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造成的困局與應對
羅平漢
由於對建設社會主義經驗不足和急於求成，1958年毛澤東爲首的中共中央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結果欲速則不達。從1959年起，國民經濟遇到嚴重的困難。爲了擺脫困境，中共中央決定從1960年底開始，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隨後制定了“農業六十條”，關、停、並、轉了一大批企業，精簡了大量的城鎮人口，使國民經濟得以復甦。
一、“大躍進”運動的動因
人們常常把1959年至1961年這三年，稱爲“三年暫時困難時期”。這個困難局面的形成，固然與這幾年頻繁的自然災害有關，但更主要的還是由於“大躍進”運動的嚴重失誤。
“大躍進”雖然發生在1958年，但“大躍進”的思想並不是突如其來的。早在1954年6月，毛澤東就曾指出：“我看，我們要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大概經過五十年，即十個五年計劃，就差不多了，就像個樣子了，就同現在大不一樣了。”1955年3月，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毛澤東又講道“要在大約幾十年內追上或趕過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無須說，這裡的“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指的就是美國。
1955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召開關於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座談會，毛澤東在講話中更是明確指出：“我們的目標是要趕上美國，並且要超過美國。”他說：“不是說趕上美國不要一百年嗎？這個看法我也贊成。究竟要幾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許七十五年，七十五年就是十五個五年計劃。哪一天趕上美國，超過美國，我們才吐一口氣。現在我們不像樣子嘛，要受人欺負。我們這麼大一個國家，吹起來牛皮很大，歷史有幾千年，地大物博，人口衆多，但是一年才生產二百幾十萬噸鋼，現在纔開始造汽車，產量還很少，實在不像樣子。所以，全國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黨派在內，都要努力，把我國建設成爲一個富強的國家。我們在整個世界上應該有這個職責。世界上四個人中間就有我們一個人，這麼不爭氣，那不行，我們一定要爭這一口氣。”
在1956年8月30日八大預備會議上，毛澤東在講話時又表達了同樣的意思。他說，中國共產黨人有義務把國家建設起來，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完全改變過去一百多年落後的那種情況，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種情況，倒黴的那種情況，趕上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他還這樣說：“美國只有一億七千萬人口，我國人口比它多幾倍，資源也豐富，氣候條件跟它差不多，趕上是可能的。應不應該趕上呢？完全應該。”他還分析說，中國現在鋼的年產量是四百萬噸，相當於美國六十年前的水平，也就是中國比美國落後了六十年。他表示：“假如我們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應該趕過它。這是一種責任。你有那麼多人，你有那麼一塊大地方，資源那麼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麼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所以，超過美國，不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應該。如果不是這樣，那我們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們對人類的貢獻就不大。”
1955年下半年，通過對所謂“小腳女人”即右傾保守思想的批判，我國農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進入**，原定十五年左右才能完成的社會主義改造任務即將大大提前。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認爲，不但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應當而且可以加快，就是各項建設事業的速度也應當是如此。他在爲《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一書所寫的序言中，曾這樣說：
“現在提到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的問題，已經不是批判在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傾保守思想的問題，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也不是在資本主義工商業按行業實行全面公私合營的速度方面的問題，這個問題也已經解決了。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問題，在一九五六年上半年應當談一談，這個問題也會容易解決的。現在的問題，不是在這些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這裡有農業的生產，工業（包括國營、公私合營和合作社營）和手工業的生產，工業和交通運輸的基本建設的規模和速度，商業同其他經濟部門的配合，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項工作同各種經濟事業的配合等等方面。在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對於情況估計不足的缺點的，都應當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適應整個情況的發展。”
毛澤東認爲，現在雖然已經解決了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問題，但黨內黨外右傾保守思想仍在許多方面作怪，使這些工作不能適應客觀情況的發展。許多經過努力本來可以做到的事情，卻有很多人認爲做不到。爲了改變這種局面，就必須不斷地批判右傾保守思想。在這之後，毛澤東就不斷地講，做事情，至少有兩種方法：一種，達到目的比較慢一點，比較差一點；一種，達到目的比較快一點，比較好一點。一個是速度問題，一個是質量問題。不要只考慮一種方法，經常要考慮兩種方法。他還由此概括出了兩種領導方法，一是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一是又少、又慢、又差、又費。無須說，他是大力倡導“多、快、好、省”方針的，並且要求全黨堅決克服右傾保守思想。
1956年初起，各行各業都開展了對右傾保守思想的批判，結果造成了各部門、各地區不顧實際條件紛紛提高計劃指標、追加基建項目的浪潮，使整個國家預算和經濟計劃都有失控的危險。針對這種情況，從1956年6月起，在周恩來等人的努力下，對過高的預算和計劃指標作了壓縮，形成了“既反對保守，也反對冒進”的經濟建設方針，保證了經濟建設的健康發展。
對於在經濟領域開展反冒進，毛澤東一開始就表示不贊成，表現出過不高興。據胡喬木回憶：“會上尤以恩來同志發言最多，認爲追加預算將造成物資供應緊張，增加城市人口，更會帶來一系列困難等等。毛澤東最後仍堅持自己的意見，就宣佈散會。會後，恩來同志又親自去找毛主席，說我作爲總理，從良心上不能同意這個決定。這句話使毛主席非常生氣。不久，毛主席就離開了北京。”隨後，劉少奇指示中共中央宣傳部起草一篇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社論。當時，中宣部將起草好後的稿子交給了劉少奇。劉少奇改完後批示：“主席審閱後交喬木辦。”但毛澤東接到此稿後，只批了三個字：“不看了。”後來毛澤東曾說，那篇社論寫好後曾送給我看，我在清樣上寫了“不看了”三個字，罵我的東西我爲什麼要看。
對於反冒進，毛澤東雖然不贊成，但也沒有堅決阻止。這裡有兩個原因：一是反冒進的後果如何，他還有待觀察；二是不久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發生了匈牙利事件，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國際形勢的觀察和匈牙利事件的處理上。
匈牙利事件平息後，爲了避免類似的事件在中國重演，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於1957年春決定開展一次全黨範圍的整風運動。不久，整風轉變成了反右派運動。這一段時間，毛澤東的主要精力放在整風和反右上。
反右派運動是1957年5月內部作準備，6月正式發動對右派的反擊。至這年8月，運動基本結束。反右派運動當時被認爲取得了完全勝利，不過今天看來，這個勝利的代價太大，當年劃了50多萬右派分子，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對其進行摘帽改正，發現其中絕大多數人是被錯劃的。不但如此，匈牙利事件和反右派運動這兩件事，對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毛澤東看來，匈牙利之所以發生反革命事件，右派之所以在這時向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發動進攻，表明社會主義制度還沒有鞏固。沒有鞏固的原因，關鍵在於經濟不發展，物質基礎不牢固。毛澤東的這個認識，原本也是對的，但問題出在用什麼方式發展經濟上。這時，毛澤東認爲，要發展經濟，四平八穩不行，一般速度也不行，唯有較高速度，唯有在相對短的時間裡超過英美這樣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如果仍是低速度，慢騰騰地建設社會主義，形勢就會危急，社會主義制度能否鞏固就成問題。1957年9月18日《人民日報》社論對毛澤東的這種思想作了充分的發揮，社論說：“經濟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同政治、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是相互促進的”，“目前我國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還很不充分，這是右派敢於進攻和中間派還在動搖的一個客觀原因。只有建立了比較充分的物質基礎，我們的國家，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纔算充分鞏固。”
