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衆人一副迷惑的表情看着自己，徐平道：“我起自進士，入仕以來，先歷州縣，再入三司。爲官做的是實事，做實事講的是提綱挈領，你們或許重說理，說理是不是這個規矩我說不清楚。兼覽博照，多知道一些別人做事的辦法總是不會錯的。”
衆人點了點頭，知道這是徐平做事的辦法，在三司如此，在軍中也是如此。儘量以最簡潔的方法把事情說清楚，理出其中的頭緒，纔好找出合適的對策。儒生確實不習慣這樣做，因爲他們要旁徵博引，加之自己發明，這種說理辦法與他們相性不合。
徐平又道：“你們講天理人慾，辨人之性情，述仁義道德，探治亂之源。人生於天地之間，本於地氣風俗，必受天理影響，卻未必一切都由天理而定，很多東西還是由人自己來思辨做事形成一個樣子。故曰天理存於人慾之中，要講人的事，還是要看人自己。”
張載點頭，轉身對身邊的人道：“都護所講，柳河東之論也。”
徐平心中暗道一聲慚愧，在社會推崇韓愈的大背景下，他卻喜歡看柳宗元的文章。剛開始是以爲自己不喜歡跟這些儒生一樣尋章摘句，所以才喜歡看柳宗元的小品文，直到最近自己的思想開始成形，才知道那是一種下意識的反應。
後世曾把這兩百年間的八個人合在一起，稱爲“唐宋八大家”，其中唐朝的便是韓愈和柳宗元。前世學到這裡，總是以爲這是八個文章寫得最好的文學家，現在想通了，知道並不是這樣劃分的。“八大家”，是一種文化和政治立場的劃分，其次纔是文學成就。這八個人，是後來宋學的最核心部分，他們確立了一種文化傳統，並由此試圖確立政治制度。
韓愈祖追孟子，希望能夠重建儒家道統，講民重君輕，是宋朝的主流。而柳宗元則把天理從人世的政治中剝離出去，天理和人間的治亂不再合一，治亂就是人的事。由此而來的觀點，就是“天下爲公，非一姓之永祀”也。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哪一家人的天下，這就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源頭和理論基礎。因爲沒有天理的加持，則人間的帝王傳承就失去了神聖性，他們的正統，只在於治還是亂。
徐平前世的印象，總是認爲中國古代專制的文化根深蒂固，不可動搖，中國傳統文化裡沒有自由與民主的基因。所以他在朝堂爲官，一直戰戰兢兢，哪怕與趙禎的關係非常親密，也不敢有絲毫讓人抓住把柄的地方。現在想明白了，只要知道有“唐宋八大家”這一個名頭，就知道不是那麼回事。韓、柳就是宋朝文化最重要的基因，柳宗元的思想深刻影響了宋朝人的文化和政治，歷史上的很多政治現象和制度都可以從這裡找到源頭。
韓愈隨着孟子升格運動，在後世哪怕思想被篡改，文章被刪減，到底還是保留了一個名字。而柳宗元則沒有這麼幸運，他的思想基本在宋朝曇花一現。而在當時，柳宗元是比韓愈更激進，對舊文化的傳統鬥爭得更厲害的一個人，受到的挫折也更多。
依着徐平從前世學來的知識，在宋朝實行虛君制度，甚至君主立憲之類，會不會成爲千夫所指，沒有人認可？不會。這本就是這個年代文化的主流，從范仲淹評寇準“左右天子方爲大忠”，就能知道這個時候的讀書人是怎麼想的。真宗之後的幾個皇帝，不是受到這種文化壓力，哪裡會有那麼高的自覺向文人士大夫讓權。
後世的政治制度不在於會不會被這個時代接受，而是在於可能水土不服。不考慮文化傳統，不考慮政治實際，到頭來最終還是一場空。人類發展有其本來軌跡，憑空嫁接來的制度開不出美麗的花朵，更加結不出美味的果實。宋朝華夷之辨再次興起，本就是對唐朝兼容幷蓄、優待異族政治的反思，意識到兼採漢人和鮮卑文化和制度的路走不通了。歷史事實是連一個鮮卑文化近千年都消化不好，還想再消化另一個，委實有點難。
路是要由自己人走出來的，不然到頭來會發現是條假路。
徐平思想轉變的最大障礙，是他前世對中國文化轉統和這個年代價值取向不同。徐平前世所學，是在這樣的一種背景下，中國不但是在戰爭中被洋人擊敗了，而且在政治、文化、科學、技術、思想等方方面面無一不敗。而且在這種巨大的衝擊中，最終還是保持了自己的獨立，學習有一部分主動性，是主動去吸收。所以他對歷史認識的傳統，表現爲對古代歷史的批判與解構，完全打倒，便於吸收新的知識。凡是中國古代歷史傳統中的缺點加倍放大，而與那個時代傳統相合的儘量不提。表現爲中國不可能發展出科學技術，不可能發生工業化，不可能發展出進步的文明，走向腐朽與落後是一種必然。對歷史的表述就表現爲，誇大異族帶來的文化的先進性，貶低自己本身文化的落後。一切的發展是因爲異族來了新鮮的血液，而落後的根源在自己文化的保守。漢族文化以文來表述，便誇大鮮卑入侵帶了尚武的基因，而對外戰爭不利是文官壓制武將，科學技術發展不起來是因爲科舉引導聰明人全去讀書，文人瞧不起匠人。總而言之，本身文化傳統就是原罪。只要把這一切全都打倒，讓人一提起來就覺得羞恥，纔好引入新的文化與制度。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不是說歷史都是編的，歷史就是歷史，就在那裡。而這個歷史怎麼講述則是有價值取向的，同一個歷史事實可以解讀出完全相反的意思，只看當代的人需要一種怎樣的歷史。
