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曦日微露，小夥伴們正在花園裡散着晨步。蓊鬱的梧桐下，榴花點燃了青藤。蝶兒被香風醺醉，肆意地翩遷亂舞。穿過紫藤搭成的花架，就是花園的中心，一座被流水環抱的孤汀。潺湲的小溪裡，小夥伴們踩着露出水面的梅花樁進入孤汀，來到了瑤瑛仙子佈下的講堂。幾叢脫俗的翠竹掩映成畫，便成了講臺的背幕。
小夥伴們入座到石几後，瑤瑛仙子的講課也就開始了：“從今天起，大家可以稱呼我‘瑤瑛老師’。作爲一個未來人，我的知識和判斷並不能成爲你們的知識和判斷。所以，想要更好地應對未來任務的挑戰，你們就得從歷史中汲取到足夠的智慧。
“大航海時代後，人類發展的很長時間裡，都把科學技術作爲發展的第一生產力。但當AI人被創造後，在傳遞給它們人類文明的積澱知識時，我們發現它們對哲學和歷史的學習難以勝任。而這兩門學科，作爲人類汲取智慧的源泉，恰恰是人文知識構成的經緯，也是儒家文化所探討的核心。
“我和你們一樣，都是華夏族人，都爲自己能擁有悠久的歷史和文化而感到驕傲。我們感激自己的祖先能夠使用文字記錄着歷史，而且這些文字歷史隨着社會的發展不斷地塑造着我們的歷史觀。不過，每當我們自認爲能夠把握住歷史脈搏的時候，新的歷史真相總會再一次地重塑我們的歷史觀。
“儒家文化是華夏文明爲世界文明做出的最大貢獻。我們近代的落後也並非儒家思想所造成的，那是權力寄生在儒教裡，生成了一個叫‘孔教’的怪胎。新文化運動時，舊中國正被孔教緊緊地桎梏着，破舊立新的口號只是爲了把民族從‘孔教’的樊籠裡喚醒。因爲禮教社會與孔孟所倡導的儒家社會在本質上完全不同，是相互對立的。不過夥伴們也不必過分惋惜，如同天主教的經歷一樣，多麼崇高的教義，都無法阻止教會勢力對歐洲平民進行剝削和壓榨。推翻這樣的剝削和壓迫，正是人民覺醒的必由之路。
“春秋時期，諸侯割據天下，相互攻伐，民不聊生。這一時期，偉大的思想家們都在積極地探尋着新的治世之道。於是，先秦諸子百家爭鳴的時代就這樣拉開了序幕，這是我們文明史上第一次哲學大發展的黃金時期。
“孔子看着人命不如草芥的世道，認爲天下混亂的原因在於秩序的缺失，於是在周禮的基礎上提出了儒家的理想——大同社會，以及實現這一理想的方法——君子。孔子認爲，執政的關鍵在於人才，君子的品德能夠擁抵禦住權力的侵蝕，而創造出海晏河清的盛世。孔子傾盡一生的精力來培養君子，也因爲如此成了歷史上最偉大的教育家。之後，孟子在孔子的禮治和德政思想基礎上，又加入了“義”和“民貴君輕”等思想，完善了以“仁政”和“王道”爲核心的儒家政治理論。
“道家的代表人物除了我們所熟知的老莊外，還有另一個偉大思想家——楊朱。道家認爲，天下之所以越來越亂，完全是統治者不知時機的胡亂干預所導致的。正因爲如此，先秦道家提倡‘無爲’，讓君主不違反“天時、地性、人心”的規律去妄爲。道家追尋事物的本質、規律和辨證關係，這使得道家思想成爲了一門實學，其應用在戰爭領域當中則成熟了兵家的理論，其應用在國家治理當中則完善了儒法兩家的思想。
“在當時，與儒家、道家同爲顯學的，還有墨家的思想。墨子認爲，天下大亂的根源在於諸侯競相逐利。如果人與人之間能夠‘交相利’且崇尚節儉，那麼整個社會的可支配財富就會大大增加，戰爭也就不必發動了。而實現‘交相利’的條件，就是人們能夠‘兼相愛’，彼此之間不論地位、親疏而相互愛護。這一倡議積極又實用，很受平民百姓的擁護。但是，在階級年代裡，統治者依靠森嚴的等級制度來樹立自己的權威，根本不可能接受‘兼相愛’這樣的倡議。因此，當大一統理論出現後，在官學正宗的排擠下，墨家學派便漸漸隱匿於民間了。但是，直到今天，‘交相利’的做法仍舊便捷着我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與儒家思想直接對立的，是成熟較晚的法家思想。先秦的諸侯國之間常年征戰，這些軍政府所領導的國家如同一部部龐大的戰爭機器。如何使機器得到有效維護並激發出最大的效能，就成了各個諸侯在政治治理中最爲關心的問題，而應對這些問題的過程中便形成了法家的思想。雖然同樣強調法治的重要作用，但古代的法家卻不同於現代的法制：古代法家藉助律法來服務君權，而現代法制則運用律法來服務民衆，這正是兩者的根本區別。同樣，服務於君權還是民衆也是儒家和法家之間的根本分歧。儒家討論的核心是這個社會應當如何發展，而法家實施的手段卻能夠解決當時君主們最爲關心的生存問題，所以法家思想一旦問世，便很快成爲了當時的主流政治思想。