於是，毛澤東將反冒進與所謂右派的進攻聯繫起來。毛澤東認爲，反冒進在先，右派進攻在後，反冒進的人說 1956年是冒進，右派也說經濟建設中的主要危險不是右傾保守，而是冒進，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因此，反冒進爲右派向共產黨進攻提供了藉口。1958年3月，毛澤東在爲重印《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所寫的按語中說：“我們沒有預料到一九五六年國際方面會發生那樣大的風浪，也沒有預料到一九五六年國內方面會發生打擊羣衆積極性的‘反冒進’事件。這兩件事，都給右派猖狂進攻以相當的影響。”
本來，毛澤東就對右派進攻的形勢作了脫離實際的估計，而右派的進攻在他看來同反冒進又有內在聯繫，這時，國內的經濟形勢發展也比較好，人民羣衆的建設熱情很高。就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認爲，經濟建設的速度本來可以更快一些，1956年夏至1957年的反冒進，恰恰是對羣衆的積極性潑了冷水，並公開表露出對此前進行的反冒進的不滿情緒。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這次全會不僅揭開了批評反冒進的序幕，也揭開了農業“大躍進”的序幕。會上，毛澤東首次對反冒進進行了公開的批評。他在會議結束前發表的題爲《做革命的促進派》的講話中說，1956年的反冒進，掃掉了“多、快、好、省”的口號，掃掉了“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所謂“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是指1956年中共中央制定的《1956年至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其中最主要的內容是，在12年以內，糧食每畝平均產量，黃河以北要達到400斤，黃河以南淮河以北要達到500斤，淮河以南要達到800斤，因爲綱要共四十條，故簡稱“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掃掉了促進委員會，對這幾項東西要恢復。他還說：“我們總的方針，總是要促進的。”從此之後，毛澤東不斷地對反冒進提出公開批評。席捲全國的“大躍進”運動，就此拉開序幕。
1957年11月，毛澤東到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勝利四十週年慶典及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這是毛澤東第二次訪問蘇聯，也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出國。這一次莫斯科之行，毛澤東興致很高，實際成爲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的主角。在會上毛澤東一再講要以蘇聯爲首。他說：“我們必須有那麼一個國家，有那麼一個黨，它隨時可以召集會議。爲首同召集會議差不多是一件事。”“既然需要一個首，那麼，誰爲首呢？蘇聯不爲首哪一個爲首？按照字母？阿爾巴尼亞？越南，胡志明同志?其他國家?我們中國是爲不了首的，沒有這個資格。我們經驗少。我們有革命的經驗，沒有建設的經驗。我們在人口上是個大國，在經濟上是個小國。我們半個衛星都也沒有拋上去。這樣爲首就很困難，召集會議人家不聽。”這是一段值得回味的話。自社會主義陣營形成以來，一直是以蘇聯爲首的。筆者認爲，這番話表明，從這時起，毛澤東已經有些看不起赫魯曉夫，已經有了中國要在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揮更大作用的想法。
中國領導人當然清楚，中國要在國際舞臺上有更大的發言權，還必須在短期內把經濟搞上去，這樣說話纔有底氣。當時，人們是把鋼鐵產量的多少，作爲衡量一個國家經濟實力的最主要標準的。所以，能否趕超英美，關鍵是看鋼鐵產量能否上去。在莫斯科期間，赫魯曉夫曾告訴毛澤東，在以後的15年中，蘇聯在主要工業產品方面，將趕上並超過美國。毛澤東對此既感到鼓舞，又感到壓力，認爲中國也應急起直追，並有所表示。他在各國共產黨工人黨莫斯科會議上表示：中國要用15年左右的時間在鋼產量等方面趕上英國。
當然，毛澤東這個表態，也並非沒有根據。在莫斯科期間，毛澤東在同英國共產黨負責人波立特、高蘭談話中瞭解到，再過15年，英國的鋼產量可能從現在的2000萬噸增長到3000萬噸，而中國這時的鋼產量約500萬噸，按每5年翻一番計算，再過15年可達到4000萬噸。因此，毛澤東認爲，作爲主要工業產品的鋼產量中國15年趕上或超過英國是可能的。這是中國領導人第一次正式公開宣佈15年鋼產量趕上並超過英國，1958年喊得十分響亮的“超英趕美”口號由此而來。
二、“大躍進”的發動與初步糾“左”
自從“超英趕美”的口號提出來後，毛澤東認爲，目前黨內的右傾保守思想還沒有克服，仍存在少慢差費的問題，而這個問題之所以出現，又是受了此前反冒進的影響。於是，他多次對反冒進作了嚴厲的批評，並且批評的程度一次比一次嚴重。
1858年元旦剛過，毛澤東就來到了廣西南寧，在這裡召開部分中央領導人和部分地方負責人蔘加的中央工作會議。會上，毛澤東在發言中說：“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這是政治問題。首先沒有把指頭認清楚，十個指頭，只有一個長了包，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學生），多花了一些錢，這些東西要反。當時不要提反冒進，就不會搞成一股風，吹掉了三條：一爲多快好省；二爲四十條綱要；三爲促進委員會。這是屬於政治，不屬於業務。一個指頭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他又說：“右派的進攻，把一些同志拋到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只剩50米，慌起來了，什麼‘今不如昔’，‘冒進的損失比保守的損失大’。”他還說：“最怕的是六億人民沒有勁，擡不起頭來。”毛澤東認爲，反冒進是泄了六億人民的氣，採取的是資產階級的方法論，使用的辦法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
在這年初召開的上海市黨代會上，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作了一篇題爲《乘風破浪，建設社會主義新上海》的報告。毛澤東對這個報告甚是欣賞。他在1月15日的會上說：“這一篇文章把我們都壓下去了。上海的工業總產值佔全國的五分之一，有一百萬無產階級，又是資產階級最集中的地方，資本主義首先在上海產生，歷史最久，階級鬥爭最尖銳，這樣的地方纔能產生這樣一篇文章。這樣的文章，北京不是沒有也，是不多也。”第二天，他在大會上再次拿出柯文，當衆對周恩來說：“恩來同志，你是總理，你看，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周恩來回答說：“我寫不出來。”毛澤東接着說，上海是中國工人階級集中的地方，沒有工人階級建設社會主義的強烈激情，是寫不出這樣的好文章的。“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
這次會議的主要內容本來是討論1958年的國民經濟計劃，由於毛澤東對反冒進作了嚴厲批評，1956年參與反冒進的領導人劉少奇、周恩來等人，只得檢討反冒進的所謂錯誤，從而致使一些超過實際的高指標被會議一致通過。南寧會議之後，“大躍進”在全國範圍內迅速展開，並由農業領域發展到國民經濟的各個方面。
1958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召開了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3月和4月，又分別在成都和武漢召開中央工作會議，5月在北京召開八大二次會議。這些會議的議題很多，但批評反冒進是其中一項重要內容。
1958年2月中旬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說：“以後反冒進的口號不要提，反右傾保守的口號要提。反冒進這個口號不好，吃虧，打擊了羣衆。”
毛澤東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說，兩種方法的比較，一種是馬克思主義的冒進，一種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究竟應該採取哪一種，我看應該採取冒進。他還說，反冒進是“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慼戚”，冒進則是“轟轟烈烈、高高興興”，“不盡長江滾滾來”，就是要和反冒進對起來，反對慢的路線。由於把冒進與反冒進上升到了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的高度，試想還有誰敢堅持反冒進？而此前毛澤東曾提出，要用“躍進”一詞代替“冒進”一詞，不給反對者提供口實，並且認爲“躍進”一詞是一個偉大的發明，要將博士學位授予發明這一詞的那一位或幾位科學家。
在4月的武漢會議上，毛澤東說，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來了個反冒進，搞得人不舒服。這個挫折很有益處，教育了幹部和羣衆，是反面教育。因爲受了損失，是個馬鞍形，兩個“**”之間一個低潮——反冒進。過去說1957年比1956年實在些，這個話是不合乎事實的。1957年實際上工作差勁了，許多幹部擡不起頭來。上面罵冒進，下面也罵冒進，所以1957年勁頭不大。去年揭開蓋子，用整風反掉了右傾保守思想。
在5月的八大二次會議上，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工作報告中，也認爲反冒進損害了羣衆的積極性，影響了1957年的生產建設，特別是影響了農業的發展，形成了“馬鞍形”。在這種情況下，原來主張反冒進的周恩來、陳雲、李先念等領導人，只得一再承認反冒進是“錯誤”的，並在不同的會議上公開檢討。
八大二次會議正式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雖然這條總路線要求“多快好省”並行，但在實際工作中，“快”就成了總路線的核心。會後《人民日報》爲宣傳總路線發表的社論，更是直言不諱地說，“快”是總路線的靈魂。會議後，“大躍進”浪潮已席捲全國。
隨着“大躍進”的發動，原來提出的十五年趕超英國的時間也就一再提前。