徐平現在所處的年代與他前世正好相反，中原文化的外來基因是被強行灌進來的，五代亂世說明了繼續下去行不通，表現爲一種對外來文化的挑揀與剔除。
民族與民族之間的交流與互相學習是必要的，善於學習是一種美德，固步自封不會帶來什麼好結果。漢人從吃穿住行，到日常的生活習慣，深受周圍異族的影響，就連說話都幾百年間就會大變。這是一種學習的美德，無可厚非。
交流與學習，與保持傳統是一對矛盾，矛盾是發展的，是會變化的。急需學習的時候表現爲對保持傳統的壓制，是先進對保守的革命。而隨着矛盾的發展，學習和保持傳統會發生變化，革命的會變成反動的，反動的會成爲革命的。這是一種必然，出現了這種轉化才說明真地學習到東西了，自己的傳統在學習中煥發了新生。
現在徐平面前坐着的這些年輕人，就是要在自己文化煥發新生中出一分力，他們中的很多人都在因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他們的追述道統，要續漢祚，不是排外，而是對前幾百年的歷史進行文化上的反思，辦求讓自己的文化煥發出新生。
柳宗元作爲中唐之後儒家復興運動中的大家，其學述水平毋庸置疑。徐平接着他的步子來表述自己的觀點，才更好讓這個年代的讀書人接受。
看了看衆人，徐平又道：“人世治亂，本於人，非天理所外化。正是本於人，才能近於天理。故孔子所論多是仁，孟軻所講多是義，仁義，天下之本也。”
“何謂仁？這字很明白，就是兩個人。道家講陰陽，天下莫不在陰陽之道中。凡是有兩個，你和我，君和臣，父與子，夫與妻，國和民，天下和百姓，盡在其中。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忠恕而已矣。仁之一字，就是兩兩相對，相處之道，爲忠恕。臣事君忠，而君待臣以恕。民對國忠，而國對民恕。夫婦、孝弟，人世一切，盡在這仁之一字，忠恕之道中。”
“仁是兩個人，那麼義是什麼？二生三，義是三個人。你、我、他，朝廷、百姓、外邦，祖、父、孫，夫、妻、子，有了三個，就有了義。仁曰忠恕，義怎麼講？可惜兩千年來，義這一個字還是沒有講清楚。但是不管怎麼講，義是本於仁。爲什麼講不清呢？因爲有三個人，你我之間的忠恕，可能剛好與你和他間的忠恕相背，怎麼論？諸生如果有志於學，可以在這上面用功，強似去求天理，而究人性。”
“數至三已極，哪怕有再多的人，都可以分成三來論，不會再遇到以仁求義而不得的事情。是以人世之道，最大是義，最難也是義，仁義二字已包羅世間一切。”
仁義道德，說到底是表述人世間人與人之間相處之道的。用矛盾論來講，有兩個人便就形成了一對矛盾，一對矛盾是簡單矛盾，所以孔子可以用忠恕這兩個字表達出來。而三個人，則就由簡單矛盾變成了複雜矛盾，很難再用一句話講清楚。
三是複雜矛盾，故再多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可以分解到三，不會再出現本質的不同。三生萬物，事情到了三這個地步，已經包羅世間萬象了，一切都可以由三的複雜矛盾生髮出去。一生二，因無二便無一，無二有等於無，一就不是一。二生三，是能稱爲二的必是一對矛盾，有內在的聯繫，必然要發展，否則不足以稱二。夫妻生子，正電子與負電子相撞湮沒，必然生出三來。當這個世界有了三，則就可以變化爲豐富多彩的宇宙。
漢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使用了儒家的仁義體系。但爲了維持皇權，又引入了陰陽家的五德終始，引入了天命。從唐至宋的儒學復興，從根本上說是把天命從體系中剝離出去。因爲奉北朝爲正朔，對天命論的諷刺太大，故出現了復古的表象。剝離出了天命，宋儒的選擇是向人去找答案，以人的本性來代替以前天命的作用，是以性情之論在各家學說中佔了重要地位。徐平給這些年輕人推開的這一扇門，是讓他們不再窮究人性，而是把心思放到人與人的關係、矛盾中來。
（說句閒話，我前面寫徐平喜歡讀《柳河東文集》，真的是因爲以爲柳宗元小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