“戰國的後期，先秦百家爭鳴的前沿逐漸聚集到了齊國的稷下學宮。學宮主持荀子融匯百家之所長，以客觀辯證的思想分析着王朝的興替，找到了禮治與法治之間的互補關係。於是，將法家思想的融入進儒家禮治思想的框架內，荀子由此解決了‘法先王’的傳統儒家思想與現實政治之間疏闊的矛盾。在‘法先王’的儒家思想與‘法后王’的法家思想之間尋找平衡，主張君王通過禮法並施來達成王政，這是儒家思想成熟的標誌，也是先秦百家思想逐漸歸爲一統的開始。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孔子與子貢的這段談話揭示了兩千多年封建王朝興衰的主因：民生乃執政的根本。
第一階段：大一統帝國的初建與探索
“戰國時期，法家的刑名賞罰之術雖然幫助了秦國提升了國家機器的效率，使其快速成爲了七國裡最強大的諸侯。但是，律法推動社會進步的根本是公平和正義。因而，在階級年代裡，不以公平和民生爲根本的律法自然就會淪爲嚴苛的剝削工具。正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施行苛法，是秦國能夠以雷霆之勢統一中國，卻又遽然滅亡的原因。
“吸取秦亡的教訓後，漢初採用道家黃老之術休養生民。當漢朝的國力恢復之後，爲了能夠徹底擊敗匈奴，漢武帝便開始尋找更加積極的治國思想。藉此契機，漢代大儒董仲舒把儒家思想和諸子百家的學說相結合，提出了大一統理論。換句簡單的話解釋，就是董仲舒將儒家思想進行了宗教化改革後，獻給了漢武帝。
“人需要完整的三觀來進行正常的社會生活，而宗教正是最早幫助人們建立並維護三觀的工具。在科學發展成熟之前，宗教利用人們對神性的敬畏和嚮往，建立了以神明爲核心的世界觀，以道德爲核心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既引導了人們的內心秩序，也穩定了社會的倫理秩序。因此，在政治成熟之前，宗教起着比政治更加強大的社會治理功能。所以，在特定的歷史發展時期，政府都不得不借助宗教的力量來進行國家治理。可是，宗教治理畢竟無法承擔政治治理的全部責任，如果國家管理全部用宗教的方式來運營，這個國家的進步和發展是難以爲繼的。
“但在當時，儒家的宗教化卻有兩個方面的重要作用：第一，宗教賦予皇帝極高的地位和權威，使儒家得到統治階級的全力支持；第二，先秦的儒家思想只有少數知識分子能夠理解，而廣大百姓卻目不識丁，宗教使儒家思想得以廣泛傳播。自此，儒家思想成爲了漢帝國的中樞思想，並漸漸開始影響世界。
“在獨尊儒術後，以儒家倫理綱常爲核心的宗族治理，成爲了龐大帝國的運營基礎。這相當於在國家的大平臺上，很多家族像企業一般在經營，儒教則是維繫朝廷和衆多家族的紐帶。這種經濟生產方式相比秦時的國家統管，更能釋放民間的活力，因此一實行就是兩千年。可是，如果家族如企業一般經營的話，那麼在這個國家市場上，壟斷就會成爲最大的毒瘤。在漢代，強勢家族通過不斷兼併土地而日益膨脹，發展成爲能夠撼動皇權的大家族，最後形成了外戚專權的局面。自耕農則因爲失去土地而大量破產，淪爲佃農和流民，成爲國家政治不穩定的根本因素。王莽新政無法解決這個問題，光武中興亦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到了東漢後期，皇帝不得不讓宦官參與朝政來對抗外戚，卻最終演變成了外戚與宦官輪番亂政的局面。朝堂上混亂不堪，朝堂外流民失所，東漢便因此迅速滅亡了。
“司馬光稱：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勝者也。梁啓超也稱：東漢尚氣節，崇廉恥，風俗稱最美，爲儒學最盛時代。東漢政府十分注重對百姓的思想教化，可這並不能避免國家的滅亡。‘民無信不立’，指的並非是政府應當首倡教化之善功，而是指政府的屹立需要有人民的信任作爲基石。因此，幫助人民建立信仰體系雖然是政府的重要職能，但幫助人民解決民生問題卻是政府更加重要的根本職能。漢代朝廷過分依賴讖緯之術來解讀經學，即利用儒教的宗教功能來進行國家管理，卻導致了政府執政能力的不斷弱化，民生問題也隨之惡化到了不可收拾的境地，這是最終壓垮東漢政府的真正原因。