1958年元旦，《人民日報》又發表題爲《乘風破浪》的社論，強調在我國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基礎和現代化的農業基礎，從現在算起，還要10年到15年的時間。要在15年左右的時間內，在鋼鐵和其他重要工業產品產量方面趕上和超過英國；在這以後，還要進一步發展生產力，準備再用20年到30年的時間趕上並且超過美國，以便逐步地由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到這時，超英趕美和實現共產主義都有了明確的時間表。
這個本來就不長的時間表，在“大躍進”發動後又一再被縮短。1958年3月20日，冶金工業部部長王鶴壽向毛澤東送來了《爭取有色金屬的飛躍，佔領有色金屬的全部領域》和《鋼鐵工業的發展速度能否設想的更快一些》兩個報告，其中提出，到1962年鋼產量超過1500萬噸、爭取2000萬噸是可能的，並且認爲只要10年就可超過英國，再有10年也完全可能趕上美國。受其影響，毛澤東在4月2日接見波蘭政府代表團時，便提出要“十年或更多一點時間趕上英國，再過二十年趕上美國”。
在這年5月召開的八大二次會議上，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在報告中提出：“7年趕上英國，15年趕上美國。”毛澤東在批語中將其修改爲：“7年趕上英國，再加8年或者10年趕上美國。”這樣，原定的15年趕上英國的時間縮短到只有7年，趕超美國的時間也變爲15年或17年。
這年6月，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薄一波在一份報告中說，1959年我國的主要工業產品，除電力外，都將超過英國的生產水平。6月22日，毛澤東對薄一波的報告作了批示：“此件印發軍委會議各同志。趕超英國，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兩年到三年，兩年是可能的。這裡主要是鋼。只要1959年達到2500萬噸，我們就在鋼的產量上超過英國了。”毛澤東在批發這個報告時，還特地將題目改爲《兩年超過英國（向政治局的報告）》。
爲了能使1959年的鋼產量超過英國，就必須使1958年的鋼產量至少達到1000萬噸。6月19日，毛澤東召集一些中央領導人以及冶金工業部部長王鶴壽等人開會，討論鋼鐵生產問題。毛澤東問王鶴壽：去年是530（按：1957年的鋼鐵產量爲535萬噸），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爲什麼不能翻一番？王鶴壽說，好吧！佈置一下看。後來毛澤東說，開始是600萬噸，第二本賬是700萬噸，第三本賬是800萬噸，爭取900萬噸。我說你索性翻一番，那麼拖拖拉拉幹什麼？王鶴壽同志就很有勁，佈置了。王鶴壽“佈置”的結果，決定1958年鋼產量比1957年翻一番，完成1070萬噸。這就是這年著名的“爲實現1070萬噸鋼而奮鬥”口號的最初由來。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式決定1958年鋼鐵產量要實現1100萬噸，對外宣佈是比1957年翻一番，達到1070萬噸。在會後發表的會議公報中，正式宣佈了這1070萬噸的計劃，並號召全國人民爲完成這1070萬噸鋼而奮鬥。當時，全國只完成了450萬噸鋼的生產任務，尚有600多萬噸的任務，這顯然是正規的鋼鐵企業按常規進行生產所無法完成的，於是決定使用老辦法——發動羣衆。因此，北戴河會議明確提出要來一個大鍊鋼鐵的羣衆運動。1958年10月，全國參加“小、土、羣”鍊鋼鐵的勞動力達到6000萬人，12月則更是增加到9000多萬人。
1958年12月21日，新華社正式向全世界宣佈：“據冶金工業部12月19日爲止的統計，今年全國已經生產鋼1073萬噸，比1957年的鋼產量535萬噸增加了一倍掛零。”1070萬噸的任務雖然完成了，但付出的代價卻是巨大的。爲了全力保鋼，當時提出的口號是“停車讓路，首先爲鋼”，時稱“鋼鐵元帥升帳”，也就要求各部門、各地方必須將鋼鐵生產放在首位。結果近1億的人民公社社員、機關幹部、學校師生等投入鋼鐵生產中，以致中央各部委的大院裡、高等學校的校園裡，一些非鋼鐵企業的車間裡，甚至中共中央所在的中南海里，都建起了各式各樣的小土高爐。同時，其他部門也因爲給“鋼鐵元帥”“停車讓路”，造成了工業與農業比例、工業與交通運輸的比例、工業內部各部門間的比例嚴重失調。
應當承認，這一年全國人民也確實以前所未有的熱情投入工農業生產中，全國出現一片熱火朝天的建設場面。在這種情況下，黨的領導人認爲，中國已經找到一條快速建設社會主義的好途徑，中國不但能在不長的時間裡趕上並超過英美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而且有可能先於蘇聯進入共產主義。在這年5月的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曾這樣說，在延安的時候，林彪同志向我說，將來中國要趕上蘇聯，當時我還不相信，我想蘇聯也在進步呀？現在我相信了。我看我們的共產主義可能提前到來，因爲我們的方法比蘇聯好，速度比蘇聯快，再加上有6億人口和蘇聯的技術援助，理所當然要走到蘇聯的前面去。
從這年4月起，黨的領導人就開始考慮共產主義的實現形式問題。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最後決定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以此作爲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具體途徑。因此，北戴河會議在正式宣佈全年將完成1070萬噸鋼的同時，作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強調“在目前形勢下，建立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工農商學兵互相結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導農民加速社會主義建設，提前建成社會主義並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所必須採取的基本方針。”“看來，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該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
1958年在“大躍進”的特殊氛圍下，人們以一種十分迫切的心情，期待共產主義社會的早日到來，在一些地方，還搞過渡到共產主義的試點，例如河北的徐水縣。還有一些地方提出到1962年就要基本實現共產主義，如山東的壽張縣、範縣。那麼，當年人們心目中的共產主義，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呢。
一位相當級別的幹部在一次幹部會議上，對共產主義社會作了這樣的描述：
第一，吃要吃得很好，不要光吃飽。每頓都葷，或者吃雞子，或者吃豬肉，或者吃魚，或者吃雞蛋。山珍海味是比較困難的，可以一年吃兩次，國慶節、五一節吃吃山珍海味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要吃的花樣更多，而不是更少。就是說不是現在這樣只是吃饃，一頓吃一斤，將來一頓吃兩片饃就夠了，主要吃肉食、吃青菜。就是吃的方面，吃要吃得飽、吃得好、吃的花樣多，適合於每一個人。
第二是穿，也是應有盡有，各種花色、各式各樣都有，不是烏鴉一片黑，也不是一片藍。將來普通的布作工作服，工作之外，其餘的時間都是綾羅綢緞，都是毛料絨衣。當然，每一個人都有一件狐皮大衣恐怕辦不到，因爲沒有那麼多狐狸。因此就要發展狐狸，也要養水獺、老虎，不養老虎不行，不養老虎沒有虎皮。總會有那麼一天，每個人可以得到一件狐皮大衣，這就看我們養的狐狸多少來決定。這是走向共產主義的穿，生產規劃要把這些東西規劃進去。
第三是住，要跟現代化城市比。到了第三個五年計劃，或者第四個五年計劃，這個問題就可以解決。人民公社通通是高
樓大廈，通通是現代設備，並且每一個居住的地方都是一座花園，居住的條件，居住的環境要現代化，要比現代化的城市還好。
第四是交通，除了賽跑，凡是走路的都有工具。不賽跑也不行，光坐汽車、火車，那兩條腿也成問題了，腿越來越小，身子越來越大。所以每天要跑步，每個人要賽跑，要開展體育運動。但除了賽跑以外，要到什麼地方去就有汽車、火車、飛機、輪船。
第五，每個人都受到高等教育，要普及教育。那時候，每個人都是演員，都能夠上臺演戲。將來要出幾萬個常香玉，幾萬個梅蘭芳。每個人都是作家，都能夠寫文章，都能夠寫劇本，都能夠寫大的馬列主義著作，都能夠搞科學研究。每個人都是體育健將，我們把全世界的體育冠軍通通拿回來。
共產主義大體就是這樣幾條：吃、穿、住、行，加上文化娛樂、科學研究、體育，這些總起來叫共產主義。這些看起來在我們國家是很快，不是遙遙無期，不僅在座的同志，你們大多數都是中年人，都可以看到，我們這些老年人也可以看到。
可見，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失誤，最根本的是對何謂社會主義、何謂共產主義的理解發生了偏差，在條件根本不具備的情況下，急於建成社會主義和實現共產主義。
1958年9月，全國迅速掀起建立人民公社的**。僅一個月的時間，就基本實現了人民公社化。到這年底，全國原有的74萬多個農業社合併成2.6萬多個人民公社，入社農戶達總農戶的99%。由於人民公社大都是白手起家，但它又是按照工、農、商、學、兵（民兵）五位一體，農、林、牧、副、漁樣樣齊全的模式構建的，因而辦人民公社的過程，也是刮“一平二調”（平均主義和無償調撥）的“共產風”的過程，與之相伴隨的，是浮誇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殊化風盛行。人民公社在分配上實行所謂工資制與供給制相結合，供給制和工資制的比例中，工資部分過小，供給部分過大，而供給制則是典型的平均主義，並且在“生活集體化”的口號下，大辦公共食堂，限制農民的吃飯自由。所以公社化後，不但未將原來高級農業合作社業已存在的平均主義弊端加以克服，反而使之愈演愈烈，嚴重挫傷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出工不出力成爲普遍現象，造成農業生產效率低下。
對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浮誇風、“共產風”等問題，北戴河會議後不久，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就已經有所覺察。毛澤東通過調查瞭解，發現很多人“急急忙忙往前闖”，腦子中有一大堆的混亂思想，認爲有必要讓各級幹部冷靜下來，聯繫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際，去讀一些馬列理論著作，以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
