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兵器時代，衝突雙方在決戰中，總是以力相搏，強者爲勝。一旦雙方旗鼓相當，就會出現艱苦的相持拉鋸狀態。如何削弱敵人的原有力量，以使其在決戰時刻發揮不出優勢，就成了三國韜略家們亟需攻克的難題。
先秦兵家著作，曾有過一部分關於勞逸的論述。孫武指出：“佚而勞之” (《孫子兵法·計篇》)，“以佚待勞”(《軍爭篇》)，“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虛實篇》)上述文字中的“佚”通“逸”。孫臏指出：“避而驕之，引而勞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孫臏兵法·威王問》)這些思想，無疑都構成三國勞逸韜略中的主要骨架。許多韜略實踐都是在這些思想種子裡結出的智謀之果。
三國韜略家們並未停留在前人的思想領域內原地不動，踏步不前，而是開展對勞逸韜略的探索，並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作出新的貢獻：
第一，沿着孫子的思想軌道，繼續向前延伸，將“以佚待勞”的觀點拓展爲擊勞的原則。“待”有被動、消極的一面，而“擊”則變得主動、積極。這一原則的提煉，與三國時代的激烈爭奪，形勢有密切關係，因爲衝突的雙方總是希望以最短的時間贏得戰爭的勝利。赤壁之戰，劉、孫雙方處於以逸待勞的優勢地位，如果曹軍發動攻勢，即可加以有力的回擊。但劉、孫雙方的智囊們不停留在這一保守的狀態，而是積極設法發動攻擊，迫使曹操退兵。陸遜抗擊劉備的猇亭之戰(也稱夷陵之戰)，蜀攻吳守，東吳處於以逸待勞的一面，但陸遜在找準對方的弱點時，大膽進攻，變被動爲主動，使敵方在反擊時不能發揮應有的戰鬥力。
第二，在“佚而勞之”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索出“勞而攻之”的韜略原則。佚而勞之的宗旨是不讓敵人有任何安寧、休整的機會，實質上是破壞敵人的戰鬥力，使其削弱，使其失去最大的戰鬥能量，而勞而攻之的韜略原則，是不放棄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的機會。與以逸擊勞原則的不同之處是，勞而攻之中的進攻者一方，並不一定具備整體上的安閒靜處優勢。官渡之戰中，曹操被袁紹包圍，後來軍糧已盡，給荀彧寫信，準備撤軍，荀彧不同意，指出：
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公(指曹操)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三國志·荀彧傳》)
曹操聽取荀彧之見，實施敵疲我打，乘勞而攻戰略，出奇兵襲擊袁紹部隊，最後取得了勝利。曹操以弱敵強，但這並不妨礙他運用勞而攻之的韜略，而袁軍在情勢上的疲憊，正是曹軍走向勝利的契機和轉機。
勞而攻之的另一個著名戰役是司馬昭困死諸葛誕。甘露二年(公元257年)五月，諸葛誕攻殺揚州刺史樂綝，調集淮南和淮北屯田口十餘萬官兵及揚州新附的四、五萬兵力，備足一年糧草，在壽春閉城而守，反叛魏國。與此同時，諸葛誕派遣手下長史吳綱帶着小兒子諸葛靚到東吳求援。東吳派將領全懌、全端、唐諮、王祚等率兵三萬餘人，暗中與文欽一道來援助諸葛誕。援軍中的唐諮於黃初(公元220—226年)年間叛魏，敗逃東吳，文欽於正元二年(公元255年)和毋丘儉一起反叛於準南，兵敗後逃到東吳。三大叛將匯合近二十萬兵力的叛變行動，使得魏國朝野震驚。六月，魏車駕東征，大將軍司馬昭率二十六萬兵力，前往討伐。在整個反擊過程中，司馬昭率否定謀臣將士的急攻方案，對叛軍圍而不打，待憊而殲。最後，諸葛誕單騎逃竄，被魏軍殺死。原本一場殺傷力極大的攻城戰，由於司馬昭勞而攻之的出色韜略，比較輕易地贏得了勝利。
第三，將己方的不勞、無勞、難勞建立在除軍事之外的政治、外交、經濟等方面上。《孫子兵法》講行於無人之地，攻人不備，可使己方不致疲勞，儲備足夠的戰鬥力，用以對付敵人。三國韜略家們針對形勢和客觀情況，將孫子思想的外延作了大幅度的擴展。成功的政治、外交、經濟措施，可以營造寬鬆、緩和的環境，化干戈爲玉帛，避免多方作戰，背腹受敵，前後夾擊，裡應外合，是部隊不受疲勞的一個重要因素。三國決策人物和智囊們在實踐中均已注意到了這一點，積極爭取機會，使自己的部隊處於安逸、平和、靜養、休整的良好狀態。
勞逸韜略在某種意義上反映了整個韜略的實質，這就是盡一切可能使競爭雙方不在一個水平線上賽跑。由此爲出發點，勞逸韜略旨在要麼削弱敵方的力量，要麼加強自身的力量，造成搏鬥雙方在力量天平上的傾斜，從而在決戰之前，就穩操勝券。
勞逸韜略是兼具破壞性與創造性功能爲一體的韜略。爲了贏得決戰的勝利，衝突的雙方往往將決戰轉化爲間接的破壞與反破壞、創造與反創造的鬥爭。赤壁之戰後，曹操看重孫權和劉備手下文武人才的出類拔萃，對方一旦繼續成功地合作下去，南部的中國，決非自己所能有。於是，拆散孫、劉聯盟已成爲曹操的當務之急。曹操密遣蔣幹以個人名義遊說周瑜，勸周瑜叛孫歸曹，分別給孫權、劉備寫信，以圖分裂其關係，但均未得手。不過，此後在大的利害衝突方面，終於挑撥孫、劉反目，荊州被襲，關羽被殺，即是十分嚴重的後果。孫、劉的對立，以致曹魏坐收漁利。敵之勞，即我之逸。曹魏在劉、孫之戰中，坐山觀虎鬥。劉孫任何一方的勝利與失敗，都使南中國的北界出現可乘之機。這使得其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與魏抗衡的蜀漢、東吳，削弱了相搏的力量。與袁紹不同，曹魏的最高決策從總體上是採納智囊們對蜀漢、東吳的戰略方案的，以逸待勞、以逸擊勞、逸而勞之、勞而攻之等勞逸韜略原則，從效益上來講，原本是強者對弱者的殺手鐗。弱者對強者實施勞逸韜略，也只能用於局部，否則，必無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