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震是一九五三年秋天由師範學校畢業的，當時是候補黨員，被分配到這個區的中心小學當教員。當了教師的他，仍然保持中學生的生活習慣：清晨練啞鈴，夜晚記日記，每個大節日——五一、七一、十一——之前到處徵求人們對他的意見。曾經有人預言，過不了三個月他就會被那些生活不規律的成年人“同化”。但不久以後，許多教師誇獎他也羨慕他了，說：“這孩子無憂無慮，無牽無掛，除了工作，就是工作……”
他也沒有辜負這種羨慕，一九五四年寒假，由於教學上的成績，他受到了教育局的獎勵。
人們也許以爲，這位年輕的教師就會這樣平穩地、滿足而快樂地度過自己的青年時代。但是不，孩子般單純的林震，也有自己的心事。
一年以後，他經常焦灼地鞭策自己。是因爲社會主義**的推動、全國青年社會主義積極分子會議的召開，還是因爲年齡的增長？
他已經二十二歲了，記得在初中一年級時寫過一篇作文，題目是《當我××歲的時候》，他寫成《當我二十二歲的時候，我要……》。現在二十二歲，他的生命史上好像還是白紙，沒有功勳，沒有創造，沒有冒險，也沒有愛情——連給某個姑娘寫一封信的事都沒做過。他努力工作，但是他做得少、慢、差。和青年積極分子們比較，和生活的飛奔比較，難道能安慰自己嗎？他訂規劃，學這學那，做這做那，他要一日千里！
這時，接到調動工作的通知。“當我二十二歲的時候，我成了黨的工作者……”也許真正的生活在這裡開始了？他抑制住對小學教育工作和孩子們的依戀，燃燒起對新的工作的渴望。支部書記和他談話的那個晚上，他想了一夜。
就這樣，林震口袋裡裝着《拖拉機站站長與總農藝師》，興高采烈地登上區委會的臺階。他對黨的工作者（他是根據電影裡全能的黨委書記的形象來猜測他們的）的生活，充滿了神聖的憧憬。但是，等他接觸到那些忙碌而自信的領導同志，看到來往的文件和同時舉行的會議，聽到那些尖銳爭吵與高深的分析，他眨眨那有些特別的淡褐色眼珠的眼睛，心裡有點怯……
到區委會的第四天，林震去通華麻袋廠瞭解第一季度發展黨員工作的情況。去以前，他看了有關的文件和名叫《怎樣進行調查研究》的小冊子，再三地請教了韓常新，他密密麻麻地寫了一篇提綱，然後飛快地騎着新領到的自行車，向麻袋廠駛去。
工廠門口的警衛同志聽說他是區委會的幹部，沒要他簽名，信任地請他進去了。穿過一個大空場，走過一片放麻袋的露天貨場與機器隆隆響的廠房，他心神不安地去敲廠長兼支部書記王清泉辦公室的門。得到了裡面“進來”的回答後，他慢慢地走進去，怕走快了顯得沒有經驗。他看見一個闊臉、粗脖子、身材矮小的男人正與一個頭發上抹了許多油的駝背的男人下棋。小個子的同志擡起頭，右手玩着棋子，問清了林震找誰以後，不耐煩地揮一揮手：“你去西跨院黨支部辦公室找魏鶴鳴，他是組織委員。”然後低下頭繼續下棋。
林震找着了紅臉的魏鶴鳴，開始按提綱發問了：“一九五六年第一季度，你們發展了幾個人？”
“一個半。”魏鶴鳴粗聲粗氣地說。
“什麼叫‘半’？”
“有一個通過了，區委拖了兩個多月還沒有批下來。”
林震掏出筆記本記了下來。又問：
“發展工作是怎麼樣進行的，有什麼經驗？”
“進行過程和向來一樣——和黨章的規定一樣。”
林震看了看對方，爲什麼他說出的話像擱了一個星期的窩窩頭一樣乾巴？魏鶴鳴託着腮，眼睛看着別處，心裡也像在想別的事。
林震又問：“發展工作的成績怎麼樣？”