爲了解決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一些問題，中共中央於1958年11月2日至10日，在鄭州召開了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和省委書記參加的會議，史稱第一次鄭州會議。會議開始後，毛澤東多次找到會的省委書記談話，做高級幹部的“降溫”工作。會上，毛澤東提醒那些頭腦發熱的高級幹部說，蘇聯搞了40年的社會主義，還沒有宣佈進入共產主義，中國才搞幾年的社會主義，不要那麼急急忙忙地宣佈過渡。他還親自給與會者講解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並就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髮表意見。毛澤東指出：“我們有些人大有要消滅商品生產之勢。他們嚮往共產主義，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沒有分清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區別，不懂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利用商品的作用的重要性。這是不承認客觀法則的表現，是不認識五億農民的問題。”
鄭州會議之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又於11月21日至27日在武昌召開擴大會議。在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提出，破除迷信，不能把科學當作迷信破除。凡是迷信，一定要破除，凡是真理一定要保護。必須老老實實，不要弄虛作假，要壓縮空氣。他還再次批評了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觀點，強調不能剝奪農民。對於人民公社和向共產主義過渡問題，毛澤東強調：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種形式必須分清，不能混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又是一個界限，也必須分清，不能混淆。
在第一次鄭州會議和武昌會議的基礎上，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中央在武昌召開八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這是人民公社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文件，它強調：農業社變爲人民公社，不等於已經把農村中的集體所有制變成了全民所有制，要在全國農村實現全民所有制，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由集體所有制變爲全民所有制，並不等於社會主義變成共產主義，由社會主義變爲共產主義，比集體所有制變爲全民所有制，需要經過更長的時間。企圖過早地否定按勞分配的原則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則，企圖在條件不成熟的時候勉強進入共產主義，無疑是一個不可能成功的空想。
接着，中共中央於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鄭州再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重點研究人民公社問題，史稱第二次鄭州會議。毛澤東在講話中強調，在分配中要承認隊與隊、社員與社員的收入有合理的差別，窮隊和富隊的伙食和工資應當有所不同。工資應當死級活評。公社應當實行權力下放，三級所有，三級覈算，並且以隊的核算爲基礎，在社與社、隊與隊之間要實行等價交換。
第二次鄭州會議後，各省、市、自治區相繼召開五級或六級幹部會議，傳達會議精神。毛澤東爲了把鄭州會議的精神貫徹下去，在此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他四次致信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並且連續批發廣東、山東等省六級幹部會議的經驗，對一些關於人民公社整頓的材料作出批示。毛澤東寫的這些黨內通訊、批示，主要涉及基本覈算單位和要不要算舊賬兩個問題。他指出，人民公社要以生產隊，即原高級社爲基本覈算單位，並且要通過算舊賬的方式對人民公社化運動以來的“共產風”進行認真的清算。
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領導下，人民公社經過幾個月的整頓，逐漸剝去了一些空想色彩，剎住了急於向全民所有制和共產主義過渡的勢頭，“共產風”得到初步的遏制，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變，基本覈算單位大體上回到原來高級社的水平，生產小隊得到一定的自主權，許多混亂不清的政策問題得到明確，大兵團式的勞動協作基本終止，黨同農民的關係有了改善。中共中央、毛澤東以及各級黨的組織，爲糾正人民公社化過程中的“左”傾錯誤作了大量的努力。所有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三、新一輪“大躍進”與嚴重經濟困難
毛澤東雖然認爲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也是有缺點和不足，如沒有搞好綜合平衡，一些指標定高了，出現了虛報浮誇，公社化過程中混淆了兩種所有制的界限，颳起了一陣“共產風”，造成工作上的被動，但取得的成績和存在的問題相比，還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成績是主要的，形勢正在好轉。經過第一次鄭州會議以來的一系列努力，“共產風”的問題已得到糾正，綜合平衡的問題得到重視。因此，多快好省的總路線還要堅持，“超英趕美”的口號不能放棄。在這樣的前提下，要繼續糾正“大躍進”以來工作中出現的“左”傾錯誤，以取得更大的躍進，實現更大的發展。1959年的廬山會議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召開的。
廬山會議其實是兩個會議。一個是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另一個是8月2日至16日的八屆八中全會。廬山會議的前期基本上是糾“左”，總結“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經驗教訓。
前一個會議快要結束的時候，即7月14日，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反映糾“左”不徹底的問題。
對於爲什麼要寫這封信，彭德懷自己說：“我當時對那些‘左’的現象是非常憂慮的。我認爲當時那些問題如果得不到糾正，計劃工作迎頭趕不上去，勢必要影響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我想，這些問題如果由我在會議上提出來，會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亂，如果是由主席再從（重）新提一提兩條腿走路的方針，這些問題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得到糾正。”
彭德懷在信中說：“在全民鍊鋼鐵中，多辦了一些小土高爐，浪費了一些資源（物力、財力）和人力，當然是一筆較大損失。但是得到對全國地質作了一次規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養了不少技術人員，廣大幹部在這一運動中得到了鍛鍊和提高。雖然付出了一筆學費（貼補20餘億）。即在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彭德懷在信中還寫道：“浮誇風氣較普遍地滋長起來。去年北戴河會議時，對糧食產量估計過大，造成了一種假象。大家都感到糧食問題已經得到解決，因此就可以騰出手來大搞工業了。在對發展鋼鐵的認識上，有嚴重的片面性，沒有認真地研究鍊鋼、軋鋼和碎石設備，煤炭、礦石、煉焦設備，坑木來源，運輸能力，勞動力增加，購買力擴大，市場商品如何安排等等。總之，是沒有必要的平衡計劃。這些也同樣是犯了不夠實事求是的毛病。這恐怕是產生一系列問題的起因。浮誇風氣，吹遍各地區各部門，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蹟也見之於報刊，確使黨的威信蒙受重大損失。”
“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在1958年的大躍進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樣，爲大躍進的成績和羣衆運動的熱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傾向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總想一步跨進共產主義，搶先思想（按：指搶先於蘇聯進入共產主義）一度佔了上風，把黨長期以來形成的羣衆路線和實事求是作風置諸腦後了。……有些指標逐級提高，層層加碼，把本來需要幾年或者十幾年才能達到的要求，變成一年或者幾個月就要做到的指標。因此就脫離了實際，得不到羣衆的支持。”
據黃克誠回憶，毛澤東就是對“有失有得”和“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這兩條極不滿意。毛澤東說，信上說：“有失有得”，把“失”放在“得”的前面，反映了彭的靈魂深處。又說，你講“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主要鋒芒是向着中央領導，你是反中央、攻擊中央。
其實，當時贊成彭德懷觀點的高級幹部不在少數。7月21日，張聞天在會議形勢已經比較緊張的情況下，作了長篇發言。在發言前，田家英、胡喬木等了解內情的人，給張打來電話，勸他少講，但張認爲，對於“大躍進”的錯誤，只有毛澤東出來才能糾正，仍決定在會上講話，並從理論的高度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深刻的剖析。講話中，張聞天還特地講到發揮黨內民主的重要。他說：“主席常說，要敢於得不同意見，要捨得一身剮，不怕殺頭等等。這是對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殺頭還不行。人總是怕殺頭的，被國民黨殺頭不要緊，被共產黨殺頭還要遺臭萬年。所以問題的另一面，是要領導上造成一種空氣、環境，使得下面敢於發表不同意見，形成生動活潑、能夠自由交換意見的局面。”
7月23日，毛澤東主持召開大會並發表長篇講話。他說：現在是黨內外夾攻我們，有黨外的右派，也有黨內那麼一批人。無非是講得一塌糊塗，要硬着頭皮頂住。神州不會陸沉，天不會掉下來，因爲我們做了一些好事，腰桿子硬。我勸一部分同志講話的方向問題要注意，在緊急關頭不要動搖。有些同志重複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錯誤同志的老路，他們不是右派，但是他們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去了。講話中他還對彭德懷等人提出的不同意見逐條進行批駁，認爲他們不能正確對待革命的羣衆運動，是在帝國主義的壓力下表現出的資產階級動搖性。會議的主題頓時變成了反右傾。
