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文學與新青年的進擊之路
文/血酬
精彩觀點:
網絡與文學及新青年三者的結合，造就了難得一見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潮流。
網絡文學的創作主體是“新青年”，網絡文學仍舊年青，仍然具有蓬勃的朝氣，並且在代表着中國的先進文化朝世界的娛樂文化高地進擊。
“新青年”可以說是網生一代，互聯網的廣泛使用，使得文化的交流加速，也使得擅長學習和借鑑的網絡文學創作羣體們站在了更高的舞臺上，開始向世界進行“文化輸出”。
我們太執着於“批評”和“審視”的目光，而選擇性的忽視了“娛樂文化”本身的強大魅力，如果還執着於“教化欲”和“道德感”，可能我們會在未來的世界性文化競爭中，持續的處於“文化價值窪地”的尷尬地位。
如何正確的甄別、鑑定、評價網絡文學中“民族的與世界的”和“傳統的和當下的”這兩大問題，是我們建立文化自信形成價值高地的重要前提。
網絡文學有良莠不齊的情況，既不能拔苗助長，也不能一掃而光，**管控的尺度至關重要，評論家作爲“智庫”理應發揮更大的作用。
關鍵詞：網絡文學 新青年 傳統與當下 民族與世界 青年評論家
一、網絡、文學與新青年
網絡文學是網絡文藝的一部分，網絡文學的創作者也是新文藝羣體的一部分。根據2019年8月發佈的《2018中國網絡文學發展報告》披露：
2018年，國內網絡文學創作者已達1755萬，其中籤約作者61萬，在簽約作者中，兼職作者佔比61.9%，較2017年提升了6.9個百分點。由於具有嘗試寫作意願的人員持續增多，兼職寫作已漸成新趨勢。在網絡文學作者中，男性作者佔比56.6%，女性作者佔比43.4%。在年齡分佈上，90後作者已達50.6%，表明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已投入寫作，創作隊伍年輕化的趨勢日益明顯。
從這裡的數據我們可以看出幾個顯著的特徵：
1， 創作者人數衆多，已屬於大衆性的文娛活動，創作羣體有良好的羣衆基礎；
2，簽約作者大約是三十分之一，意味着絕大多數創作者是休閒性創作，而非商業寫作；
3，61萬簽約作者中，接近四成是專職寫作，也即有20多萬創作者是以此謀生，算是“網絡作家”這個職業的真正班底；
4，三十歲以下的創作者已佔據了半壁江山，由此可見網生的“新青年”是其主力軍，在往後的創作中將持續的發揮作用。
據相同資料顯示：2018年網絡文學讀者規模穩中有增，總計達4.3億人，同比增長14.4%，這意味着網民中的一半都是網絡文學的用戶。
網絡文學的興起如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算起至今也不過二十來年，能蓬勃發展至今原因衆多，從筆者自身觀感來看：互聯網是最好的創作工具，長久形成的文學夢與伴隨“大國崛起”的追夢青年也是重要內因。網絡與文學及新青年三者的結合，造就了難得一見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潮流。
互聯網具有天然的連接性，將世界連接爲一體，也使得閱讀者與創作者聚集在了一起。幾乎每一個網絡文學的創作者自身都是讀者，通過閱讀別人的作品獲得內心的愉悅感和寫作的養分。互聯網是平的，從一開始網絡作者就沒覺得自己比別人“高人一等”，這一點在“商業寫作”之前即是如此，他們往往謙稱自己爲“寫手”，覺得自己距離“作家”還是有不小的距離，也不願意承擔讀者“人生導師”的重任。
許多網絡作者免費分享自己的作品，期待的是讀者的閱讀和點評，“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因爲是朋友，所以彼此之間能相互欣賞，也相互尊重，作者和讀者不存在“賣文”的關係，本質上是平等的。正因爲這種平等性，使得彼此之間的探討和研習成爲可能，作者通過寫作在“影響”着讀者，讀者也同時通過網絡的反饋機制在“影響”着作者的選擇，又因爲採用“連載更新”的方式，使得二者之間的“羈絆”更爲深厚，由此可以說網絡文學作品是作者和讀者一起完成的。
