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兩口都出事了。
他們結婚前，縣委就已經開始部署反右活動。到十月底，風暴驟起，反右運動已經席捲全國。濟生開始就搞不明白，好端端的一個人，怎麼突然就成了右派分子呢？所以，當縣委書記秦剛被抓到臺前，接受批鬥的時候，濟生就抵制，上臺講話說：
“秦剛是我們的書記，他工作勤勤懇懇，兢兢業業，每天下鄉調查研究，和農民打成一片，他怎麼會是右派呢。”臺下的人便揮手高呼：“程濟生也是右派分子，打倒程濟生，程濟生向人民老實交待。”
濟生從此厄運叢生，在單位說話不靈，已沒人聽他的，還把他拉到會前，向大家坦白罪行。當時，濟生血脈賁張，眼睛赤紅，他差一點就給人揮了拳頭。但是汐藍阻止了他。在隨後的幾天裡，汐藍早說晚說，飯前飯後都在勸。汐藍溫語款款，淚水漣漣，讓他無論如何不能反抗，這不是打鬼子，也不是打土匪，硬來不得。要他放下身段，拉下臉面，好好工作，好好改造。他想想自己的經歷，才勉強聽從。於是，不管再開什麼樣的會，他都閉口不言，說他有罪，他就認罪，從不反犟。最後落了個撤消職務，留用查看的結論。
濟生的工作是保往了，汐藍卻在劫難逃。
汐藍雖說大方得體，處處帶頭，但是她頭上有一個地主子女的帽子，理所當然成了黑四類，被開除公職，遣返回家，不準上課了。
家庭從此陰雲蓋頂。汐藍回家後，每天跟着哥嫂下地幹活。母親心疼她身體弱，皮膚嫩，總是勸她少乾點，多歇會兒。汐藍不聽，幹什麼都力爭和貴生一樣，扛大杴，拉滿車。明明拉不動,還是象賭氣似的拚命。貴生知道她心裡難受，就常叫紅菱去陪她。至少，女人之間好勾通，容易產生共鳴。
濟生又去上班了，他被一擼光桿，從副局長的位置一下子又回到警員，以前的年青警員也逐漸對他指手劃腳，有些體力活，髒活也開始讓他去幹。而他，歷經了世事，也不再義憤填膺，甚至，他開始逆來順受了。
反右運動把原來的一切都反了個個兒，從城市到鄉村，到處都是激奮的人羣，到處都有低頭認罪的右派分子。秦剛被打倒了，被髮配到遠方的一個農場勞動改造。柳翠翠被迫和他離婚，才保住了工作。此時的她已是兩個孩子的媽媽，沒有人幫她，她每天起早睡晚，縫縫補補，努力過着自己的日子。只有在中秋節，在過年的時候，她才帶着兩個孩子，回到自己的家鄉，她弟弟的家來團聚一下。
人民公社成立以後，人們所有的家畜、農具都併入了集體。開始了社會主義的集體生活。早上隊長一敲鐘，人們便拿起鐵杴，從家裡跑出來，共同耕作同一塊莊稼，男人們一隊，女人們一隊。倒是不用操太多的心，也省了不少事。汐藍已經溶入了農村的生活中，她有了一個自己的小院，也生了一個女兒。每逢濟生該回來的周未，乖巧的女兒早早就等在村口，然後牽着爸爸的手，高興的回家。
更大的風暴還在醞釀之中。
一九六六年，平地又起驚雷，**開始了。城裡中學的學生們開始串聯，上北京，下南京，拉幫結派，縱橫全國。他們要破四舊，立四新，要鬥私批修，還要打倒走資派，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貴生家的老大程國紅在城裡上中學，也興致勃勃地跟着十幾個同學去北京，見毛主席去了。一路上，他們拿着紅寶書，唱着《瀏陽河》，揹着毛主席語錄，義氣揚揚，風塵僕僕，下食堂，上火車，食宿全免，暢通無阻。
濟生在局裡當了幾年普通民警，把單位的衛生全包了，一遇開會，他都站在臺前，接受批判，散後會繼續低眉順眼的，誰的指使他都聽，誰叫他幹活他都幹，局裡有重要工作也從不叫他了。即使這樣，濟生最擔心的一幕還是來了。
星期一的上午，濟生剛到單位，就被新來的黃局長叫到辦公室。新局長是個年青人，梳着英子頭，戴着黑邊眼鏡，桌子上摞着一摞厚厚的卷宗。濟生心裡咯噔了一下，輕輕的站在一邊。
黃局長面無表情地看了他一眼，說：“程濟生，你當過兵？”
濟生說：“是。”
“參加過解放戰爭？”
“是。”
“還立過功？”
“……，算是吧。”
“你還參加過抗美援朝？”
“是。”
“你當過俘虜？”局長聲音大了，臉色也變了。
“……，……”
“問你話哪！”
“局長，我……”
“回答我的問題，你當過俘虜？”
“是，我被俘過，我是……”
“你我什麼我，原來你是個判徒呀，你竟然是個混進革命隊伍的投敵分子……”
局長不跟他說話了，快步跳出門外，喊道：“全體集合，全體集合，開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