“雖然漢朝政府漠視了儒學的治國方略，但是世家大族們卻充分運用了儒學的齊家之術。在漢代，儒學漸漸家學化，並表現出了強大的生命力，這就是漢代以後儒學經歷了漫長的治亂興替卻沒有中斷的原因。儒學的家學化，更促成了後來儒學‘家國同構’思想的形成。
“東漢滅亡後，軍閥割據九州。魏武帝挾天子以令諸侯，順利蕩平了北方。赤壁之戰阻擋了魏武帝統一中國的步伐後，他便開始效法漢高祖，準備威加海內。曹操首先做的，就是去儒立法，試圖清除掉捍衛在皇權周圍的神權屏障。在與儒家對抗的過程中，曹操殺掉了大量的儒生名士，粉碎了兩漢幾百年所建立起的儒家信仰體系。然而，曹操只是一個破壞者，卻並非一個建構者。在粉碎的漢儒體制之上，曹操無法建設起更加進步的全新政治制度。所以，當魏文帝曹丕登基時，就不得不借用‘九品中正製取士’來對世家大族進行巴結拉攏，從而維護政治上的穩定。自此，‘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國家治理徹底被士族所把控。此後的幾百年，儒家的倫理秩序被弱肉強食的生存關係所取代，出現了‘皇帝輪流做，誰強到誰家’的局面。這便是曹操在後世的演義和戲文裡，被刻畫成白臉奸臣的原因。伴隨着政權的輪番更替，生民成爲了政客角逐權力的工具。在王朝更替的悲歌裡，反覆不斷地迴響着孔子的那句話，‘民無信則不立’。”
第二階段：多民族的融合與發展
“就在士大夫們躲在玄學的一隅用五石散麻痹神經時，佛教開始在民間大肆傳播，填補着因儒教塌陷而產生的信仰空洞。華夏大地上，育生了諸多勤勞堅韌的民族，而宗教恰是座促進民族間交流與融合的精神橋樑。在這個階段裡，儒道釋三教並行發展，並相互借鑑，中華文明多樣化的精神訴求和文化認同上的兼容精神自此形成。
“在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歷史進程中，隋朝的建立，標誌着民族融合的初步完成。這一次，中華民族再度獲得了統一。隋文帝夫婦總結魏晉南北朝以來的成果和教訓，恢復了漢魏時期的體制。文帝夫婦不僅修訂了統一的律法——《開皇律》，還將行政機構完善爲五省六部制，更採用了科舉制選士的方法來削弱世家大族的政治力量。這一系列開天闢地的政治舉措，標誌着一個新時代的到來。
“只是，隋朝的中樞核心由關隴軍事貴族集團所組成，這使得隋朝政府在國家治理上進行儒法選擇的左右搖擺後，最終傾向了法家的思想。隋煬帝儘管胸有韜略，但爲人卻剛愎自用。建立東都聯動東西，開運河溝通南北，諸多利在千秋的大功業背後，是其御民如奴、苛刻待民的暴虐，這最終導致了隋末的天下大亂。隋朝跟秦朝一樣，沒有把持續發展民生當成長期執政的目標，都試圖通過竭取民力來完成數百年大分裂後的中央集權與鞏固，反而欲速則不達，經歷了同樣的驟興又驟滅。
“同爲關隴軍事集團的李唐取代隋朝後，沿用了隋朝的基礎建設、軍事戰略和行政制度，在‘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警醒下，開創了大唐盛世。
“府兵制起源於北魏，成熟於隋，而興盛於唐。隋文帝將府兵制和均田制結合，兵農合一解決了足兵、足糧的問題。唐太宗也站在了府兵制的肩膀上，掃滅羣雄，包舉宇內，創造了史無前例的“天可汗”政治聯盟。可是隨着唐朝高宗、睿宗時期的腐敗，土地兼併愈演愈烈，導致建立在均田制基礎上的府兵制徹底瓦解。到了玄宗時代，府兵制已被募兵制取代。安史之亂爆發後，大唐便不復輝煌。據守一方的藩鎮勢力在掌握了行政大權的基礎上又一手掌握着募兵制，財政和軍事上的獨立造成了藩鎮割據的混亂。唐朝的後期，皇帝不敢再信任武將，大肆任用宦官去監軍，便又給了宦官再度把持朝政的機會。
“從表面上看，唐朝走向衰落的原因是軍制方面的問題，但實際上，是在治國思想上出現了問題。唐朝追隨隋朝，同樣致力於成爲一個四海賓服的天朝上國，可在這個目標一旦實現之後，便失去了自己的政治方向。這就是唐朝這種國強而民弱的短暫輝煌，很難得到維持的原因。