作者與讀者之間這種強互動性與之前紙媒時期的創作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同時也讓初涉網絡寫作而缺乏專業訓練的作者藉此彌補了很多自身的不足，所以網絡文學的作者雖然沒有明顯的“師承”，但與讀者以及與其他的作者之間，卻形成了“切磋琢磨”甚至是“教學相長”的關係。
互聯網提供了一個“大集市”，使得很多有文學夢想的年輕人能夠開始更有“目的性”的創作，通過商業公司和文學網站的運營，這些年輕人開始能養活自己，能夠靠寫作安身立命，乃至能夠加入作家協會，能堂堂正正的把“網絡作家”這個職業身份掛出來，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 “中國夢”。而支撐起這種“中國夢”的，除了新青年之外，還有我國長久以來的文學夢，也有長久以來的民族復興的大國夢。
我想，很少有哪個民族有哪個國家有我們這樣源遠流長且從未斷絕的文學傳統，幾千年前《詩經》裡的詩句至今仍被吟誦、引用，甚至從孩童時期就告訴你“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在新中國建立以後，又進行了大規模的“掃盲”，讓國民的識字率得到了極大的提升，這些都爲網絡時代網絡文學的爆發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改革開放以後人民羣衆生活的改善，以及青年心中洶涌翻騰的“大國崛起夢”，也爲網絡文學提供了騰飛的翅膀。
無須諱言，1999年5月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炸和2001年中美南海撞機事件對網絡文學的興起起到了相當大的推動作用。羣情激奮的熱血青年們在網絡上創作了大批目前看比較過激且“不合時宜”的“被查禁小說”。但不可否認的是這批熱血激盪的小說爲網絡文學帶來了數量不菲的讀者和關注者。
網生一代的青年，是伴隨着祖國的強大而成長起來的，他們親眼所見中國的GDP和綜合國力在新世紀的十幾年裡突飛猛進，由此而生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和愛國熱情也同時體現在他們創作的作品當中。
同時，這一代的青年，藉助於互聯網的便利也迅速具備了“世界眼光”，非常自覺且熟練的從世界各地的流行文化中汲取養分，並迅速的融入到自己的創作中，或加以改進或加以創新，創作出的文學作品具有了和世界流行文化不說是高於至少是不低於的水準。網絡文學的創作主體是“新青年”，網絡文學仍舊年青，仍然具有蓬勃的朝氣，並且在代表着中國的先進文化朝世界的娛樂文化高地進擊。
我想沒有哪個國家的通俗文學創作羣體能以如此龐大的數量，能以如此寬廣的視野和虛心求學的心態瞄着世界最頂端的“文化價值高地”在猛烈的輸出。
恰好是新世紀，恰好是互聯網，恰好是這一批的青年網絡作家們，他們趕上了，也沒有放過這個機會。
二、民族的和世界的
各民族的文化是有獨特性的，所有的民族文化都值得尊重，但若僅從“娛樂文化”從影響到的人數而言，它也可以分爲強勢文化和弱勢文化，由此形成了一個概念叫“文化價值高地”和“文化價值窪地”。何所謂“文化價值高地”？最簡單粗暴最不嚴肅的說法，就是“要你錢”的就是“高地”，反過來說“窪地”就是“你要花錢”的。
舉幾個例子來說，目前世界的主流娛樂文化裡，美劇、好萊塢的電影、日本的動漫、韓國的影視綜藝娛樂明星等，是廣受追捧可以向其他國家輸出的，是其他國家要去主動購買版權的，而且往往還供不應求。我們國家一直強調“文化走出去”，其實就是要讓我們從“文化價值窪地”變成“文化價值高地”。
這幾年網絡小說的對外授權和輸出已經蔚然成風，援引艾瑞報告提供的數據如下：
網絡文學爲什麼適合“出海”成爲文化輸出的一個組成部分，筆者看到很多方面的專業論述，單從內容創作的角度講，筆者覺得具有“世界眼光”的大規模的創作者羣體是排在第一位的因素。
“新青年”可以說是網生一代，互聯網的廣泛使用，使得文化的交流加速，也使得擅長學習和借鑑的網絡文學創作羣體們站在了更高的舞臺上，開始向世界進行“文化輸出”。
“文化輸出”並不是“文化侵略”，它不是強制性的，也不需要生硬的推廣和說教，那隻會招人反感，起到反作用。
