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到艾普村的藥房採買牙膏和防曬油兩樣簡單又健康的小商品。
待我回到家，從袋子將東西掏出，乖乖，藥房小姐竟偷偷附送一本令我困惑的小冊子：一份印刷精美的彩色廣告。
封面上有一隻蝸牛坐在馬桶上t，這隻蝸牛看來有些悲傷，坐在馬桶上面顯然已經很久，可是還沒有達到目的。它的觸角下垂，雙眼無神。
在這幅滑稽又悲傷的圖片上，赫然寫着“便秘”兩個大字。
天啊，我到底哪裡出了問題？
我看來像是個得了便秘的人嗎？還是買牙膏和防曬油這件事特別引起這位藥劑專家的注意——暗示我的消化系統不良。
也許這位小姐在我身上發現了我不知道的事，我開始閱讀這份廣告。
上面寫道：便秘很平常，動不動就會惹上身。閣下請注意，每五個法國人中就有一個人患有腹脹及腸胃的毛病。
對於一個像我這般不善觀察的人而言，實在看不出那些走在街上，坐在酒吧、咖啡館，甚至是喜好整天待在餐廳裡用餐的人，有任何的異狀。
在這些地方真的有20％的客人，每天吃下兩大頓豐盛的美食大餐，儘管他們患有腹脹氣的毛病？
如果是，那他們真可封爲忍痛茹苦的掩飾高手！
我可一直以爲普羅旺斯是世界上最健康的地方之一。這裡的空氣清淨，新鮮豐富的蔬果當道，烹調獨鍾橄欖油，壓力在此地蕩然無存。
真的是再也尋覓不到比這裡更健康的地方了，這裡的人看起來是如此、如此地膚色透紅健康！
假如在這些臉色紅潤及胃口極佳的人當中，可以找出20％患有“腸胃阻塞症”的人，那麼他們還可能隱藏哪些其他的疾病呢？
於是我決定特別注意普羅旺斯人的抱怨及治療，慢慢地我發覺其實有一種地域性的疾病，甚至已經擴展到全國了，那就是——憂鬱症。
法國人從不會覺得精神不濟，頂多只會擔心身體是否會出現“危機”，而最普遍的就是“肝危機”。
因爲平日喝下太多的茴香酒，經常享受五道菜大餐及飲遍從汽車大展開幕到政黨開年會的榮譽酒——肝臟終於發出了抗議。
當然最簡單的藥方就是不喝酒，改喝大量的礦泉水。而最有效的方法莫過到藥房走一趟，讓櫃檯後方富有同情心的白衣女郎診斷一番。
以前老是想不通爲什麼大部份的藥房，都將椅子放在外科用支架和蜂窩炎治療藥箱中間，我現在終於得到答案了。因爲客人可以更舒服地等待。
那時，終有某位生病的老兄不停地按摩他那腫大的喉嚨，沙啞地解釋身上脆弱不堪的腎臟、老不順暢的腸子，或任何讓人咬牙切齒的小毛病，以及他是如何變成這副德行的漫長故事。
受過耐性及診療訓練的藥劑師仔細地聆聽，提出問題，然後建議幾個可能減輕病痛的方法——藥包、藥瓶、藥罐就都出籠了。
過了一會兒，終於有了結論：對病痛傾訴不休的老兄小心地將這些小紙頭折起來。有了它們，他纔可從社會局申請大部份的醫藥費。
15分鐘或20分鐘過後，大家又往前挪動一二個座位。
事實上，尚保有幾絲氣色的人才有辦法到藥房。至於病情較嚴重或是自認病重者，這裡的任何偏遠地方都會有一個讓都會訪客驚羨不已的急救專家網絡——在大城市可只有百萬富翁才能如此舒服地“生病”。
所有的城鎮、村落都有自己的救護車服務，24小時待命着。合格的護士會到家裡探訪，而醫生也是如此。聽說這種服務在倫敦早已絕跡。
去年夏天，我們就曾深刻地體驗到法國醫療制度。這個活例子就是班森，一個第一次到歐洲旅行的年輕美國觀光客。
※※※
我到亞維依車站接班森時，他以沙啞的聲音打招呼，手帕捂着嘴，咳嗽不停。
我問他怎麼了，他指着喉嚨喘息地說：“摩那，摩那！”
摩那？我聽不懂他在說什麼。
但我知道美國人有比我們複雜的疾病。他們不講淤血，講血腫；他們不說頭痛，而說偏頭痛。
我低聲地說新鮮空氣會讓他好過些，扶他上車。
在回家的路上，我才知道原來“摩那”是“單核白血球增多症”的別稱，這是那種因病毒感染所引起的喉嚨發炎。