經過對彭德懷等人的錯誤批判，會議最後通過了《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爲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和《關於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等文件，認爲右傾機會主義已成爲當前黨內的主要危險，決定在全黨範圍內開展大規模的反右傾鬥爭。
廬山會議後的“反右傾”運動，使大批的敢於講真話，敢於反映真實情況，敢於對弄虛作假現象提出批評的幹部，被定性爲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受到錯誤批判和組織處分。據1962年甄別平反時的統計，當時被列爲重點批判對象、定爲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黨員和幹部，有365萬人之多。
更爲嚴重的是，廬山會議打斷了第一次鄭州會議以來的糾“左”進程，使“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許多已被指出的、有待糾正的錯誤重新發展起來，給我國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1959年下半年和1960年的“大躍進”，實際上帶有很大的賭氣性質。因爲“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指手畫腳非難人民公社，非難大辦鋼鐵，非難大躍進，企圖動搖總路線，散佈悲觀情緒”，不但如此，他們還“配合國內外敵對勢力的活動，打着所謂‘反對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旗號，發動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猖狂進攻”。因此，有必要用事實證明總路線是正確的，大躍進是可以實現的，人民公社是有無限優越性的。於是，不顧國民經濟已經遇到嚴重困難的客觀事實，再次提出超越生產能力的高指標，發動新一輪的“大躍進”。
隨着新一輪“大躍進”的展開，以高指標、浮誇風、“共產風”和瞎指揮爲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再度氾濫起來，致使國民經濟的比例失調情況更爲嚴重。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間，在基本建設投資總額中，生產性建設投資所佔比重都在86%以上，大大高於1957年76%的水平；非生產性建設投資所佔比重只爲13%左右，比1957年的24%下降2/5還多。在工業建設投資中，用於重工業的比重過大，擠了輕工業。在“大躍進”的三年中，工業領域重工業的比重達到55%～57%。由於輕工業建設緩慢，到1960年，棉紗、棉布、捲菸、食糖等的產量均低於1958年，造成市場商品匱乏。結果到了1960年下半年，重工業也無力繼續“躍進”，國民經濟面臨嚴重困難。
當時，經濟困難最爲突出的問題是糧食極度短缺。由於農業高產“衛星”的誤導，在制訂1959年農業生產計劃時出現了重大失誤。1959年的總播種面積比1957年減少了10%，糧食播種面積減少了13%。由於播種面積的減少，同時自然災害導致1959年糧食單產量的下降，導致1959年的糧食產量僅3400億斤，比當時公佈的5401億斤少了2000億斤，跌到了1954年（3390億斤）的水平。
1960年和1961年的糧食播種面積雖然有所增加，但我國卻遭受了比1959年更嚴重的自然災害，加之對農業的投入不足和農民生產積極性下降，導致農作物大面積減產。1960年我國農業總產值在上年實際上是大幅度下降的情況下，又下降了12.6%。主要農副產品大幅度減少，其中糧食只有2870億斤，比上年減少530億斤，減少15.6%。棉、油等經濟作物也大幅度減產。與1957年相比，1960全國的糧、棉、油人均擁有量分別下降了29.7%、38.5%和56.1%。糧食的減少還導致了生豬的下降，1960年生豬人均擁有量比1957年下降了36.4%。
“大躍進”啓動後，大量的農民被抽調從事大鍊鋼鐵等非農業生產活動。同時，爲了大力發展工業，興建了一大批工礦企業和開展了大規模的各項基本建設，結果一方面農村勞動力大爲減少，另一方面吃商品糧的人口大量增加。爲了保證城鎮居民的最低商品糧供應，國家不得不加大對農民糧食的徵購量，實行高徵購。
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間，每年糧食徵購量都在1000億斤以上。這三年糧食徵購量及與糧食總產量的比重分別是：1958年徵購1175億斤，佔29.4%；1959年1348億斤，佔39.7%；1960年1021億斤，佔35.6%。過高的糧食徵購量，是以降低農民口糧爲代價的。1957年，全國農村留糧2940億斤，1959年減爲2052億斤，1960年爲1846億斤。也就是說，1960年比1957年減少了17.2%。按人口平均，全國農村擁有糧食消費量，1957年409斤，1959年366斤，1960年僅爲312斤。
由於糧食連年減產，城鄉人民生活極爲艱難。農村的情況更爲嚴重，過低的口糧，加之沒有自留地和家庭副業來彌補口糧的不足，農民又要在公共食堂吃“大鍋飯”，致使農村發生大面積的饑荒，並出現了嚴重的非正常死亡。1960年與1959年相比，全國總人口淨減少1000萬人。
四、“八字方針”與七千人大會
面對國民經濟的嚴重困難，各級幹部發熱的頭腦逐漸冷靜下來。
1960年6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主要討論國際形勢和第二個五年計劃後三年(1960—1962)的補充計劃問題。毛澤東在會議開幕時指出：建設時間還太短，認識不足，要經常總結。不要忌諱我們犯的錯誤，只有抓緊總結，使我們的認識更加全面一點，才能及時指導。他還要求各省、市、自治區在公佈數字的時候，總是要少一點。要做的多一點，說的少一點。
會議最後一天，毛澤東寫了《十年總結》一文，承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亂子出得不少，一段時間內思想方法不對頭，忘記了實事求是的原則，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學思想）。他還強調指出：對於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我們已經有了十年的經驗了，已經懂得了不少的東西了。但是我們對於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還不深刻地認識它。我們要以第二個十年時間去調查它，去研究它，從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規律，以便利用這些規律爲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服務。
毛澤東所作的十年總結，實際上主要是對1958年“大躍進”以來三年社會主義建設的總結。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還不可能擺脫一些“左”傾思想的束縛，但他承認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還有很大的盲目性，還沒有真正掌握它的客觀規律，重新倡導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這對於中共中央隨後作出國民經濟調整的決策，是有重要指導意義的。
上海會議召開時，1960年已過近半，而生產任務完成卻很不好，糧食供應日趨緊張，“大躍進”帶來的問題日漸暴露。與此同時，由於中蘇兩黨在意識形態領域存在嚴重的分歧，1960年6月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蘇共中央總書記赫魯曉夫帶頭向中共代表團發動突然襲擊，對中國共產黨橫加指責，使中蘇兩黨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的意見分歧公開化。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又於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舉行工作會議，討論國際形勢和國內經濟問題，落實和安排國民經濟計劃。
這次會議批轉了李富春、薄一波提出的《關於1960年第三季度工業交通生產中的主要措施》（以下簡稱《措施》）。《措施》指出：爲了扭轉第二季度以來主要產品下降的局面，解決基本建設戰線更長、物資使用分散的問題，必須削減基本建設，集中力量把鋼、鐵、煤和運輸生產搞上去。中共中央在批轉這個報告時指出：由於可供調運的煤炭和生鐵資源比原定計劃減少，那些靠外調煤炭和生鐵生產鋼鐵的省份，完成原定的生產計劃就可能有困難。這些省份如果經過努力仍不能實現原定的鋼鐵生產指標，就應當實事求是，根據煤炭和生鐵供應的可能，適當調整鋼的生產指標。
會議還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黨動手，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指示》《中共中央關於開展以保糧、保鋼爲中心的增產節約運動的指示》。提出當前的中心任務是鼓足革命幹勁，掀起一個羣衆性的增產節約運動的**，縮短基本建設戰線，保糧、保鋼；認真清理勞動力，加強農業生產第一線，保證農業生產；決定以後國民經濟不再搞兩本賬，只搞一本賬，不搞計劃外的東西，不留缺口。
會議期間，長期負責計劃工作的李富春提出了調整國民經濟的建議，認爲對工業要進行整頓、鞏固、提高。可就在會議進行時，即7月16日，蘇聯政府突然照會中國政府，單方面決定召回全部蘇聯在華專家和終止相關合同。蘇聯黨和政府背信棄義的行爲，自然激起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強烈憤慨。在這種情況下，一些人出於義憤，不能冷靜地思考問題，提出要煉“爭氣鋼”，爭取當年生產鋼2000萬噸，提前實現鋼產量趕超英國的目標。結果這次會議未能對國民經濟的調整問題進行深入的討論。
會後，負責國家計劃工作的李富春冷靜地分析了所面臨的形勢，認爲這種局面不能再持續下去，必須對國民經濟進行必要的調整，填平補齊，鞏固提高。他將自己的想法同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交換了意見，鄧小平表示贊同。
8月下旬，國家計委着手編制1961年的國民經濟計劃，李富春指出，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方針，應當是以整頓、鞏固、提高爲主，增加新的生產能力爲輔，着重解決配套、補缺門、前後左右和品種質量問題，以便爭取主動。
