可以看清楚我。“周局長，你知道我和郭青青的關係。你讓我調查郭青青在美國的情況，特別是她整容後的動向。我知道工作紀律，所以無論多麼好奇，都忍住沒有打聽，但你知道我是很難受的。不過周局長，你既然已經知道我和郭青青的關係，卻仍然把這樣的任務委派給我，可見對我的信任。我非常感激。
“郭青青整容後的相貌和身份證件等我雖然一樣沒有調查出來，可是是你直接委派我去調查，這確實讓我擔心。我對郭青青還是有感情的，所以我的第一個請求就是，你是否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看也不看煙霧處，一口氣接着講：“從美國回來後，我本來以爲事情已經結束，可是我發現有兩位同班同學出了事，時間都是在我被關進去的前後。而且一位已經以出賣國家機密罪被收監，另一位也是涉及到國家安全和觸犯保密條例。這三件事情讓我越想越覺得不對勁，應該不是巧合吧？！要知道，我們班四十位同學，是八十年代中進入大學的，我們在學校就開始經歷混亂的意識形態和各種哲學理論的輪番折磨，畢業後又經歷人類歷史上少有的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改革開放中三次發財致富好機會，盜賣批文、圈佔土地和侵吞國有資產幾乎都被我們碰上了，然而據我所知，我們同學沒有一個出事的。可是這短短的幾個月，竟然有兩位同學落馬，並且一個重罪，一個也不輕。所以我的第二個疑問就是，這和你讓我調查我的同學郭青青是否有什麼聯繫？你是否已經知道這種聯繫？抑或你今天才聽說？
“下面談我最重要的推測，也是我最大的擔心，這主要是從我上面兩個同學同時出事想到的。周局長，你知道，我們北京大學象其他一些重點大學一樣，在畢業生沒有自謀出路之前，有些專業幾乎是固定爲國家某些重要機關部門輸送人才的。我們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是周總理在七十年代中特別提議設立的，當時和我們北京大學一起設立國際政治系的還有中國人民大學和復旦大學。周總理是根據當時的國際形勢，特別是從我們國家日益頻繁的國際交往出發，要求大學培養自己的國際關係人才。我們這個系培養的國際關係專業畢業生從七十年代開始到九十年代底幾乎都是國家完全包辦分配的，分配單位包括外交部、經貿部、國家安全部和軍事院校等，我這裡不一一列出。就拿我的同班同學來說，四十個畢業生幾乎有三十位分配到黨政重要機關工作，我不妨說得再清楚和嚴重一點，就拿國家安全部門來說，幾乎每一個沿海重要省份的國家安全廳都有我的同學。他們都是專業精通又至少熟練掌握一門外語的人才，經過這十幾年的工作磨鍊，大都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成爲年輕有爲的領導幹部。可是由於我的兩個同學接連出事，我突然有一種奇怪的感覺，那就是我們同學都遇到了或者將會遇到類似的麻煩！如果不及時查清原因並且制止的話，嚴重的問題可能會象流行病一樣流傳開來。”
我只顧自己說話，但還是忍不住向陰暗中瞟了一眼，煙霧明顯接不上，周局長顯然被我的話吸引而忘了吸菸。我把頭掉開，壓低聲音，清清楚楚地說：“我懷疑，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對中國開展工作始終不得其門這麼多年後，終於找到了突破口。雖然我們國家特別是你們安全部保密相當嚴密，可是我們都忘記了，同學之間根本無密可保，你分配到什麼單位，幹什麼具體工作，幹得如何，以及你的提升情況、家庭情況等等，同學之間是沒有秘密的。如果說這些還都沒有什麼，那麼更加致命的則是老同學之間幾乎都對對方的性格、優缺點、喜好了如指掌，這樣設想一下，如果國外情報機關以這個爲突破口的話，情況就嚴重了。人家國外的情報和反間諜機構雖然也招收大學生，可是沒有象我們國家那樣在如此狹小的範圍內挑選。