“就像破碎的玻璃拼不回來一樣。”班森整個人縮在太陽眼鏡及手帕後面說：“打電話給我在紐約布魯克林當醫生的哥哥。”
回到家後，我們發現電話壞了，由於剛好是連續週末假期的開始，所以我們將有三天沒有電話可用。
若是尋常時候，那簡直棒透。可是，老天！現在我們得打電話到布魯克林。
據班森說，有一種新發現的特別抗生素可以治療所有不同種類的“單核白血球增多症。”
他給我這個特效藥的名字，我只好趕到波美特鎮（Beaumeties）找公用電話，投下五塊法郎打到布魯克林醫院找班森的哥哥。
然後我又打電話給一名醫生，要求他可否到家裡一趟。
醫生在一小時內就來了，他檢查病人，班森戴着眼鏡在漆黑的房間休息。
“先生……”醫生才一開口，班森就打斷他。
“摩那！”他指着喉嚨說。
“什麼？”
“摩那！醫生，單核白血球增多症。”
“好像聽過有這種病。”
醫生看看班森發炎的喉嚨，拿出一支棉花棒，他打算取樣做病毒測試。
這下好了，我們的班森先生會不會脫褲子呢？
班森疑惑地從醫生肩膀望去，看着醫生取出一支試管，一面把卡文克萊牛仔褲褪到一半。
“告訴他，我對抗生素過敏，他應該打電話給我在布魯克林的哥哥。”
“你說什麼？”醫生問。
我解釋問題的癥結，不知醫生的藥箱裡會不會剛好有這種特效藥。
答案是否定的，我們互視而且瞪着班森的光屁股，它們痛苦地痙攣着，像班森痛苦的咳嗽聲。
醫生說他得給班森打些藥以減輕發炎，並解釋這種特效藥的副作用很小，我將這些訊息轉述給班森。
“好吧！”他趴下，醫生就像西班牙鬥牛士，用一副極其優雅的姿勢將針筒插下去。
“好了！”
班森在一旁等待可讓他昏睡的藥物起作用，醫生說他會派護士一天來打兩次針，而檢驗結果星期六即可揭曉；只要一有結果，他馬上就可以開處方。
他祝我們有個美好的夜晚，班森捂着手帕嗚嗚地應答。
我想，“一個美好的夜晚是不可能了！”
護士來了又回去，檢驗結果出來，醫生照約定的時間，在星期六抵達。
我們這位年輕人說得沒錯，確實是“單核白血球增多症”，不過我們可以用法國藥來治。
醫生振筆疾書，像個靈感泉涌的詩人，一個處方接着一個處方從筆下揮灑而出，似乎每個處方都用得着。
他遞過來一疊寫滿文字的紙，祝我們週末愉快。
哎，這也是不太可能的事了！
連續假日的星期天，想在法國鄉下找一家開門營業的藥房可不簡單，而方圓幾裡內唯一的藥房是位於卡維隆外圍的“保衛藥房”。
我在八點半趕到那兒，遇見一個和我一樣手中握着一疊厚厚處方的老兄，我們一起望着張貼在玻璃門上的告示，上面寫着：“十點鐘開始營業”。
此人嘆了一口氣，上下打量着我。
“急診嗎？”
“不是我，是我的朋友。”我回答。
他點點頭，解釋他肩膀有關節痛，腳上長黴菌，不打算在太陽下枯等一個小時，他坐在大門邊的走道上，開始研究起手中那一大疊藥方的第一張。
我決定先行離開去吃早餐。
“最好在十點前回來，”他說：“肯定會有很多人的。”
他怎麼會知道呢？難道星期天上藥房是午餐前的習慣嗎？
我對他的勸告不予理會，向他道謝後，在一家咖啡館閱讀一份過期的《普羅旺斯日報》。
我在十點前回到藥房，乖乖，似乎全卡維隆的人都聚集在門口了。
有幾十打的人手裡拿着大疊的處方站在那兒，互相交換疾病症狀情報，就好像釣魚客在描述他得獎的大魚一般。
喉嚨發炎先生吹噓着他那足以致命的喉嚨腫痛；靜脈瘤太太則驕傲地細數着她的靜脈瘤病史。此起彼伏愉快地聊着天，時而問問時間，往猶深鎖的藥房大門擠去。
終於，在“總算開門了”和“她出來了”的低語聲中，一名女孩從藥房後出現，識相地躲在一邊以讓蜂擁的人羣通過。
我再次體會到盎格魯一撒克遜人排隊的習慣在法國是不存在的。
大概等了半個鐘頭之久，好不容易在混亂中逮到一個空檔，把我的處方交給藥劑師。
她取出一個塑膠袋，裝進一些盒子、瓶子，在每張處理過的處方上蓋章。
她留下一張副本，另一張則還給我。
