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澗水無聲繞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
茅檐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
“北山輸綠漲橫陂，直漸回塘灩灩時。
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
“這是王安石晚年罷相後，閒居江寧時所作的兩首詩。隱居在鐘山附近的半山園，王安石一得空便會去尋山訪寺，偶遇盛景就能夠呆坐終日。在山裡長大的我，也禁不住會去揣測，愛發呆的他經常會想些什麼呢？會因變法而遭遇的挫折心意難平嗎？會對國家的未來充滿擔憂嗎？
“在我的反覆的琢磨中，我沒有看到一個專斷跋扈的拗相公，而是看到了一個心懷天下的大相國。他擁有高光偉岸的人格，恢弘豁達的氣度，濟世匡時的襟抱，精雅脫俗的文思......他果真不愧被梁啓超先生稱讚爲——‘嗚呼，皋夔伊周，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若乃於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
“安石是父親王益爲他取的名字，用了東晉謝安的字。‘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可見，父親對他所給予的厚望。王安石也未曾辜負父親的期許，憑藉着自己孜孜不倦的努力和無欲則剛的德行，終於成爲了一個超越謝安的偉大政治家。
“然而，這麼一個偉大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千秋以來所獲得的褒貶卻兩極分化。一個私德無瑕、全心爲國的政治家，爲什麼會蒙受千年之垢而不能被徹底洗清呢？
“所有的爭論都聚焦在那場變法之上。洞悉王安石初衷的人，都爲他的治國安邦的理想所折服，不吝譽美之詞來盛讚；而反對變法的人，無不視其爲北宋滅國之禍，口誅筆伐亦難解憎恨。在當時衆多的變法反對者之中，司馬光和蘇軾是最有名氣的兩位。司馬光反對變法，認爲祖制不可輕易變更，變法是與民爭利。蘇軾反對變法，所持的觀點則是儒法之爭，認爲變法者主張的法家之術是小人之學，這也代表了當時大多數知識分子的看法。三位不世出的天才，都擁有正直無私的人品，爲何卻有大相徑庭的看法呢？
“我們的歷史在唐宋之際發生了一次重大的變革，或稱唐宋之變。進入宋代，國家政治已經逐漸從士族豪強所主導局面逐漸演變成了由知識分子主導的局面。皇帝把優秀的知識份子從全國選拔出來，不分家世地任用在中樞崗位上。這些才俊們通常都沒有複雜的政治背景，也就沒有足夠力量能動搖皇權統治的核心。不過，皇帝們料想不到的是，這些知識分子雖然無法動搖皇權，卻在未來的政治博弈中成爲了禁錮皇權的強大力量。沒有政治背景的學子們登科入仕後，開始建立各種政治關係（座主、同科、同鄉等），形成了各種政治團體，只爲了在詭譎的朝局之中能夠站穩腳跟。這樣的政治團體自然也最容易觸發黨爭，這就是宋明黨爭出現的溫牀。這些知識份子總結歷史後發現：無論多麼優秀的帝王，倘若權力不被制約，那麼他們既能夠用無上的權力創造輝煌，也能夠用無上的權力進行毀滅。秦皇漢武如是，煬帝玄宗亦如是。當這些才智卓爾的知識分子成爲執掌帝國社稷的文武百官後，所面臨的首要問題便是如何制約住至尊無上的皇權，既爲了穩定社稷，更爲了保全自身。
“《孟子》有云，‘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誰是社稷？不正是執掌它的百官們嗎！於是，孟子的思想成爲了儒士們遏制帝王權力最好的武器。這些對抗皇權的儒生們自覺地形成了一個團體——文官集團，他們成功地利用祖制和聖人對皇帝的行爲和職責進行了規範。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孟子》成爲了宋代儒學所追捧的經典，並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孟子升格運動’。揭開“孟子升格運動”序幕的是韓愈，他把孟子名字提升到孔子之後，並首次提出了儒家的“道統”概念:“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還說:“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孟氏醇乎醇者也。”宋代儒者更是把孟子的浩然之氣作爲宋代新儒學的理想人格風範，涌現出了大批銘刻史冊的忠誠赤子。宋代儒學的代表——理學和心學，也都是由孟子的心性學說而發展起來的身心性命之學。
