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穎超：五四運動的回憶
鄧穎超，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五四運動時期，她和劉清揚、郭隆真、張若茗等人組織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並擔任講演隊長。同時，她參與組織了進步青年團體覺悟社和領導天津學生的愛國運動。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時，我才十六歲，正在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唸書。今天談起三十年前的往事，由於三十年不算短的時間和中國革命的曲折複雜經歷，已經沖淡了我的許多記憶，現在僅就我能記得的談談：
那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髮動示威，要求“懲辦賣國賊”、“拒絕凡爾賽和約”，學生們在激憤中發生了火燒趙家樓、怒打賣國賊的事件。次日消息傳到天津，震動了天津各校的同學，紛紛議論，立即響應北京同學的愛國運動，在七日，天津學生就舉行了示威，很快的組成了“天津學生聯合會”，和以女學校同學爲主的“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隨後又成立了“天津各界救國聯合會”。當時我們只憑單純的愛國熱情，喊出的口號除了前面的兩個以外，還有“取消二十一條”、“收回青島”、“抵制日貨”、“提倡國貨”、“不做亡國奴”等等。當時北洋軍閥政府對學生的愛國運動是採取鎮壓的政策，是用警察、刺刀、子彈、水龍掃射、毆打以至逮捕等各種辦法壓迫學生。我們在鬥爭中鍛鍊，逐漸提高了覺悟。又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新思潮新文化很快地涌入古老的中國，蘇俄十月革命的成功，也開始在中國青年中起了影響，這就給了五四運動以新的進步因素，使之向前發展。
五四愛國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本身是反帝反封建的性質，但當時，在我們的思想上還
沒有弄明確。直到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才明確地指出中國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我們的認識也才逐漸地明確起來。五四時，我們也不知道“知識分子要與工農結合”，只知道列寧是蘇聯革命的導師、他是要爲被壓迫的工人和農民謀解放而已，不過我們當時的確也有一種自發的直覺認識，要救國需要衝破學生的圈子，救國不能單靠學生，必須要“喚醒同胞”。所以，我們很重視宣傳工作，組織了許多講演隊。我當時就擔任着“女界愛國同志會”的講演隊長，和“學生聯合會”的講演部長。我們的講演隊定期地經常地到各處講演。在初期，女學生因受社會封建習俗的束縛，還不能和男學生一樣地出現在街頭講演，而是限於在市內各宣講所、民教館，以及公共集會的場合。每次聽講的人都很多，我們講的是要大家起來齊心救國，要達到懲辦賣國賊的目的；講述朝鮮亡國後，當亡國奴的慘痛；我們應有愛國開會的自由，抗議當時北洋政府對學生的迫害等等。我們講的人，有時聲淚俱下。聽的人也很受感動。另外我們還作家庭訪問，常到比較偏僻的地區和貧民區，挨家宣傳。有的人家對我們很熱情接待，有的人家就把大門一關、拒我們於門外。但我們碰了釘子一點不灰心，還是挨家敲門訪問。記得那年暑假期內，有一次出發去天津西頭講演，回來時趕上傾盆大雨，每個人淋得和水雞子一樣，但同學們一點也不泄氣，下次還是按時照樣地去幹。另一方面，我們也很重視文字的宣傳和報紙的作用，由“天津學生聯合會”出版了三日刊的“學生聯合會報”，後來改爲對開一大張的日報，和現在人民日報的篇幅一樣大。每期銷到二萬份以上，
是一個不小的數目。這個報的主編人就是周恩來同志。“女界愛國同志會”也出版了一個週刊。這兩個報紙報道當時國內外的時事消息和全國各地的學生愛國運動消息及反壓迫的鬥爭，還有社論和政治性的論文及文藝作品等等。
……
我們當時，雖然還不知道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但是有滿腔的愛國熱情，爲了救國、爲了民族的獨立、爲了爭取民主自由反對封建勢力，有勇於犧牲一切、在所不計的革命精神。
隨着五四愛國運動的發展，同時掀起了婦女解放運動，這也是五四的民主運動中一個主要內容，提出了“男女平等”、“反對包辦婚姻”、要求“社交公開”、“戀愛自由”、“婚姻自由”、“大學開女禁”、“各機關開放任用女職員”等。在天津首先是把男女同學分別組織的學生聯合會合併，共同工作。這件事在起初也是遇到了阻力的，女同學中也有不贊成的，有顧慮社會輿論不同情的，有怕合併後被人說男女混雜鬧笑話的，但男女同學中的進步積極分子終於衝破了這些阻礙，勇敢的實行合併，並收到良好效果。當時男女同學間的相處都是極其自然坦白的，工作上是互相尊重平等的，大家一心一意忙着救國，忙鬥爭，在工作上競賽，女同學不肯落後於人。女同學中的積極分子明白自己要作開路的人，就不能貽笑社會，擋住了後來人的路，一定要好好幹，作出一個榜樣來。
……
提起他們不禁引起了我對他們和無數革命烈士們的哀思和敬意，也充滿着對敵人的仇恨。我們一定要踏着革命烈士的血跡前進，把革命進行到底。
——摘自《五四運動回憶錄·上》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