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爭取體面的結束“膠澳事蹟”，日本政府事先已接受袁世凱的要求，將孫中山等革命黨人逮捕，並移交中國政府。1914年11月8日，從日本友人處獲得消息孫中山乘船離開日本。次日，孫中山乘的郵輪達到神戶港。神戶水上警察署的事務長帶警官隊登船搜查。船長是孫中山的舊友，
他機警地把孫中山藏在船長辦公室的一間小屋裡，船長問警察長：
“什麼事？”
“船長，我們來搜一個姓孫的船客。”
“姓孫的？這佯的船客我們沒注意到。”
“中國的前總統逃亡在這條船上，船長不能隱藏呀！”
“不會。”
船長舉起一隻手搖了搖，接着說，“孫總統我認識他，他從前以國賓身份來日本時我見過他。如果他乘這條船，我不會注意不到的。”
船長隨即打開辦公室的門讓警官們進去。他鎮靜自若地說：
“請先坐下，我拿名冊給你們查對，如果還有懷疑，那就請搜查。”
“船長，我們一方面查看搭客名單，一方面還要搜查，用不了很長時間。”
警察長說。
警官們在船上查了三個鐘頭，甚至連錨庫都搜查了，也沒搜出姓孫的船客，只有船長辦公室和那間小屋是例外，因爲要搜查船長辦公室，必須有指揮所的命令，而且船長又事先請他們喝了茶。
孫中山有驚無險，過了這一難關。十天後，郵輪抵達夏威夷，儘管有中國政府的抗議，但是美國政府卻無法阻擋身爲“出生於美國的美國公民”孫中山的入境，美國政府更沒有責任將本國公民移交中國方面，由此，孫中山進入美國得已成功躲避中國方面的追捕。”
1914年12月15日《華盛頓郵報東方革命領袖的逃亡之路》
“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再次流亡海外，對於孫中山而言，這無疑是他革命生涯中最困難、最感孤獨的一段歲月，曾經支持其革命的日本，爲結束同中國的衝突，停止對他的支持，甚至要逮捕他並將其移交中國方面，最後迫不已經，他又一次選擇了逃亡。
這時候，孫中山他們不僅因爲政治上的失利和軍事上的失敗而負上沉重的心理壓力，在生活上也是艱難備嘗，甚至連衣食都發生困難。平時，孫中山經常吃紅薯，喝紅薯湯，生活極其儉樸。
孫中山目睹革命黨人流亡異邦，過着飢寒交迫的生活，而自己身爲黨的領導人卻又無力援助，深感內疚。他在給南洋革命黨人寫的一封信中描述道：“流亡美國之革命黨人，經濟困窘，衣食亦多不能顧。望南洋黨人速籌款相助，以解困境……”
中華革命黨自誕生之日起，就一直處於困難的境地，國內外支部的改組工作，進展得均不順利，籌款工作也收效不大。而孫黃兩人決裂，歐事研究會的成立，更是導致兩人進一步分裂，革命黨海內外其籌款陷入極度困難之中。
尤其是“膠澳事變”中，革命黨持以同日本合作的態度，更令海外華人怒憤，一時間，革命黨於海外陷入極度困難之中，處在這樣的逆境中，許多革命黨人都垂頭喪氣，對革命的前途表示了深深的憂慮。
不過對此，孫中山則不以爲然，對革命前途仍然充滿信心。他苦勸革命黨人，振作起來，恢復同盟會時期百折不撓、屢仆屢起的革命精神，繼續爲革命事業而奮鬥。他告誡他的同志說：“既不可以失敗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難而縮步。精神貫注，猛力向前，應乎世界進步之潮流，合乎善惡消長之天理，則終有最後成功之一日。即使及身而不能成，四萬萬蒼生當亦有聞風而興起者。”
同時孫中山還始終把主要精力放在武裝鬥爭方面。他繼續在美國四處奔走，籌措軍費，組織力量，以策動國內反袁起義，而思想較激進的中下層黨人，更是鼓吹實施“暗殺”。
正如晚清時期，革命黨人在革命屢屢受挫的絕望情緒下，有一種異樣的論調突然廣爲流傳，那就是將那些清廷的實力派官員統統加以暗殺，殺一個少一個，那革命也就離成功不遠了。而對於那些思想激進的中下層黨人而言，實施政治暗殺似乎又一次成爲“打倒袁世凱”的有力武器。
一時間，在夏維夷，這個聚集着數百名革命黨人的地方，華文雜誌、報紙，無不在鼓吹着“繼續革命，暗殺要員”的文章，暗殺是個人主義的革命，也是一種低成本的革命。
不過對於孫中山而言，與中下層黨人鼓吹暗殺不同，對暗殺，他即不反對，也不支持，不過作爲一個革命者，他並不介意通過暗殺行動，去鼓勵人心。而在孫中山在美國四處奔走，向華人演講籌措軍費的過程中，曾經支持革命的華僑，卻是出人意料的冷漠，甚至就連同“致公堂”也對其關上了大門。