“當祖製成爲了政治運行的參照規則後，自然就會有很多官員竭力去維護，有些人出於利益的考量，也有些人則出於道義的守衛，司馬光便是衛道者中最堅定的一員。因爲從他的視角看來，祖制能夠剝奪皇帝的立法權，使皇帝不能隨意變更法度，自然也就不會給社稷帶來毀滅性的禍端，而王安石的變法將動搖祖制對於皇權的約束，倘若每位新君都能夠隨意變更法度動搖國本，那麼社稷的穩定運行也就無法保障了。司馬光的擔心自然非常有道理，這也是他執政後爲什麼不分良莠盡數廢止新法的原因。只是，司馬光低估了發展所能帶來的能量，而提出‘新故相除’思想的王安石則認爲發展是解決一切困難的主要動力。
“從現代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王安石已經在千年之前悟道了現代財政管理的門徑。他認爲國家財政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在於‘理財未得其道’，提出‘因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財’來解決國家困窮的窘境。財政的匱乏只能通過積極發展生產來解決，這樣才能真正地擺脫惡性循環的困境。王安石主張的理財就是通過國家的宏觀政策來調節社會生產的發展，從而達到‘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目的。
“蘇軾一家十分激烈地反對新法，甚至直接稱呼變法派爲‘小人’，爲何蘇門學士對於新法的成見如此之深呢？蘇軾在《趙高李斯》裡言道，‘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又在《荀卿論》裡言道，‘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 ’這些言論表明，蘇軾對於法家思想是徹底否定的態度。
“孟子和荀子思想理論之中有着‘法先王’和‘法后王’的區別。‘法先王’就是崇堯舜之道，這是儒家學者追尋‘大同社會’的理想範本；而‘法后王’則是以後世君王的做法爲規範，是荀子針對當時的歷史現實所提出來的出路。‘法后王’不是荀子思想的全部內容，也不是唯一內容，我們可以這樣來看它在荀子思想中的位置:荀子思想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道"與"統"的層次，在這個層次上，荀子強調"法先王"，這實際上是儒家學說的理想層面，是荀子思想的終極目的，表現了荀子對孔子思想的繼承;第二個層次則是"制度"層次，這是荀子思想最有特色的部分，表現了荀子對孔孟思想的發展，實際上是荀子開闢的走向儒家理想的新通道，是儒學與政治接軌之榫卯，是解決儒學與政治疏闊的有效方法。這個層次使荀子成爲了荀子，也爲漢代儒學走向獨尊奠定了基礎。這一層次又可以分爲兩個部分:一是人性論部分，這是荀子思想注重制度的理論基礎與前提，二是制度論部分，"法后王"正是在這個層次上提出來的。由此可見，蘇軾相對片面地擁孟而抑荀，使得他站在了變法的對立面。
“與蘇東坡全盤的崇孟抑荀不同，王安石在對待荀孟學說上保留了自己辯證的判斷和認識。王安石視孟子爲精神偶像，並作詩盛讚：‘沉魄浮魂不可招，遺編一讀想風標。何妨舉世嫌迂闊，故有斯人慰寂寥。’儘管他在精神上雖然無比推崇孟子，而在學術思想上卻並沒有進行盲從。同樣地，他雖然批駁了荀子的人性論和禮樂學說，但是卻繼承了荀子思想的核心——於現實社會中建設並發展儒家的政治制度。也就是說，王安石試圖將孟子的王道思想與荀子的事功理論進行融合，以孔子思想的核心將分裂已久的儒家學派進行了理論統一，故其創學說被命名爲‘新學’。王安石所著的《淮南雜說》在當時社會影響巨大，時人稱之可與《孟子》比肩。
“北宋熙豐年間，儒學復興達到了高潮，學統四起、學派林立。就影響而言，以二程的‘洛學’、張載的‘關學’、蘇軾父子的‘蜀學’和王安石的‘新學’爲巨。這幾派雖然都屬於“尊孟”之列的，但是他們之間的政見卻是相左。熙寧四年，王安石順應科舉發展的需要進行了貢舉改革：廢明經諸科，進士科專考經義和時務策，設明法科。王安石的貢舉改革得到了大多數人的認同，連司馬光也認爲此舉‘乃革歷代之積弊，復先王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科舉考經義雖然是順應了潮流，但是新的問題卻脫穎而出。自漢代尊儒之後，對於經義的詮釋便產生了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之爭；後經過儒學家學化的發展，士族們對於經義的理解則是衆說紛紜；到了北宋，林立的學派對於經義的解釋亦更是各執一詞。科舉考經義，那便必然要有官方指定的經學原義爲參考，爲此，王安石親自主持編纂了《三經新義》作爲教參。這一行爲預示着‘新學’即將統一目前的儒林學派，王安石將會成爲新儒學的奠基人，未來的新科進士也都自然而然地成爲了他的門生弟子。這正是王安石變法中所捅到的最大‘馬蜂窩’。絕大多數官員都認爲這正是王安石藉助變法謀求一己私利的手段，動用輿論來指責王安石：‘不應以一傢俬學欲掩先儒’。君子派更是藉此來譏諷變法派，稱王安石爲‘孔子’，呂惠卿爲‘顏回’。