做好“文化輸出”首先是要有文化自信，你得相信自己的東西是好的，相信自己的產品是棒的，相信網絡文學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的，那麼它纔能有“輸出”的可能性。
同時，再好的東西也需要用別人理解的方式來打開，不能“雞同鴨講”，這就需要世界通用“技巧”和“敘述語言”。好萊塢在這方面做的是極爲成功，迪斯尼從世界範圍內甄選“公主”，“花木蘭”這樣一箇中國傳統文學形象已經成爲其註冊商標。
很多人覺得網絡文學行文太YY（即意淫），言語太白爛，缺少文學性，屬於“文化快餐”，誠然這是它在文學經典性上的不足，但我們可以說美日韓那些強勢的娛樂文化也同樣具有這樣的缺點，但它們爲何就贏得了國人乃至世界的喜愛呢？據中國票房網（http://www.cbooo.cn/m/670808）迪斯尼旗下的漫威影業出品的電影《復仇者聯盟4:終局之戰》內地票房42.38億元，全球票房27.96億美元。
票房雖然不能說明全部的問題，但至少能說明一部分問題。
我們太執着於“批評”和“審視”的目光，而選擇性的忽視了“娛樂文化”本身的強大魅力，如果還執着於“教化欲”和“道德感”，可能我們會在未來的世界性文化競爭中，持續的處於“文化價值窪地”的尷尬地位。
在對待“文化輸出”“網文出海”這個問題上，我們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我們承認網文確實存在着自身的諸多問題（內容雷同、千篇一律爲最主要問題，其次便是盜版和抄襲嚴重，此外，作品缺乏文學性和思想性、存在三俗問題等也是較爲普遍的現象。近兩年越來越多的文學評論家和讀者反饋網絡文學劇情套路化，人物模式化，充斥着打怪升級、練丹修仙的主題。以上引自《2018中國網絡文學發展報告》），但它確實也是非常好的對外輸出的娛樂文化方式。同時我們也應看到，由網文作爲IP源頭進行的改編可能也是極爲有效的“文化輸出”方式，比如遊戲、影視、動漫等。（根據《2018中國網絡文學發展報告》披露超過八成讀者會關注網文改編成的影視劇、動漫或音樂等衍生品。在關注的讀者中，又有超過八成讀者願意爲其衍生品付費，近半讀者願意爲網文改編的影視劇付費。）
網文的出海之路還剛剛開始，還僅僅在泰國、越南等東南亞國家流行，在歐美日韓等地尚處於“篳路藍縷”的階段，但我們以發展的眼光來看，在我們國家越來越強盛的大背景下，網文的基礎還是很厚實的，具備“文化輸出”的可能性。
三、傳統的和當下的
自1840年以後，中國人在“救亡圖存”的道路上反覆探索，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選擇了中國共產黨，建立了新中國。
我們這個國家有源遠流長的歷史，先人們留下了很多寶貴的財富，但同時也留下了很多的糟粕，在過去的上百年曆史中，我們反覆的對歷史的積澱進行洗練，希望能棄其糟粕留其精華，但客觀的講，過去的工作似乎成效不顯。
“老祖宗”留下的東西哪些是成功的，哪些是失敗的，我們並沒有進行細緻的甄別，導致了我們很多時候是在喊口號，是在空洞的說話，大而無當。
筆者的同學張博士是中科院的博士生，從小到大沒少挨家長的打，他對“體罰”這一“祖傳項目”是深惡痛絕的，對“棍棒之下出孝子”也是極爲不認同的。然而在他成家有子之後，筆者問他現在對孩子調皮是怎樣管教的，他一臉無奈的說：還能咋樣，講道理又講不通，只能打唄。
當下的社會“國學熱”興起，《弟子規》等老物件又擺到了檯面上，套上“三從四德”枷鎖的“女德班”也開班了,且不談教育本身的問題，整個社會對“傳統”是怎樣認知的，過去留下的東西哪些可用，哪些不可用，恐怕是衆說紛紜，缺乏共識。
我們現在的娛樂文化產業的從業者也面臨這樣的問題，因爲你要走向世界，成爲“文化價值高地”，除了要有公認的東西，爲了要站得住腳，你還要有你自己獨特的東西才行，也就是說你既要有世界性的也要有民族性的東西。而這民族性的東西，光看現在，光靠當下是肯定出不來的，它應該是植根於我們深厚的歷史土壤中。
三妻四妾好不好？忠臣孝子位置怎麼擺？對過去的東西是否要解構？用當時人的視角還是當下人的視角去看待，去還原過去？文藝創作者恐怕內心裡也是矛盾的。這些問題不辨析清楚會影響到創作者的態度，也會影響到作品的質量，最終會影響到作品的高度。
