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真是李迪來了，徐平和李參急忙上前去，見過了禮，把他迎到桌前，上位落座。
把身上的大氅取下來，交給身邊的隨從，李迪落坐。等徐平和李參也坐了，才道：“今夜無事，聽說李通判在這裡爲你接風洗塵，我便順便過來看看。”
徐平急忙拱手：“下官何德何能，勞相公登門？等忙過這兩日，我去拜會相公纔是！”
李迪笑道：“你是本路都漕，按例本路州縣之官都在治下，受你刺察。到了孟州，自然是我該盡地主之誼，爲你接風。”
“相公如此說，下官就真地無地自容了！”
李迪道：“好了，今夜不要講這些虛禮，坐下吃喝，說些閒話吧。”
徐平這才重新落座，與李參一左一右，陪在李迪兩側。因爲治下有這些元老重臣，往往官職都遠在轉運使之上，爲了不影響公務，朝廷專門有旨意，公事以轉運使爲首。州縣送到漕司的書狀，特別規定知州不管什麼身份，都要以下屬的格式書寫。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僅以差事論，李迪這個前宰相還真算是徐平的下屬官員。不過以李迪這種身份，再入朝堂隨時會成爲宰相執政，而轉運使只是官低權大任重的中層官員，無論如何也不可能直接進入兩府。從這個序列上講，李迪的身份又遠在徐平之上了。
這是大宋到太宗真宗時候逐漸成熟的祖宗家法，即“事爲之防，曲爲之制”，表現在這裡，就是“上下相軋”。即在地方上小官掌大權，重臣被牽制，以防出現地方實力派。實際上孟州民政以通判李參爲主，也是貫徹這個原則。
喝過了幾巡酒，李迪對徐平道：“我聽李通判講，你最近要把京西路一年的新政整理出來，以給後人參照，不知是否有此事？”
“相公所言不錯，我正要藉着臨近年底這一段空閒時候，完成此事。”
李迪點了點頭：“都漕今年在京西路做得着實不錯，我爲官數十年，增收錢糧能到去年京西路這種地步的，從來沒有見過。更難能可貴的，是官府手裡的錢糧增加了，百姓卻沒有受苦，反而也跟着日子好了起來。常言天下之財有定數，不在官則在民，換句話說，在官則不在民，官府手裡的錢糧多了，必然是刻剝百姓。去年京西路卻不是這樣，必然有與以往不同的地方，以前的老話，只怕是沒有用了。”
李參道：“相公這句話纔是說到了要害之處，京西路各州縣，府庫充盈，卻並沒有刻剝百姓。哪怕就是我們孟州，其實也得了益處。以錢帛論，今年入庫的比往年不知道多了多少，只是絹價下跌，才顯得錢糧沒有增收。我也時常在州里察訪，百姓生活不但沒有比以往困頓，反而手裡比以往活絡了許多，很多以前買不起的東西，現在也都用上了。”
“其實天下之財哪裡來的定數？上古之時，人民衣獸皮，吃野菜，茹毛飲血，想吃頓飽飯也只能是想一想。到了現在，哪怕是貧困人家，其實過的日子也比先賢篳路藍縷的時候強得多了。若是天下之財有定數，我們現在多出來的財富是哪裡來的？”
聽了徐平的話，李迪笑道：“天道雖有常，世事卻無常，以古論今，不能說天下之財有定數這句話是錯的。徐都漕，你做事確實罕有人比，但經學上，還是別找人來寫。”
喝了半天酒，徐平的臉色有些發紅，剛好掩飾了聽完李迪的話的窘態。李迪性直，歷史上他去世之後，趙禎專門爲他題的碑就是“遺直”，說話還真是一點都不客氣。徐平雖然也熟讀經書，但到底有前世的知識做底子，不能夠真正沉下心去研究這些先賢學問，經學是其短處。如果單從先賢的書中摘一兩句話出來，徐平可以發揮出去，洋洋灑灑寫篇文章出來，這是他策論的長處。但是由於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有根本性不同，對於先賢理論的細微處，他理解的就不行了，這是經學的短處。想用經學來解釋自己的理論，在李迪這位狀元面前，徐平還真是班門弄斧了。
喝了口酒掩飾了一下窘態，徐平才道：“相公說的是，今年我們做的事情求之古籍，已經定了由營田務王拱辰和方城知縣李覯來做。”
李迪點頭：“這人選才說得過，王拱辰是狀元，文章自然不錯。方城知縣李覯，我也聽過他的名字，看過他的一兩篇文章，確是有見地。論起經學功底，李覯不下於泰山孫復和蘇州胡瑗，他參與進來，你的想法才能立得住。”
當官重進士出身，民間的學術大家卻沒有這個講究，實際上這個年代的學術流派開創者，名重一時的人物，大半都是沒有中過進士的。泰山學派創始人、開兩宋理學先聲的孫復四舉不中，蘇湖學派創始人、使江南成爲理學重地的孫瑗七次落第，李覯若是沒有遇到徐平，歷史上一樣也屢試不中。他們的學術和思想都是靠講學傳播開來，同樣得享盛名。
這是時代的特點，科舉考的並不是經義。說到底科舉是選拔考試，只要能夠把適合的人才選拔出來就可以，並不是能力考試。通過了科舉中了進士並不是說就具有了做官員的能力了，大多數進士出身的官員實際上都碌碌無爲。但選拔官員這種事情，也無法進行能力考試，合不合適，還是要由在工作中的考評來決定。因爲大儒往往落榜，就憤憤不平地說科舉制度不公平，實際上是沒有道理的。中了進士的大儒，比如歷史上的朱熹，實際上也不是多麼優秀的官員。強行把選拔考試改成能力考試，由重詩賦改爲重經義，最後演變成明清時期的八股文，沒有任何的積極意義。
正是因爲如此，李覯的名聲遠比他的官職重得多，在京西路的官員中，他比一般的知州名氣大多了。徐平選擇李覯，已經讓這件事情帶上了濃厚的理論色彩。
要立萬世法，僅僅是靠徐平在京西路多收的錢糧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有能被廣泛認可的理論支持。如漢之桑弘羊，唐之第五琦和劉晏，在財政思想和舉措上都有革命性的貢獻，但都沒有形成系統的理論，往往人亡政息。另一個極端例子的法家流派，有了商鞅變法的實踐，再加上韓非子的理論，不管後世怎麼貶低反對，卻一直流傳，甚至如“崇本抑末”等思想被後世各家吸收。實際上這個年代的理財思想，很多都來自法家。韓非把工商列爲“五蠹”，商鞅認爲學者、商人和技藝餬口的爲無用之民，正是重農抑商的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