“周局長，你不是說每個人都有致命的弱點，只是看你是否找到這一弱點嗎？對於一個老成持重的成年人或者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你可能無法抓住他或她的致命弱點，可是對於我們高中畢業就進入大學，同吃同睡同學習好幾年的同窗同學來說，每個人有什麼致命的弱點大家彼此就都一清二楚，你愛虛榮的話，每個同學都知道；你愛佔小便宜，大家早就不借錢給你了；你荷爾蒙過多好色的話，大家住一個宿舍，睡上下鋪，晚上你手淫把牀搞得支支叫，大家更是心照不宣。我們不妨這樣設想一下，如果我的同學中出現了那麼一個人，他不但精通心理學，而且知道每一個老同學的喜怒哀樂，又得到中央情報局支持的話，後果會怎樣？”
我故意停頓了一下，加重語氣說：“周局長，我對廣東和酒泉兩位同學出事的分析認爲，他們都是栽倒在自己的致命弱點被人家清楚地掌握住。什麼人可以如此清楚掌握他們的致命弱點呢？我想除非親戚朋友，否則剩下的就是我們這些老同學了。如果這個推測正確的話，那我們該擔心的就大了，國內的不說，據我所知道，我們班還有派遣到國外工作的，如李建國被秘密派遣到國外從事我太空研究相關的絕密工作，他這樣的不是隨時都會有生命的危險，你得儘早撤離他們——”
“十分鐘到了。”煙霧中傳來周局長竭力保持鎮靜的聲音。我停下來，卻沒有動。直到感覺到煙霧消散，周局長站起來，我才轉過頭。在我面前的仍然是一張慈祥的臉，我嘆了一口氣。我理解周局長的謹慎，由於我已經不是部裡的特工，加上我剛纔的問題確實敏感，所以我們採取了我明他暗的方式，並且我講話的過程中他一次都不打斷或者接話。要知道，對於有經驗的情報人員，觀察面部表情幾乎可以得到至關重要的情報，例如如果剛纔我可以觀察到周局長的臉部表情和肢體語言的話，那麼在我十分鐘的推測陳述過程中，我就可以從他喉頭、大動脈、眼睛跳動的頻率，肢體的移動再反“推測”出這位北京最高級的情報首長對我十分鐘推測的每一個細節的反應。如果那樣的情況真出現，國家機密就可能受到嚴重侵蝕，國家安全就一定受到危害。所以對我如慈父般的周局長在知道我要提出敏感問題時要求我“按照規矩”，結果自然是我滔滔不絕講了十分鐘，卻一點反應都沒有得到，出現在我面前的仍然是先前那張慈祥的面孔。
“小楊，”周局長開口了，聲音中透着疲倦，“我一直很信任你，你也很有頭腦，不過一涉及到工作的話，保密制度必須不折不扣的實行，不能有絲毫個人感情牽涉其中。我信任你是一回事，我們是否按照保密規矩行事是另外一回事。你剛纔談的我都認真記下來了，爲了便於你可以進一步配合我們工作，我這裡在允許的範圍內適當透露一點情況也無妨，希望你可以開動腦子，經常對事情多問個爲什麼。”
周局長接着說：“我們從華盛頓得到的絕密情報稱，一位叫郭青青的女人被中央情報局派遣回中國。這本來沒有什麼大不了，我們的華盛頓朋友中央情報局哪一年不是熱情洋溢地給我們輸送間諜過來？人家的工作就是要搞我們的情報嗎，是不是？再說我們也有反間諜機構，不就是要等他們輸送的人上鉤？可是由於提供這份情報的是我們比較重要的關係，所以我們不能掉以輕心。後來經過查證，這個消息屬實。可是我們卻遇到了難題。以前中央情報局派遣人員過來前，我們大多可以掌握他們的身份或者身體相貌特徵，可是這個郭青青卻什麼都沒有。後來我們進一步查證後發現，原來郭青青是國內過去的原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專業畢業的學生，在美國深造後和一個教授結了婚，並取得了綠卡。大概在2000年離了婚，之後她在紐約找了一位叫麥克的整容醫生給自己整容，手術經歷一年，她幾乎是脫胎換骨，煥然一新。但這時發生了‘911事件’，整容醫生麥克當時正在大樓內，不幸喪生，同時所有關於郭青青整容的一切資料也在那場災難中徹底毀滅了。郭青青是在申請美國國籍時發現問題的。因爲她已經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如果沒有醫生的證明，美國根本無法承認她就是原來的郭青青。”
“可是，在美國得到綠卡時，不是要打印指模嗎？”我打斷問。