魏鶴鳴答：“剛纔說過了，就是那些。”他好像應付似的希望快點談完。
林震不知道應該再問什麼了。預備了一下午的提綱，和人家只談上五分鐘就用完了，他很窘。
這時門被一隻有力的手推開了，那個小個子的同志進來，匆匆忙忙地問魏鶴鳴：“來信的事你知道嗎？”
魏鶴鳴無精打采地點了點頭。
小個子的同志來回踱着步子，然後撇開腿站在房中央：“你們要想辦法！質量問題去年就提出來了，爲什麼還等着合同單位給紡織工業部寫信？在社會主義**當中我們的生產遲遲不能提高，這是恥辱！”
魏鶴鳴冷冷地看着小個子的臉，用顫抖的聲音問：“您說誰？”
“我說你們大家！”小個子手一揮，把林震也包括在裡面了。
魏鶴鳴因爲抑制着的憤怒的爆發而顯得可怕，他的紅臉更紅了，他站起來問：“那麼您呢？您不負責任？”
“我當然負責。”小個子的同志卻平靜了，“對於上級，我負責，他們怎麼處分我我也接受。對於我，你得負責，誰讓你是生產科長呢！你得小心……”說完，他威脅地看了魏鶴鳴一眼，走了。
魏鶴鳴坐下，把棉襖的扣子全解開了，喘着氣。林震問：“他是誰？”魏鶴鳴諷刺地說：“你不認識？他就是廠長王清泉。”
於是魏鶴鳴向林震詳細地談起了王清泉的情況。王清泉原來在中央某部工作，因爲在男女關係上犯錯誤受了處分，一九五一年調到這個廠子當副廠長，一九五三年廠長調走，他就被提拔成廠長。他一向是吃飽了轉一轉，躲在辦公室批批文件下下棋，然後每月在工會大會、黨支部大會、團總支大會上講話，批評工人羣衆競賽沒搞好，對質量不關心，有經濟主義思想……魏鶴鳴沒說完，王清泉又推門進來了。他看着左腕上的表，下令說：“今天中午十二點十分，你通知黨、團、工會和行政各科室的負責人到廠長室開會。”然後把門砰地一帶，走了。
魏鶴鳴嘟噥着：“你看他怎麼樣？”
林震說：“你別光發牢騷，你批評他，也可以向上級反映。上級絕不允許有這樣的廠長。”
魏鶴鳴笑了，問林震：“老林同志，你是新來的吧？”
“老林”同志臉紅了。
魏鶴鳴說：“批評不動！他根本不參加黨的會議，你上哪兒批評去？偶爾參加一次，你提意見，他說：‘提意見是好的，不過應該掌握分寸，也應該看時間、場合。現在，我們不應該因爲個人意見侵佔黨支部討論國家任務的寶貴時間。’好，不佔用寶貴時間，我找他個別提，於是我們倆吵成了現在這個樣子。”
“向上級反映呢？”
“一九五四年我給紡織工業部和區委寫了信，部裡一位張同志與你們那兒的老韓同志下來檢查了一回。檢查結果是：‘官僚主義較嚴重，但主要是作風問題。任務基本上完成了，只是完成任務的方法有缺點。’然後找王清泉‘批評’了一下，又鼓勵了一下我開展自下而上的批評的精神，就完事了。此後，王廠長有一個來月對工作比較認真，不久他得了腎病，病好以後他說自己是‘因勞致疾’，就又成了這個樣子。”
“你再反映呀！”
“哼，後來與韓常新也不知說過多少次，老韓也不搭理，反倒向我進行教育說，應該尊重領導，加強團結。也許我不該這樣想，但我覺得，也許要等到王廠長貪污了人民幣或者強姦了婦女，上級纔會重視起來！”
林震出了廠子再騎上自行車的時候，車輪旋轉的速度就慢多了。他深深地把眉頭皺了起來，他發現他的工作的第一步就有重重的困難，但他也受到一種刺激，甚至是激勵——這正是發揮戰鬥精神的時候啊！他想着想着，直到因爲車子溜進了急行線而受到交通民警的申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