“李子誠！”
在舊金山的一棟公寓內，正在書寫着文章揭露袁世凱本質的孫中山卻突然停下筆來，他看到文章上寫出的這三個字，眉頭卻是一皺。
無論是孫中山或者袁世凱，對於華僑來說都太過遙遠了，但是李子誠和他們的距離卻非常近，他同樣也是僑民中的一員，甚至直到現在，美國的華僑仍然以其爲其驕傲。也正因如此，他們在心理上，本能的傾向於李子誠。
無論如何揭露袁世凱的“面目”，可對於那些華僑而言，他們對於李子誠這個“華僑的驕傲”卻是信任非常，不僅僅是因爲其在“膠澳事變”中的表現，更重要的一點是，在過去的兩年間，他對華僑的關心。
在美國，有相當數量華僑是靠開洗衣店維持生計。在中國，洗衣服這項工作都是由家中的婦女來完成的，男性一般不洗衣服，也根本沒有洗衣店這種生意。也就是說，所謂由華工經營的“中國洗衣房”完全是在美國纔有的。中國的男性之所以要從事這種自己完全不熟悉的工作純屬不得已而爲之。因爲開洗衣房即不需要太多本錢，也不要求太複雜的技術。只要拼命幹活，維持生計應該不成問題。於是，城市裡開始到處是“中國洗衣房”的標誌。漸漸地，中國人靠着勤學苦幹，加之低廉的收費，在這一行裡做出了一點點成績。
開洗衣房是件非常辛苦的事。首先，必須從親戚朋友那裡東拼西湊地湊夠本錢，或者一些人組織在一起各自出一些錢形成基金，每年把錢貸給其中一個成員。這樣，每個成員基本都能排隊等到一筆相當的貸款，用來做自己的生意。本錢有了，“中國洗衣房”開張了，接下來就是拼命地工作了。
一般的洗衣房都是前店後家那種。洗衣店老闆和合夥人或員工都住在店的後面狹小的房間裡。每天一早開工，有人不斷出去取客人的髒衣服、牀單之類的，另外幾個人則從早到晚地洗、熨、燙、上漿。一撥剛洗好下一撥又到了。大多數時候根本不能有休息的時間，午飯基本草草了事，晚飯往往要到了深夜才能吃上。
一整天就這樣不停地工作，簡直與奴隸無異。由於大多數工作要站着完成，熨斗又非常重，很多洗衣工年紀輕輕都患了腰背疼痛的疾病。此外，由於一天從早到晚居住生活在洗衣店裡，洗衣工過着完全與世隔絕的生活。很多人在那種小小的店面裡，一待就是好幾年。
背井離鄉，單調枯燥的工作，過度的勞累，活動空間狹小，加上身邊婦女的嚴重缺乏，很多洗衣工就是在這種非人的環境中掙扎着。支持他們生活下去的信念就是攢下一些錢後衣錦還鄉，回到家人身邊，讓他們過上更好的生活。然而，事實是最後能夠實現理想衣錦還鄉的洗衣工非常之少。
可即便如此，“中國洗衣房”仍然開遍了美國的大城市，在紐約的“中國洗衣房”幾乎遍佈城市的各條街道，此時在美的華人裡開洗衣房或在“中國洗衣房”裡打工的中國人加起來佔所有華人移民的四分之一還多，正是洗衣房養育着在美國的華僑。
而在兩年前，當連雲港生產出第一批洗衣機和新式熨斗之後，在未投入市場之前，即通過致公堂向美國華僑提供了數千部洗衣機、烘乾機以及輕便的熨斗，在接下來的兩年中，自助式的洗衣機、烘乾機亦投入美國的中國洗衣房，上萬名華僑因此受益。
可以說，對於華僑而言，他們更願意相信給他們帶來實惠的李子誠，所以當李子誠站在袁世凱的一邊時，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自然不會去相信被揭露的“獨裁”面目，更何況，在他看來，現在，中國似乎比過去更好了。
中國打敗了日本，國際地位似乎也提高了。這不正是革命的目的嗎？既然目的達到了，爲什麼還要革命？相比於用靠着洗那一件件“六美分”的衣服，累斷腰才積攢下的錢去買那時不知何年才能兌現的“革命債券”，他們更願意購買中央政府發行的債券或者淮海銀行發行的實業債券，那些債券可是年年結息的，而且相比於“革命的破壞”，那些債券卻是用於國家的建設。
正在整個着電報、信件的宋慶齡能夠清楚的看到，此時背對着她的孫中山似乎正在思考着什麼，從去年開始協助大姐擔任孫中山的秘書，再到去年九月在正式擔任孫中山的英文秘書之後，她一直勤奮地幫助孫中山工作，把所有件、處理函電、提供資料以及其它繁重的日常工作，都承擔起來並完成得十分出色。