李富春的設想得到周恩來的支持。8月30日，周恩來在聽取國家計委彙報後，在計委所提的對1961年國民經濟實行“整頓、鞏固、提高”的方針後，增寫了“充實”兩字。9月15日，他又將“整頓”改爲“調整”，從而形成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
9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轉了國家計委黨組《關於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的報告》，強調1961年是我國實現三年連續躍進以後的一年，是農業在連續兩年受災以後必須大發展的一年，也是在外援減少的情況下自力更生進行建設的一年。在這一年，必須更好地貫徹執行黨的總路線和“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更好地發揮城鄉人民公社（1960年曾辦起了一批城市人民公社）的優越性，更好地發揚自力更生、發憤圖強、埋頭苦幹、勤儉建國、增產節約的精神，把農業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項生產、建設事業在發展中得到調整、鞏固、充實和提高，爭取國民經濟在更加牢固的基礎上繼續躍進。這個報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個字，並將之作爲調整國民經濟的重要指導思想。
中共中央雖然初步確定了調整國民經濟的“八字方針”，但要使人們從“大躍進”的狂熱中冷靜下來，由“躍進”變爲較低速度，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對於相當多的人來說，在短期內鋼產量趕上並超過英國，更是有一種難以割捨的情結。1960年8月以來，儘管採取了許多措施，但鋼鐵生產的形勢一直未見好轉，日產量始終在5萬噸左右徘徊。10月8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狠抓鋼鐵生產的通知後，鋼產量有了回升，10月中旬達到了平均日產量6萬噸。但是，從11月下旬開始，鋼及與之相關的鐵、煤、運輸都出現了嚴重下降的情況。
爲此，中共中央於12月3日發出了《關於保鋼問題的緊急指示》，指出：今年能不能完成1860萬噸鋼的生產任務，是國內國外矚目的一件大事，是一個政治性的問題，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要抓緊時機，克服困難，集中力量抓煤、鐵、鋼、運（輸），把鋼的生產水平突擊上去，確保今年工業繼續躍進的勝利。到這年底，鋼產量雖然達到了1866萬噸，但國民經濟的比例失調也更爲嚴重。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主要討論1961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同時總結各地農村人民公社整風整社試點的經驗。1月13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他在講話中說，現在看起來，社會主義建設不要那麼急。十分急了辦不成，越急就越辦不好，不如緩一點，波浪式向前發展。他強調：“不要圖虛名而招實禍。我們要做鞏固工作，提高產品質量，增加品種、規格，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勞動生產率。”
中央工作會議結束的第二天，中共八屆九中全會又在北京召開。八屆九中全會批准對國民經濟實行“八字方針”，並且指出：1961年應當適當地縮小基本建設的規模，調整發展的速度，在已有的勝利的基礎上，採取鞏固、充實和提高的方針。應當努力提高產品的質量，增加產品的品種，加強生產中的薄弱環節，繼續開展羣衆性的技術革新運動，節約原材料，降低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
1961年雖然進行了國民經濟的調整，但總的效果並不明顯，沒有從根本上擺脫困境，原因是連續幾年的“大躍進”和1959年廬山會議後全黨“反右傾”的影響。還有相當多的領導幹部，不願正視“大躍進”所導致的嚴重後果，特別是對農業生產的形勢估計過於樂觀，對糧食的實際產量的估計和可能增產的期望過高，下不了大幅度降低工業指標的決心。有的人甚至企圖等待形勢好轉後繼續大幹，搞新的“躍進”；有的領導幹部雖然也認爲調整極爲必要，但對廬山會議後的“反右傾”仍心有餘悸，擔心降低指標、調整速度會被人看成是右傾倒退；也有少數的黨員幹部面對嚴重困難不知所措，產生悲觀埋怨情緒，對何時走出低谷信心不足。
爲了進一步統一全黨尤其是中高級幹部的認識，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動員全黨更堅決地執行調整方針，徹底戰勝面臨的經濟困難，中共中央決
定1962年1月召開一次有縣級以上黨委主要負責人，以及一些重要廠礦、部隊負責幹部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因爲與會者共達7000人，史稱七千人大會。會議分析了當時的形勢，開展了批評與自我批評，強調要健全民主集中制，恢復和發展黨的優良傳統，從而進一步貫徹了國民經濟調整方針。
七千人大會的第一階段，是討論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書面報告草稿。與以往不同的是，這個報告草稿寫出來之後，沒有經過政治局會議討論，毛澤東便提議直接印發大會進行討論和徵求修改意見，以便更好地集思廣益，將報告修改好。經過與會者反覆地討論和修改，最後形成了《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的定稿，作爲大會的正式文件。《報告》分爲三個部分：（一）目前形勢和任務；（二）加強黨的民主集中制，加強集中統一；（三）黨的問題。
按照原定的計劃，報告由劉少奇在1月27日的大會上宣讀。開會的前一天，毛澤東提議：既然報告已經印發，在大會上就不要念了，由劉少奇根據報告的精神在大會上放開講一講。這樣，劉少奇連夜準備了一個提綱。第二天開會前，他在休息室裡將提綱送給了毛澤東和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行傳閱。經常委同意後，他在大會上作了長篇講話。
講話同報告一樣，也是三個部分，但比報告要分析得更爲透徹。關於目前形勢，劉少奇說：“我們在經濟方面是有相當大的困難的。我們應該承認這一點。當前的困難主要表現在：人民吃的糧食不夠，副食品不夠，肉、油等東西不夠；穿的也不夠，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麼夠。就是說，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
對於困難出現的原因，劉少奇指出，一條是天災，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使農業和工業減產了；還有一條就是1958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這兩條原因，哪一條是主要的呢？劉少奇說，有的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正如湖南的農民所說的，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對於工作中成績與缺點的關係，過去常常用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係來形容。劉少奇在講話中雖然也認爲成績是主要的、第一位的，缺點和錯誤是次要的、第二位的，但是，劉少奇又指出：“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係，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錯誤只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劉少奇甚至還說：“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
如何評價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在當時是一個極爲敏感的問題。劉少奇在書面報告中仍肯定“三面紅旗”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則是正確的，但他在講話中又指出：“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麼清楚，但是再經過五年、十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進一步地得出結論。”這實際上把“三面紅旗”正確與否的評價問題，留下了將來再作研究的可能，同時也留下了後來黨內鬥爭的陰影。毛澤東後來對劉少奇的不滿，最初可以追溯到七千人大會。
按照預定的計劃，會議在1月30日或31日便可結束，31日晚代表們便可以離京返回各地過春節。可是，到了29日下午，許多人反映，話還沒有說完，還憋着一肚子氣。有的組還反映，會上還有人壓制民主，不讓講話。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在同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商量後，決定讓與會者把要講的話都講出來，把“氣”出完，將會期延長。
1月30日，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長篇講話，中心是講民主集中制問題，強調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讓羣衆講話。有了錯誤，一定要作自我批評，讓人批評。他批評說：有些人有了錯誤自己不講，又怕羣衆講，越怕越有鬼。一討論問題就壓制羣衆的積極性，不許人家講話，這種態度非常惡劣。他指出：沒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他說：我的錯誤也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爲我是中央主席。”
1月12日至2月6日，會議開展了積極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各大組對省委、中央局、中央國家機關及其有關負責人幾年來的工作，提出了許多批評，各省委的主要負責人都在大會上作了檢討，一些部委的負責幹部對工作指導上出現的缺點錯誤作了自我批評。會議洋溢着濃郁的民主氣息，與會者暢所欲言，會議的熱烈氣氛是近幾年來所少見的。
2月6日，鄧小平就黨的問題在大會上作了講話。他指出，最近幾年，黨的領導、黨的工作是有嚴重缺點的，特別重要的是黨的優良傳統受到了削弱。因此，現在必須把黨的優良傳統恢復起來，加強起來，發揚起來。