我們可以看過去十年裡比較流行的日本動漫：《火影忍者》寫的是日本傳統的忍者，《境·界》裡的是“斬魄刀”（***），《銀魂》裡講的是武士，《航海王》裡講的是海賊的故事。雖然日漫裡講故事的手法是通用的，但這些IP裡展現的鮮明的“日本傳統文化”，確實是其最具有獨特性的地方。日本過去的東西也不總是好的，但在創作者的筆下，它們都進行了“揚棄”，才能夠在國外流行，才能夠作爲“朋友”一樣陪伴着一代人成長。
我們知道世界上做三國遊戲最好的是日本的光榮公司，它的“三國志”和“三國無雙”系列讓很多中國玩家如癡如醉。三國是中國的三國，是中國的魏蜀吳，爲什麼是一家日本公司做的那麼好？原因自然是有很多，但我想很重要的一點，還是在於日本對於過去“傳統”的尊重和對當下“遊戲”的熱愛。當我們還在討論遊戲是不是毒草，傳統是不是能“改編”的時候，別人已經做了，而且做的越來越好，遠遠的把我們甩到了後面。當我們現在仰望日本的動漫產業的時候，似乎想不起曾經影響了宮崎駿一生的動畫片《大鬧天宮》。
曾經我們“砸亂孔家店”，後來我們又建設“孔子學院”，對於影響了中國兩千年的儒家思想，我們是否也進行過辨析，是否也有過定論？筆者認爲是沒有的，至少是沒達到預期的效果。
社會在發展，思想在進步，可“混亂”也是同期產生的，大方向是確定的，可怎樣落實到具體的事情上，這恐怕不是一朝一夕能解決的。
我們還缺乏共識。
一部部的文藝作品，比如《歡樂頌》，比如《我的下半生》等等，都討論過家庭和個人的問題，從個人到家庭，從職場到社會，處處都是激烈的碰撞，這些碰撞主要都是由“觀念”的不同造成的。
從“改革開放”至今，社會發生了急遽的變化，當下的社會同時融合了“世界的”與“民族的”“傳統的”與“當下的”各種思想觀念在碰撞，它肯定會反應在文藝作品當中。
文藝的根基還是在現實中，無論是怎樣的幻想作品，總歸是現實的映射，作品可以是描寫“異界”的，但作家是生活在現實當中的。
筆者認爲中國如果能誕生世界級的娛樂文化產品，肯定是植根於中國深厚的歷史文化當中，從中汲取了養分，並用“當下的”“世界的”視野和手段去實現的。
四、青年評論家的責任和擔當
如何正確的甄別、鑑定、評價網絡文學中“民族的與世界的”和“傳統的和當下的”這兩大問題，是我們建立文化自信形成價值高地的重要前提。這些工作具有很高的技術含量，也是可以研究的學術話題，對評論家尤其是青年評論家而言，也是有挑戰性的。評論家並不僅僅是“批評”，建立在“批評”基礎之上的應該是建設、建議和指導。
我們並不諱言，現在的網絡文學發展雖然迅速，但存在的問題也同樣突出。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也同樣出現了“簡單粗暴一刀切”的問題。
有能力管好，不代表現在就已經管的很好，新生事物，總是從“亞文化”開始的，但是要發展壯大，總歸還是要走向“主流化”的。
在主流化的過程中，創作者、商業公司、監管部門和評論家羣體是要通力合作的，不能搞“情緒化”，拒絕對話和交流。每一方站的角度不同，看到的問題和解決方式也不同，所以要達成共識，就要有協商機制。
協商機制的前提是彼此的平等和尊重，並不因爲監管部門是**就高高在上，也不因爲評論家羣體不產生直接的經濟效益就刻意貶低。
但尊重本身是要以客觀的發揮作用爲前提的，對網絡文學來說，評論家羣體應該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可以充當商業公司與監管部門之間溝通的橋樑，可以用“中正公允”的態度來“出謀劃策”，對政策的執行起到推動的作用。
舉例來說，如何看待“耽美”與“淫穢”的界限，“小衆文化”與“主流文化”之間是怎樣的相處關係，“耽美”的污名化問題如何解決？這是現實存在的問題，亟待解決，我們的評論家在這些方面是否起到了作用，或者說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單純的指責和批評都是容易的，但能正本溯源，能用理性的頭腦將這些紛繁複雜的“現象”梳理清楚，並能給與監管部門決策以支撐的，恐怕是不多的。
網絡文學有良莠不齊的情況，既不能拔苗助長，也不能一掃而光，**管控的尺度至關重要，評論家作爲“智庫”理應發揮更大的作用。
*本文爲筆者參加第五屆中國青年文藝評論家“西湖論壇”論文稿，發表於《青年文藝與國家形象》（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