很快地塑膠袋就滿溢出來了，尚剩一張處方，藥劑師失蹤約莫有五分鐘之久，然後出來表示缺貨，並要我到別家藥房試試看。
儘管如此，情況也還不算太糟，至少重要的藥都在袋子裡。
對我來說，這些藥已經夠讓一羣人死而復生了！
班森又是吞，又是吸的，以他的方式試着每個藥方。
第二天早上，他似乎已經從死亡墳墓的陰影中逃出，覺得好多了，有足夠的力氣和我們一起到梅納村的藥房找剩下的那種藥。
我們到達時，已有一位老先生坐在凳子上，手上的袋裡裝滿了萬靈丹，他好奇地想知道我們這些外國人會得什麼外國病。
一直等到我們的藥都齊備，他湊過頭想一探究竟。
藥劑師打開袋子，拿出一個用錫箔紙包裝的東西，大約有頭痛藥片般大。
她拿給班森，告訴他說：“一天二次。”
班森搖搖頭，用手摸着喉嚨說：“太大了，我吞不下這麼大的玩意。”
我們翻譯給藥劑師聽，那位老先生在藥劑師回答前咯咯大笑起來，危險地搖晃凳子，用長滿瘤的手背擦眼睛。
藥劑師面帶微笑，優雅地將錫箔紙包的藥高高舉起說：“這是栓劑。”
班森看來有些迷惑，那位老先生還在大笑，從凳子上跳下，把栓劑從藥劑師手上搶過來。
“你看！”他告訴班森，“我們是這麼用的。”
他老人家在離櫃檯不遠處找了一處空間，朝前一趴，將栓劑舉過頭，手臂飛快地往後移動，將藥用力往褲子底部刺進去。
他看着班森說：“懂了嗎？這是塞在屁股裡面的。”
班森還是搖頭表示：“哎，老天，這實在很奇怪！”他戴上太陽眼鏡，後退幾步，“在我們那裡，我們不用這個的。”
我們試着解釋這是種讓藥進入血管最有效的方法，但是他一點都不爲所動。告訴他如此可以治喉嚨發炎，他不覺得好笑起來。
我常在想，回去後，他會如何告訴他在布魯克林的哥哥關於法國人的栓劑。
※※※
過沒多久，我在樹林遇見我的鄰居馬索，告訴他栓劑的事，他當成一個笑話——不過這對一個確實發生過戲劇性故事的病人，可就不好笑了：當他到醫院去割盲腸，醒來卻發現左腿已被切斷。
“真的嗎？”我說不可能，但馬索堅持是真的。
“假如我生病的話，我一定去看獸醫，在那裡至少還是清醒的，我可不相信醫生。”他說。
幸好，馬索對法國醫療界的見解並不能反映大部分的真實性。在普羅旺斯，也許有對截肢有癮好的醫生，但我們不曾碰見過。
事實上，除了這次“單核白血病”的接觸外，我們只看過一次醫生，而那次是爲了反擊官僚作風而去的。
那是爲了取得我們的居留證，幾個月的文件來往所發生的戰爭。
這種居留證是發給在法國的外國居民，我們跑遍市政府、警察局、稅捐局，然後又回到市政府。
每至一處，就被告知尚缺其他表格，當然呷！這些表格要到別處拿。
終於我們確信已有一套完整的證明書、申請書。照片及生命統計資料，我們驕傲地走進市政府去。
文件被仔細地檢查，一切似乎都很順利，應該不會再拖延了吧！我們既無犯罪記錄，又不打算搶法國人的飯碗。
好了！文件檢查完畢，我們終於是合法的居民了。
市政府秘書微笑友善地遞給我們兩份表格，她說必須做健康檢查以證明我們身心皆健康，奔牛村的芬耐隆醫生會很樂意替我們檢查的，所以我們又上路到奔牛村。
芬耐隆醫生很迷人，也很活潑，他幫我照X光，一起做了個簡短的問卷調查。
有沒有神經病？沒有。
有沒有癲癇症？沒有。
有沒有毒瘤？酗酒嗎？容易昏倒嗎？
我想是否會被問到排便習慣以防我們增加法國便秘人口？不過對移民局而言，這似乎不重要。
我們在表格上簽字，芬耐隆醫生也簽了字。然後他打開抽屜，拿出另外兩張表格，很抱歉地說：“當然呷！你們沒有任何問題，只是……”
他聳肩解釋，在發給衛生證明書前，我們必須拿着表格到卡維隆做血液測試。
“我的天，我們還要做什麼特殊測試呢？”
“是……”他看起來頗覺抱歉地說：“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