“佛教於隋朝到達極盛。唐爲李姓，出於政治上的需要，尊道教爲國教。只是，此時的道教與先秦的道家思想已經不同。漢末，張天師創立了道教，道教把黃老之說宗教化，並與神仙長生、民間巫術相結合，成爲了修真成仙的神教。經過魏晉玄學時期的發展，一些及時行樂的思想也附着在了道教裡。唐宋明三代都有一個相似的盛衰轉折點，三位極聰明且很有才華的皇帝，唐玄宗、宋徽宗、明世宗（嘉靖），皆因過度沉溺於道教而誤國。這些聰明帝王假裝披上了道教的外衣後，便開始有恃無恐地放縱私慾了。即便早年接受了儒家的治國思想的唐太宗，到了晚年時期，爲尋求個人長生，也開始大量服食丹藥，最後中毒身亡。武后稱帝時，又改立佛教爲武周朝的國教，大肆弘揚佛法。從南北朝再到隋唐，宗教矛盾已經上升成爲國家政治運行中的主要矛盾。‘三教論衡’,‘三武一宗滅佛’，都是這種宗教矛盾的凸顯。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宗教信仰的多元化促進了隋唐文化對外交流的開放和繁榮，成就了絲綢之路的偉大與輝煌；另一個方面，作爲朝廷的統治工具的宗教頻繁地遭受揚抑，既給國家治理帶來了困難，更成爲了野心家滋事的溫牀。改變大唐命運的‘安史之亂’，正是一場藉助宗教矛盾而挑起的內亂。正是在這種宗教混亂、胡風蔓延的背景之下，杜甫纔會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理想訴求。
第三個階段:高度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其建立與演變
“在極度依賴教政結合治理的古代，唐朝中後期複雜的宗教環境正是國家政治所面臨的最大困境，因此韓愈、柳宗元開啓了‘古文運動’，致力於恢復儒學道統。於是，我們文明史迎來了第二次哲學大發展。與那些注重人心靈秩序的傳統神佛宗教相比，儒教作爲一種世俗化的宗教，更加重視國家秩序的維護，因而能給人民帶來更多實在的福祉，這正是歷史一次又一次地選擇儒家的原因。
“鑑於唐朝的滅亡，宋太祖採取‘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方針’，其目的爲：一，統一治國的思想；二，以文抑武，宋朝的軍隊首長由文官擔任，用制度來規避唐朝兵禍的出現。結束掉五代十國的大分裂，完善健全的行政制度和統一的治國思想，北宋的立國標誌着一個高度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出現了。這樣的國家正是秦皇漢武心中所追尋的政治理想，卻用了千年的時光才得以實現。此後近千年的歷史中，中華大地上再未出現長久的分裂，統一成爲了所有華夏兒女的共識。
“唐朝時期，北方的遊牧民族廣泛地向中原文化進行學習。特別是，當他們參照漢字創制了自己民族的文字後，意味着他們從原始的遊牧部落蛻變成爲了裝備精良、管理有序、兵強馬壯、能謀善戰的強大帝國。契丹、女真和蒙古帝國都遠非昔日的匈奴和突厥部族可以比擬,這樣的外圍環境使得宋朝政府自開國之始就要應對中國歷史上最爲嚴峻的邊境形勢。
“而且在宋代的“以文抑武，權力制衡”的政治方針之下，北宋政權更掉進了“冗官,冗兵,冗費”的巨大財政陷阱。宋神宗登基時，國庫已經完全空虛。沒有了錢，倘若遼夏發動邊患，宋軍將以何爲戰？針對北宋所面臨的內憂外患，北宋朝廷支持王安石通過變法來掙脫困境。可這卻成了變法派和保守派的持續黨爭開端，更成爲了古代中國的轉折點。
“從史書記載上看，王安石是一個偏執自負的書呆子，既無法與其他朝臣協調好關係，又沒有成熟的執政經驗，變法失敗這個鍋必須他來背。但實際上，王安石卻是一個高瞻遠矚、氣度恢弘、胸懷天下的偉大政治家，這從他留下來的思想學說和詩詞散文都可以佐證。