“說起來可怕，那郭青青據說爲了十指修長，連手指都做了修整，結果指模受到破壞，所以美國根本不承認她。郭青青當時非常緊張，不但身份需要回復美國籍，而且離婚時獲得的不動產等都需要她去辦理。據說她那段時間很着急，東託人西找人的。可是在美國標榜的是講法制民主，託人有什麼用？後來的情況我們也沒有完全掌握。不知道到底是她找到中央情報局還是中央情報局找到她，總之他們雙方做了交換：中央情報局爲她解決了身份，她大概答應爲中央情報局做些事情。我們當時得到的情報只是說，郭青青被派遣回了大陸。”
“但是，周局長，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就算一個叫郭青青的女人被中央情報局派遣進入大陸，那又有什麼了不起的？反正中央情報局就是幹這個工作的，每年多多少少的總得派遣一些間諜過來吧，不然他們上百億美金的經費如何花費？”我不以爲然地說。
“話雖這樣說，可是由於這次情報來源重要，所以我們不能不重視。加上以往中央情報局派遣進入中國大陸的間諜大多是美國外交官、商人或者學者，就算偶爾派遣一些華裔人士進來，也大多是以學者身份順便獲得有關資料的，並且多數都在我們的掌握之中。你大概也知道，中央情報局派遣的很多特務幾乎都是在一進來我國領土後就被我們監視控制，有時我們爲了讓美國不要那麼霸權，希望他們真正瞭解中國，所以我們就讓他們的特務多收集一些中國的‘情報’，你知道美國有幫反華人士整天宣佈中國威脅論，我們都多次聲稱，公開辯解，可惜他們都不信。所以，我們就讓他們的間諜來收集一些情報。這些情況你也知道，所以我們一般對於中央情報局派遣過來的特務不但不緊張，有時看他們收集了錯誤的情報，還‘故意’幫助他們呢。不過，這次好象不同，回到郭青青吧，這次中情局竟然派遣經過易容的間諜過來，情形有些異常。事實上這樣的事只在冷戰期間美蘇對峙時美國才使用過，目前中美關係雖然問題多多，但總的方向還是朝健康關係發展的。美國在這個時候突然對我採取如此極端的秘密間諜派遣，其目的何在？我們非常重視。”
周局長停了一下：“如果再結合你的分析推測，我覺得問題比先前想象中的更加嚴重。但由於純粹是推測，就算正確，我們又能夠做什麼呢？你的同學不但分散在各地，而且也不只是在國家安全部門，就算是在國家安全部門，我們也無法對他們一一明說，這樣可能打草驚蛇，這件事看起來還有些難辦。”
我很高興周局長認同我的分析。不過也許是他們早就掌握了情況，周局長只是順着我的話說而已。我突然想起田海鵬想找同學聚一聚的談話，我興奮地站起來，“有了，周局長，有了！”
“說來聽聽。”
“是這樣，畢業都十幾年了，我們同學基本沒有搞過聚會。我可以聯繫廣州幾位同學策劃一次同學聚會。這樣大家不就都一起來了。”
“都到一起就好辦了。我可以派幾位專家暗中配合你，我們還可以搞一些竊聽。我想，以你的才能，我相信你可以摸清一些基本情況，看哪些同學異樣，哪些又太正常，好主意！小楊，我可以私下提供你們一些聚會活動經費。”
“不用了，老局長。”我笑笑，“我有個同學這兩年發了，他一直想花點錢聯絡老同學。這事交我來辦好了。”
“好，就這麼辦。對了，小楊，你剛纔說什麼同學李建國被安全部派遣到國外的事，你都是怎麼知道的？”
“哎呀，周局長，你該不會認爲老同學之間真有秘密吧？我們今天一晚上不就在談論這個話題嗎？”
“你誤會了。我是問，你們是怎麼知道的？如果是他告訴你的，那麼你應該有他的電話或者地址吧？”
“當然是他告訴我們的。不過，我們這一代都是靠電子郵件聯繫的。”我想起田海鵬的話，笑着說。
“那你可以把他的電子信箱號碼給我嗎？”周局長看着我，“你不會連我也不相信吧？”
我把田海鵬給我的他們一直聯繫的電子信箱地址寫給了周局長。
之後，得到周局長的同意，我立即就撥通了田海鵬的電話。我在電話中告訴海鵬我想和他一起組織一個同學聚會，電話那邊立即傳來激動的聲音。我放下電話後也興奮到極點。可是回頭一看，周局長竟然斜靠在沙發上睡着了。
我知道這樣的行動對於周局長來說是司空見慣的。我扯出毛毯輕輕地給他老人家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