第二天，周恩來在大會上講了1958年以來計劃工作的失誤，作了自我批評，並分析了國民經濟存在的困難和克服困難的辦法。
會上還有同志議論到毛澤東的錯誤問題。其中彭真1月18日的發言就具有代表性，他說：“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括不包括毛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毛主席也不是什麼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辦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毛主席的威望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麼重。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好像一檢討就會垮臺。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
林彪也在大會上講了話，但他在講話中大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林彪說：“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幾十年來的歷史，就是這麼一個歷史。”
林彪在此吹捧毛澤東，其用心是不言而喻的。林彪的講話，成爲七千人大會中一段不和諧的雜音。毛澤東卻對林彪的發言十分欣賞。他在會後（即3月20日）對林彪講話稿寫了一段批語，其中說：“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此件沒有什麼特殊秘密，可以和別的同志的講話一同發給那些人看或者讀給另一些人聽。這個問題向黨內中級幹部保守秘密，不讓他們知道、好好想一想、早做精神和物質準備，是極爲有害的。”所以，七千人大會一方面對“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進行了認真的總結，但另一方面對“左”的錯誤的糾正並不徹底，所以此後幾年，在國民經濟調整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時，政治上“左”傾錯誤卻又逐漸發展起來，這當然是後話了。
七千人大會對形勢的基本估計是“最困難的時期已經度過了”；困難儘管還很嚴重，“但是正在逐步地被克服”。可是，會後劉少奇、周恩來等人卻發現，這個估計還是過分樂觀了，其實最困難的時期並沒有度過。
1962年2月21日，劉少奇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議連續開了三天，除了毛澤東外出南方視察沒有參加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成員和中央經濟部門負責人共16人蔘加了會議。由於會議是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召開的，史稱“西樓會議”。
劉少奇在會上提出：“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面目，怕什麼？說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化人們向困難作鬥爭的勇氣。”他還說：“現在處於恢復時期，但與1949年後的三年情況不一樣，是個不正常的時期，帶有非常時期的性質，不能用平常的辦法，要用非常的辦法，把調整經濟的措施貫徹下去。”
會上，周恩來提議下決心對國民經濟進行大幅度調整。與會者對此深有同感，大家認爲，只有壓縮某些工業生產指標和基本建設投資，才能實現財政收支“當年平衡、略有回籠”的要求，使經濟逐步恢復正常秩序，然後在這個基礎上發展。
陳雲在會上作了系統的發言，全面闡述了目前財政經濟的困難和克服這些困難的若干辦法，中心內容是精簡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的重要性。他說，爲了滿足城市人口需要的糧食，必須把農民的口糧和飼料糧擠出來，不擠農民的口糧、飼料糧，城裡的人口就要缺糧。農村的農民餓肚子，城市的人患浮腫病，就是這樣造成的。解決這個矛盾的辦法只有一個，就是必須減少城市人口，讓一部分城市人口回鄉務農。
爲了進一步統一全黨的認識，保證調整工作的順利進行，1962年5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又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簡稱“五月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政治局常委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門的負責人共105人。毛澤東在外地視察、陳雲因病赴南方休養，所以沒有參加這次會議。
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西樓會議以來形成的文件，落實調整國民經濟計劃的部署，重點討論中央財經小組提出的《關於討論1962年調整計劃的報告》。這個報告全面、深入地分析了當時的國民經濟形勢，認爲國民經濟存在着糧食供應緊張、職工人數大大超過目前經濟水平等八個方面的重要情況，需要對整個國民經濟進行大幅度的調整，下最大決心，堅決拆掉那些用不着的架子，收掉那些用不着的攤子，進一步精簡職工，首先維持簡單再生產，然後實現擴大再生產。《報告》在分析國民經濟存在的困難情況後，提出三條針對性的措施：（一）國民經濟需要進行大幅度的調整。（二）財政經濟情況的根本好轉，要爭取快，準備慢。（三）大力加強農業戰線，努力恢復農業生產。
中央工作會議對中央財經小組的報告進行了認真討論，並在對形勢作了深入分析和統一認識的基礎上，對大幅度調整經濟作出了幾項重要的決策。第一，進一步縮小基本建設規模。第二，降低重工業產品的指標。第三，對現有的企業實行“關、停、並、轉”。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在1961年已經減少城鎮人口1000萬人、精減職工800多萬人的基礎上，1962年和1963年兩年內，再減少城鎮人口2000萬人，精簡職工1000萬人以上。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的最大成果，就是進一步統一了黨內的思想認識，增加了對國民經濟進行傷筋動骨的大調整的決心。這次會議是全黨下最大決心進行國民經濟調整的一個轉折點，也是我國國民經濟走出困境的轉折點。
五、克服嚴重困難的一系列措施
1958年至1960年的三年“大躍進”是在農業領域率先發動的，1959年起國民經濟的嚴重困難，最突出的表現卻又是農業歉收糧食短缺。因此，在調整國民經濟的過程中，農業的恢復和發展就顯得更爲迫切。
1960年10月，中共中央決定在農村開展整風整社，以克服羣衆反映強烈的“共產風”等問題。農村整風整社雖然對遏制“共產風”等“五風”起到積極作用，但由於沒有認識到農村出現嚴重困難，根本原因在於人民公社體制本身，必須進行相關政策調整，而是認爲“五風”的出現，主要是基層幹部隊伍不純，民主革命不徹底所致，因而用集訓、奪權、撤職查辦等方式，將矛頭指向基層幹部，不但挫傷了基層幹部的積極性，而且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農村的問題。
要使農村形勢出現轉機，最關鍵的是必須調整農村政策。受中共中央委託，周恩來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簡稱“十二條”）。11月3日，中共中央用電報將《緊急指示信》發給了生產大隊、生產隊黨總支和黨支部以上各級黨的組織。
《緊急指示信》的主要內容是：三級所有，隊爲基礎，是現階段人民公社的基本制度，必須加強生產隊的基本所有制，堅持生產小隊的小部分所有制；堅決反對和徹底糾正“一平二調”的錯誤；允許社員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規模的家庭副業；堅持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有領導有計劃地恢復農村集市，活躍農村經濟等等。“十二條”是廬山會議以來在農村政策上一個歷史性的文件，它標誌着農業領域的糾“左”已邁開了實際步伐。
中共中央緊急指示信十二條下發後，農村形勢出現好轉的跡象。當時，黨內有人認爲，有了這十二條，政策調整也差不多了，農村的問題就可以大體解決了。爲了進一步解決農業問題，中共中央決定在廣州和北京分別召開工作會議。廣州工作會議於3月11日舉行，由毛澤東主持，出席會議的有中南、華東、西南三大區的中央局書記和各省市自治區書記，簡稱“三南”會議。北京工作會議同時召開，由劉少奇、周恩來主持，出席會議的有華北、東北、西北三大區的中央局書記及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簡稱“三北”會議。
3月15日，“三南”和“三北”會議在廣州合併召開，史稱廣州中央工作會議。這次會議經過認真的討論，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農業六十條）。《條例（草案）》將人民公社的組織規定爲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減少了公社的管理層次，同時明確了公社、大隊、生產隊的責、權、利；強調自留地長期歸社員使用，自留地的農產品，不算在集體分配的產量和口糧以內，國家不徵公糧，不計統購等等。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意識到，三年的“大躍進”之所以最終造成如此嚴峻的局面，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於這幾年放鬆了調查研究工作，對情況不摸底了。在此前的北京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就提出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將1961年搞成調查研究年、實事求是年。廣州會議上，毛澤東在講話中又一再強調調查研究的重要。在會議結束的時候，中共中央就認真進行調查研究問題，致信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要求黨的高中級幹部聯繫最近幾年工作中的經驗教訓，從現在起，縣以上的黨委領導人員，首先是第一書記，要將調查工作作爲首要任務，並訂出制度，造成空氣。
廣州中央工作會議後，從黨的領袖到省、地、縣各級領導機關的幹部，紛紛走出機關，帶着《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深入農村，宣傳“六十條”，解決貫徹“六十條”時遇到的問題，全黨上下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會議的一項重要成果，是對農業六十條草案中關於公共食堂和供給制的內容作了重大修改，實際上是取消了這兩項規定，同時對生產大隊的山林、社員的房屋和幹部紀律作出了明確規定，最後形成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