尤其是在孫中山流亡美國之後，長年在美國留學的宋慶齡瞭解美國人，同樣也瞭解這個美國，她一直儘自己的能力幫助這位中國的革命領袖，在共同的戰鬥生活中，她看到孫中山數十年如一日，爲革命不畏艱險、不辭勞苦、不謀私利的高尚品德，不由得心中無限敬佩。在孫中山革命精神的感召和薰陶下，她對中國革命的許多現實問題和理論問題的認識有了較大提高，革命的信心和積極性也大大增強。她與孫中山在一起工作時，常常感到心中燃燒着一種火熱的激情。她曾寫信給在美國讀書的妹妹宋美齡說：
“我從沒有這樣快活過。我想，這類事就是我從做小姑娘的時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運動的中心。”
她還曾默默地自言自語說：
“我能幫助中國，我也能幫助孫先生，他需要我。”
孫中山在一再失敗的痛苦和流亡海外的孤寂生活中，也從宋慶齡的支持鼓舞和幫助照顧中得到了安慰。可以說，在這段艱難困苦的歲月裡，孫中山一直在宋慶齡那裡得到支持和鼓舞，尤其是面對現在的困境，更是如此。
將整理好的電報、信件給孫中山送去時，宋慶齡看着滿面盡是煩燥之色的孫先生，便關切的問道。
“孫先生，你在想什麼？”
眼睛餘光落在那篇演講稿上，宋慶齡赫然看到三個字“李子誠”，沒錯了，就是他了，能讓孫先生如此煩惱的，也就只有這個雖人不在美國，卻在美國影響甚大的人物了。
在“張園案”後，一開始人們紛紛指責袁世凱居心叵測，當時在美國的革命黨人，包括孫先生在內，都曾在私下裡“慶祝”這“狗咬狗”式的內鬨之時，卻又爲其命運惋惜不已。
即便是李子誠的敵人，也很難能指責他什麼。在絕大多數時候，他都佔據着道義的致高點，不過宋慶齡卻知道，對於革命黨而言，李子誠是“不遜於”袁世凱的鉅奸大賊。
在革命黨中下層也有人鼓吹刺殺這個“鉅奸大賊”，可在這個其被刺傷的消息傳來後，除去極少數激進者叫好外，更多人卻沉默了下來，而孫先生也暗自憂心不已，最終，正如孫先生擔心的那樣，在指責袁世凱之後，由梁啓超起，人們又將矛頭對準了流亡海外的革命黨以及孫先生。
他們口口聲聲的說着，孫先生纔是真正的幕後指使者，刺殺李子誠的目的是爲了在中國製造動亂，煽動內戰，從而謀求“一黨之利”，而且梁啓超的理由極爲充分，他不僅歷數晚清時革命黨人的刺殺行動，而且還拿出革命黨在美國創辦雜誌、報紙上“鼓吹暗殺”的文章，以及暗殺名單中李子誠赫然排名第一位作爲佐證，甚至於，在那些雜誌、報紙上，刺殺李子誠的原因非常簡單，一是其人“頑固反對革命”，二是其人“執掌重兵”，“李氏身死，中國即陷紛爭，如果革命即可乘亂功成”，這些話，在過去不過只是革命黨中激進人士的狂言，可是當刺案當真發生之後，狂言一經有心之人分析，即成爲“宣言”。
而這種刺李“宣言”卻讓革命黨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就在半個月前，洪門“致公堂”堂主司徒美棠清楚的告訴孫先生，他們不會再給其任何支持，甚至要求孫先生“退出洪門”，就在兩天前，孫先生在紐約舉行演講時，會場更是遭到衝擊，與過去受滿清或袁逆指使不同，那次衝擊卻是“洗衣人”的自發行動，理由非常簡單——“刺李之罪”。
或許外界會猜測孫先生是不是幕後指使者，但從去年九月就充當孫先生英文秘書的宋慶齡卻知道，至少從那時，直到現在，雖說孫先生對李子誠極爲惱怒，但是他絕沒有指使任何人行刺李子誠。
“孫先生，剛纔收到一份從國內發來的電報，李子誠的傷勢已經穩定，據說是使用了一種連雲港研製的新藥！”
出於安慰先生的目標，宋慶齡用說着新鮮事的口吻說道着。
“哦！”
雖是面無表情的應了聲，但孫中山還是來了興趣。
“新藥……”
感嘆一聲後，孫中山又說道。
“李致遠長於實業，擅用長技之士，這人……”
望着窗外，想到“二次革命”時，同李連雲徹底決裂的原由，孫中山不禁一陣懊惱，如果當年沒那麼做的話，或許……
“這傷勢癒合了，想來，李致遠也快要到京城當袁世凱的國務總理了，這中國啊……”
想到李子誠即將出任國務總理，孫中山卻第一次覺得革命的前景渺茫，李子誠和袁世凱不同，固然，李子誠或許有着“子待人以誠”的名聲，可在他看來，李子誠的心機遠非袁世凱所能相比，他做事，更慎密，更富遠見，更……這樣的人出任國務總理，那革命的前景……
雖說不願意提及那件事，但宋慶齡卻是知道，這件事瞞不得。
“孫先生，電報上提到，李子誠已經回電袁世凱，不日將啓程前往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