擊垮敵方有兩大途徑：一是從肉體上加以消滅，二是從精神上將其摧毀。前者爲力取，後者爲心攻。三國韜略中的心力韜略，有着嶄新的時代內容，是中國韜略理論百花園裡的一朵奇葩。
三國時期的心力韜略沿着《孫子兵法·軍爭篇》“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 的思想，繼續向縱深發展，韜略家們提出：
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三國志·蜀書·卷三十九·董劉馬陳董呂傳》注引《襄陽記》)
此論經諸葛亮徵南中時對孟獲的“七擒七縱”實踐，而得到了高度評價，攻心思想也因此被吸收爲心力韜略中的一個重要原則，受到後人的重視。
三國攻心原則是作爲力取原則的一個重要輔助手段而被運用的，據《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
(諸葛)亮在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爲夷漢所並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曏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通“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七擒孟獲之事不見於陳壽所著《三國志》，司馬光《資治通鑑》則予以採用。根據諸葛亮自《隆中對》以來一貫主張的“西和諸戎，南撫夷越”政策，南征中採用馬謖“攻心爲上”的計策和孟獲後任蜀漢御史中丞的事實，七擒七縱孟獲，攻心服人之舉不至於是捕風捉影之談。諸葛亮對孟獲展開的心理攻勢，是以有利的政治、軍事、外交環境作爲後盾的。而強大的力攻已經給對方造成了心理壓力，使之產生心理動搖，陷於心理崩潰狀態。諸葛亮變消極因素爲積極因素，變不利因素爲有利因素，使得南征順利結束。諸葛亮以心力韜略，取各族強壯者爲兵，增強軍隊的戰鬥力；取各族貢賦，彌補蜀漢物資的不足。穩定南中，“夷漢初安”，爲日後北伐奠定了較好的後方基礎。
鄭渾廣開降路擊破樑興，鍾會先聲奪人、攻心爲上等戰例，均屬心力韜略的巧妙運用。
三國心力韜略除了心攻力取雙軌齊下，互補互用的原則之外，就是單獨發揮攻心、心戰的作用，去取得“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偉大勝利。同是攻心韜略，形式則多種多樣。
攻心韜略的第一種形式是發揮傳統力量。傳統之力，足以撼動人心，激發羣情。董卓聽說關東起兵，遷天子定都長安，自留洛陽，並燒燬宮室。對此行徑，曹操一針見血地說：
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週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爲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三國志·武帝紀》)
董卓原本可以利用漢代皇帝的巨大號召力，使關東聯軍之舉在輿論上成爲叛逆行爲，從而贏得全國民心，至少是暫時地贏得，立住腳跟，以圖進取。結果卻坐失良機，反而使自己被推到輿論的對立面，極大地失去人心。相反，曹操有此認識，機會一旦出現，就及時抓住不放，挾天子以令諸侯，使大批智囊人物遠來相附，也使中原民心投向己方。
攻心韜略的第二種形式是深入敵人的內部，實施分化瓦解，破壞對立陣營的心理結構，使事態朝有利於我方的趨勢發展。三國韜略家們大都能夠設法瞭解對手的性格、氣質、特點和弱點等心理因素，對症下藥。劉備爭取張鬆、法正、孟達等劉彰部屬之心，呂蒙、陸遜計襲荊州，曹操間離韓遂、馬超，王允分化董卓、呂布，曹操退兵激化公孫康、袁尚矛盾……無不深入敵人之心，不露破綻，使對方在不知不覺中走向預先設計好的圈套，完成攻心大計。
此外，通過交往、語言、事理、外力、形勢等各種形式，收取攻心奇效。
古人云，“得人心者得天下”。三國政權，鼎立而存，實爲天下人心歸屬分流所致。
三國心力蹈略的第三個原則就是充分發揮智與謀在其中的作用。“上兵伐謀” 之謀，包括謀取人心。王肅治民以信，賈逵得道多助，劉備得人死力，張魯以教治國，田疇保民而王，曹操招降納叛，孫權徵少數民族爲兵，都充分表現了智與謀在其中的特殊作用。兵強於心，不強於力。攻心之法，必以智爲本，以謀爲用，方能奏效。解剖每一個集團，其最初的凝聚，後來的發展，經歷的衰盛，最後的成敗，無不可以心的聚散爲標誌、以人心的歸屬爲尺度加以衡量，作出結論。
衝突雙方的最大也是最後的防線，是精神築就的防線，無論武力也好，輿論也好，無不對準這一點而發。各個集團的任何韜略，也無不是爲了加強或衝擊這一防線。認識這一點，對於我們認識三國心力韜略的價值、意義，以及變幻莫測的三國形勢、人生百態，無疑會有橫掃風雲，廓清天宇，洞若觀火，豁然開朗的暢透明快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