這個文件得到廣大農村幹部羣衆的熱烈歡迎，極大地調動了他們的積極性。1961年農村形勢有了初步改觀，到1962年，農村形勢進一步好轉，全年糧食總產量比1961年增長了125億斤，其他經濟作物也有了一定的發展，全國已有四分之一的縣農業總產值恢復和超過了1957年的水平。
在貫徹農業六十條的同時，中共中央還決定將過高的工業生產指標降下來。爲集中討論工業問題，1961年8月23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工作會議。毛澤東說自己“對工業沒有發言權”，因此廬山會議的主要議程是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主持的，但毛澤東認同了他們的意見。在會議的第一天，毛澤東召集中央和各中央局的負責人開會安排會議議程時，不無感慨地說：對於社會主義，我們現在有些瞭解，但不甚了了。搞社會主義我們沒有一套，沒有把握。他還說：這次會議如何開，也沒有把握，用江西話說就是“蒸酒煮豆腐，不敢稱師傅”，只能是“寡婦養仔，衆人之力”，大家出主意。
此次廬山會議沒有重蹈兩年前的廬山會議覆轍，會議中雖然也有不同意見的交鋒，有對工作中問題的批評和議論，但大家都是心平氣和，沒有指責和批判。會議產生了幾個好文件，如《中共中央關於當前工業問題的指示》《工業七十條》《高教六十條》等。
會議最重要的是作出了“工業要退夠”的決定。《中共中央關於當前工業問題的指示》提出：爲了系統地解決當前工業發展中存在的嚴重問題，逐步協調工業內部各行業之間、工業和農業之間、城市與農村之間的關係，所有的工業部門，在今後七年裡，都必須毫不動搖地貫徹執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在今後三年內，必須以調整爲中心。中共中央在文件中提醒各級黨委：“我們已經喪失了一年多的時機。現在，再不能猶豫了，必須當機立斷，該退就堅決退下來，切實地進行調整工作。如果不下這個決心，仍然堅持那些不切實際的指標，既不能上，又不願下，那麼，我們的工業以至整個國民經濟就會陷入更被動、更嚴重的局面。”
按照“堅決後退”和“必須退夠”的要求，1961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轉了國家計委黨組《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後兩年補充計劃（控制數字）的報告》，對年初所確定的當年計劃指標作了重大調整：基本建設投資由167億元降到78億元，鋼指標由1900萬噸降到850萬噸，原煤指標由4.36億噸降到2.74億噸，棉紗指標由450萬件降到250萬件，糧食指標由4100億斤降到2700億斤。《報告》還提出1962年的基本建設投資暫定爲42.3億元，鋼產量爲750萬噸，煤產量爲2.5億噸，糧食產量2900億斤。從這時起，1958年“大躍進”以來畸形發展起來的重工業，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後退即調整。
大幅度精減職工和城鎮人口，是國民經濟調整的另一項重大措施。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字，1958年底，全國職工人數比1957年底增加了40%，即增加了990萬，職工總數達到了4400萬人。新增的職工中，從社會上招收的約650萬人，其中來自農村的410多萬人，合作商店店員和手工業合作社社員轉爲國營企業職工的250萬人，軍隊轉業55萬人，畢業學生就業38萬人。在1959年上半年的糾“左”過程中，對過度膨脹的職工隊伍作了有限度的精減，但在廬山會議後的第二輪“大躍進”中，職工隊伍再度膨脹，城鎮人口也大幅度增加。1957年全國職工共計3101萬人，1960年達到5969萬人，1958年至1960年三年共計增加2868萬人；1957年全國城鎮人口總計爲9949萬人，1960年達到13073萬人，1958年至1960年共計增加城鎮人口3124萬人。在新增加的2800多萬職工中，來自農村的有近2000萬人。
由於城鎮人口的大量增加，需要相應地增加商品糧的供應。當時，糧食供應十分緊張。1960年以後，交通沿線的國家糧食庫存越挖越空。1960年6月上旬，北京市的糧食庫存只夠7天銷量；天津市的庫存只夠10天的銷量；上海已經基本沒有大米庫存，只能靠外貿部門的出口大米過日子；遼寧十幾個城市只能銷八九天。1960年9月底全國82個大中城市的庫存糧食，比上年同期減少了近一半，還不到正常庫存的三分之一。
要解決城鎮居民的口糧供應問題，僅僅依靠糧食調動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當時唯一可行的，就是將部分城鎮居民精減回到農村。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工作會議，作出了大幅度精減城鎮人口的重大決策。會上，周恩來作了關於糧食問題和壓縮城市人口的報告。報告指出：1961年農業形勢雖有好轉，但糧食形勢還是繼續緊張，庫存已經減到最低限度。他從產、購、銷、調、存幾個方面，對全國糧食情況作了分析後認爲，從現在的情況看，農業生產不可能很快恢復，每年要供應城市500億斤糧食是困難的。解決糧食問題的根本辦法，就是從城市壓縮人口下鄉。如何壓？最重要的方針，就是人從哪裡來，回到哪裡去。
陳雲非常贊同周恩來的意見，在發言中對動員城市人口下鄉的重要意義作了進一步的說明。陳雲強調，現在問題的實質，就是城市人口如果不下鄉，就只好再挖農民的口糧。雖然有了緊急指示信“十二條”和“農業六十條”，但是，如果糧食的徵購任務不減少，這些政策就起不到應有的作用。因爲農民最後還是要看國家徵購多少糧食。如果徵購還是那麼高，農民還是吃不飽，那麼，他們的積極性仍然不會高。“所以，面前擺着兩條路要我們選擇：一個是繼續挖農民的口糧；一個是城市人口下鄉。兩條路必須選一條，沒有什麼別的路可走。我認爲只能走壓縮城市人口這條路。”
陳雲的講話，使與會者對糧食問題的嚴重性和動員城市人口下鄉的必要性，有了更明確的認識，也堅定了大量精減職工和城鎮人口的決心。會議討論瞭如何減少城鎮人口和壓縮城市糧食銷量的具體措施，並在會議的最後一天通過了由周恩來起草的《中央工作會議關於減少城鎮人口和壓縮城鎮糧食銷量的九條辦法》。這次中央工作會議還明確提出，要將1960年底1.29億城鎮人口的基數上，三年內減少城鎮人口2000萬以上，1961年內爭取至少減1000萬人，1962年至少800萬人，1963年上半年掃尾。
從1961年1月至1963年6月，全國共精減職工1887萬人，城鎮人口共計減少了2600萬人。周恩來當時說，下去這麼多人，等於一箇中等國家搬家，這是史無前例的。
從1961年到1963年10月底，全國非農業人口口糧和食品工業用糧銷量共減少了138.4億斤。1961年全國職工工資總額比1960年減少了19億元，1962年又比上年減少了30億元。1963年8月，國家給40%的全民所有制職工調整了工資，但工資總額比1962年還略有減少。
從1958年起，一連三年超越國家的承受能力，出口了大批的糧食。其中1958年進出口相抵，淨出口65億斤，比1957年猛增73.1%；1959年淨出口94.8億斤，比1958年又增加45.9%，相當於1957年的2.5倍。1960年在糧食收不抵支的情況下，仍淨出口20億斤。1960年因農業歉收徵購量減少、城鎮居民增加，伴隨而來的是商品糧供應量增大而造成的糧食收支逆差，僅靠加強糧食調撥，降低口糧標準，搞“瓜菜代”，甚至精減城鎮人口，都難以緩解糧食供應的緊張局面。1960年冬，糧食形勢越來越嚴峻。爲此，周恩來和陳雲建議：下決心進口一批糧食以渡過難關。
1960年12月底，周恩來、陳雲和外貿部部長葉季壯商量後，確定進口糧食數量爲120萬噸。隨後，中共中央決定加大進口，數量增大到50億斤。1961年3月，中共中央在廣州召開的工作會議上，又決定進口100億斤糧食。從1961年到1965年，我國共進口糧食547億斤，年均109.4億斤。同期共出口糧食127億斤，進出口相抵，淨進口糧食420億斤，年淨進口84億斤。這些糧食的進口，對於推動國民經濟調整工作的進行起了積極作用。
爲配合經濟工作的調整，還對文化工作的各個領域也進行了調整，中共中央批准了《關於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當前工作的十四條意見（草案）》（簡稱科學十四條）、《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簡稱高校六十條）、《關於當前文學藝術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草案）》（即文藝十條，後來改爲文藝八條）等條例。這幾個文件實際上都是圍繞這樣兩個問題：如何處理好黨同知識分子的關係，科學與文藝工作中如何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這些條例的頒佈，使黨與知識分子的緊張關係得到緩和。在1962年3月的廣州會議上，周恩來、陳毅正式宣佈爲知識分子脫帽加冕，即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之帽，加勞動人民知識分子之冕。
1961年6月12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認爲，1959年的“反右傾”犯了擴大化的錯誤，不應該把反右傾鬥爭搞到羣衆中，提出要對幾年來批判和處分錯了的幹部、黨員甄別平反。根據他的指示精神，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討論和試行〈農村人民公社條例（修正草案）〉的指示》明確規定：“爲着發揚民主，有必要對於最近幾年來受過批判和處分的幹部和黨員，實事求是地加以甄別。”由此開展了由農村到各界的甄別平反工作。
1962年4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加速進行黨員、幹部甄別工作的通知》，指出：“當前甄別工作的重點，是縣級以下的農村基層幹部。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傾、整風整社、民主革命補課運動中批判和處分完全錯了和基本錯了的黨員、幹部，應當採取簡便的辦法，認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別平反。”到1962年8月，全國有600多萬幹部、黨員和羣衆得到平反。
由於採取這些果斷措施，到1962年底，國民經濟開始好轉。這年糧食總產量達到3200億斤，比上年增產250億斤。1962年國家財政收支平衡，結餘83億元，結束了四年連續赤字的狀況。城鄉人民生活也開始略有上升，與1961年相比，全國人均糧食消費量增加12斤，豬肉增加1.6斤。經過全黨和全國人民的艱苦奮鬥，新中國終於戰勝嚴重的經濟困難，從“三年暫時困難”的陰影中走了出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