“偉大的思想，通常要經過環境的醞釀和時間的發酵，才能散發出鬱郁的香味，使人沉醉不已並自覺地大呼其醇。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都經歷了這樣的過程。王安石把沒有經過時間滌濾的‘新學’思想直接奉崇爲官學思想，勢必會引起全體儒林的抵制。而後的變法之爭也就演化成了思想之爭（儒法之爭、義利之爭、君子與小人之爭）。反對者大都不是衝着如何解決問題而去的，自然也就沒有了解決問題的心態。
“在如此巨大的阻力之下，王安石仍舊堅持變法，不改初心。被人稱爲‘拗相公’，卻自吟‘何妨舉世嫌迂闊’來解嘲，這一切的真實原因又是什麼呢？
“朝廷的財政狀況和邊境的危機形勢，說明了一個問題，不變法則國家必亡。在仁宗時期，王安石已經在《上仁宗皇帝萬字書》裡言明瞭變法的緊迫。等到神宗皇帝看到這樣的上書時，國家局勢已經危如累卵，這場變法的推行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關節。即便後來，司馬光通過‘元佑更化’廢除了新法，哲宗親政之時仍舊要再度啓用新法。而徽宗時期，新黨更是被大肆重用，王安石也因此被追封爲‘舒王’，配享於孔廟之內。這一切都說明了一個不爭的事實，新法的確能夠解決北宋政府最迫在眉睫的問題——財政危機。所以北宋政府施行新法乃是大勢所趨，這正是那些政治投機者所看清的形勢。儘管這些投機者給新法招來了很多詬病，但最後仍然是王安石一人抗下了所有。所以，即便給王安石重新選擇的機會，恐怕他還會再做一次千萬人眼中的‘拗相公’。
“漢武帝依靠‘文景之治’所積累的財富北伐匈奴，唐太宗憑藉‘開皇之治’所留下的財富北定突厥。歷史上那些有大作爲的皇帝，無不是先積聚財富，然後才能謀定大事。只是，當朝廷籠聚了財富之後，當政者如何來善用它，就需要有政治抱負、政治眼光，以及政治智慧。徽宗朝的新黨們顯然不具備這樣的能力，范仲淹和王安石的‘憂患’終究無可避免地發生了。隨着金人鐵蹄的南下，北宋被滅國。
“爲了化解亡國所帶來的政治危機，宋高宗將滅國之禍甩鍋給了王安石，指責他‘學術不正，夾雜霸道之學，致令北宋朝政大亂’。這個欽定的政治基調延續了整個南宋時期，一直影響至明清。不但荊公像被撤出了孔廟，王安石更失去了配享神宗廟庭的資格。反對王安石的聲音頓時間此起彼伏，說他：“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於大亂。”此後，王安石的‘新學’被視爲流毒而廢禁，只能餘下詩詞文章來傳世。
“科舉考經義需要新的教參，大學者朱子的《四書集註》繼而升格爲新的官方思想，成爲了元明清三代的官家聖學。此後，儒家將化育萬民提升成了政治工作的核心，便不再去探討制度如何更好地服務於民生了。當蒙古鐵蹄南下之時，氣節能譜寫慷慨悲壯的輓歌，卻無法阻攔生靈隕滅的慘烈。
“元豐七年(公元1084年),蘇軾從黃州移貶汝州。七、八月間路經江寧時，已經理解了新法的蘇軾謁見了歸隱的王安石。王安石當時生活非常簡約蕭散，親自野服乘驢候謁於舟次。數日裡，兩人流連燕語，相得甚歡。蘇軾在《次荊公韻四絕》裡寫道，‘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這兩位累世難逢的文學巨臂，其實神交已久。王安石的《登飛來峰》：‘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蘇軾的《題西林壁》：‘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王安石的《葛溪驛》：‘缺月昏昏漏未央，一燈明來照秋牀。病身最覺風露早，歸夢不知山水長。坐感歲時歌慷慨，起看天地色淒涼。鳴蟬更亂行人耳，正抱疏桐葉半黃。’蘇軾的《卜算子》：‘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這兩首王安石的兩首作品在浙江時（公元1050年左右）完成的，蘇軾的兩首作品是在黃州時（公元1083年左右）完成的。心靈境遇上相近纔會產生文字上的耦合。送別蘇軾後，王安石向別人嘆息道：“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宋史的《神宗實錄》被反覆大修不下三次，王安石的真實面目亦被湮沒在了史書當中。依賴史書和他人的評價，我們很難看到王安石最真實的樣貌。唯有從他的詩詞文章中，我們能夠慢慢地理解他的情感，明白他的追求，欣賞他的固執，讚歎他的純粹。
“一陂春水繞花身，花影妖嬈各佔春。
縱被春風吹作雪，絕勝南陌碾成塵。”
“牆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
遙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