“宋政府將募兵權收歸國家後，養兵的費用就成了壓在宋朝政府身上的重擔，嚴重阻礙了帝國正常發展。王安石總結了歷代變法的教訓，認爲：‘壟斷既然無法在這個時代無法根除，那麼中央政府就必須得擁有絕對強大的壟斷力量，成爲國家市場上的定海神針。雖然本朝已經在政治制度和文化信仰上達成了高度的統一，但決定這些的經濟基礎卻並沒有真正夯實。把政府變成國家市場上無可挑戰的最大壟斷經營者，再通過制度和政策向百姓們反哺，能有效解決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不協調的矛盾。首先，政府主宰市場後，財政的收入和支配會獲得較大的彈性空間，冗費問題自然能夠得到消除；其次，朝廷擁有了比其他地主集團更強大的絕對力量，用於相互掣肘的冗餘官職便不必再增設，冗官問題也就迎刃而解；最後，保甲法、裁兵法、將兵法、保馬法等的軍事制度的改革，更要從根本上來解決冗兵的問題。’可以說，王安石的新法是能夠解決三冗問題的良策。只可惜，從范仲淹新政開始，朝廷內就有一股反對變法的強大力量。對於他們來說，只要‘談變’就是一個無法被接受的妄念。但變法終究是大勢所趨，‘元佑更化’雖然短暫地廢止了新法的實施，可哲宗親政後新法就又即刻得到了重新啓用，直到北宋滅亡。
“北宋還沒來得及通過變法走向強大，就被金國顛覆了政權。南宋朝廷無法肩負起這份失國之重，便將政權覆滅的責任全部推給了王安石，還把王安石的思想斥爲‘僞學’並予以取締。此後，朱子的《四書集註》接替了王學，成爲了新的官學思想。很遺憾，廢止王學並不能改變南宋同樣覆滅的命運，歷史的車輪依舊無情地向前馳駛。如何建立統一穩定的中央集權國家，仍舊是歷史不斷髮展的主題。
“明清兩代，朝廷使用了渾身解數來加強中央的集權，如建立龐大的特務組織網，篡改儒家思想建立‘孔教’來愚化百姓等等，以爲極權便能夠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事實上，極權是最不穩定的政治狀態，只會讓所有人覬覦着權力的頂峰，最終在相互爭奪中變成權力的犧牲品。這一切都是在開歷史的倒車。明清的帝王們無法明白，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王安石的經濟制度改革，纔是順應歷史潮流的正確選擇。
“陳寅恪先生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宋朝相對開明的社會環境，使生產力得到了解放。百姓不僅過上了遠勝漢唐的富裕生活，更在科技、經濟、文化等方面創造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華夏文明於宋代，到達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審美高度。只可惜，歷史的發展如同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打破了近千年的封閉退化，我們的民族才迎來了再次復興的曙光。
“二十世紀，紅色革命的浪潮席捲了全球，可是在中國卻開出了不一樣的碩果，這裡面的原因又是什麼呢？‘天下大同’與‘共產主義’在本質上到底有什麼樣的差異呢？所有未來，皆因過往；所有過往，皆成未來。當共產主義理想的種子落在了儒家‘以天下爲公，建大同社會’的土壤上後，文化基因上的吻合，使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親和與滋養。所以，篤信社會主義的必然實現的革命前輩，在紅軍創業之初的艱難困境中，能夠用極短的時間就把星星之火燃燒成了燎原之勢。一個真正以民爲本的中央集權政府終於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誕生了。又一千年的挫折與坎坷啊！
“華夏文明的發展綿延不絕且傳承有序，絕非簡單的王朝變換更迭。善於從歷史經驗中反思的人，會成爲了文明發展傳承的脊樑，這正是華夏文明歷經千載、數遭大劫而未曾失落的根本原因。”
瑤瑛老師講完歷史後，又深情地注視了良久，才說道:“這三個階段正是華夏文明的發展脈絡，希望能成爲小夥伴們心中的經緯，更好地認知我們歷史的發展。同學們完成華夏文明史的學習後，各找出一個在華夏文明史中起到了承啓作用的關鍵人物，並用講課的方式呈現給大家。”
收到老師佈置的任務後，小夥伴們便開始積極地準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