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美爾元首此時正在柏林的辦公室裡面接見一個歷史上頗具爭議的任務，那就是蘇聯大將弗拉索夫。
蘇德戰爭爆發前，弗拉索夫擔任第4機械化軍軍長，1940年1月，出任新組建的第37集團軍司令，在烏克蘭方向參加正面防禦作戰。
弗拉索夫在一個叫皮亞特尼察的小村子成了德國第38步兵軍的俘虜，在隆美爾元首優待俘虜政策的感化下，在弗拉索夫聽聞自己的父母被斯大林槍決，妻子兒女被遣送西伯利亞勞改的情況下，弗拉索夫很快變節投降，完成了從“紅軍英雄”到“法西斯幫兇”的蛻變。（斯大林下給弗拉索夫下的定義。）
隆美爾元首爲什麼召見弗拉索夫這個蘇軍大將俘虜？因爲隆美爾元首需要一位即懂軍事，又有威望和影響的蘇軍高級將領來組建俄羅斯解放軍，但上訴條件的時候，又必須要和斯大林政權有血海深仇，
真是天助隆美爾元首，弗拉索夫有房條件都非常符合隆美爾元首的要求，今後那些蘇聯龐大的蘇聯戰俘終於可以發揮巨大作用了。
歷史上，蘇聯衛國戰爭期間，數百萬的蘇軍士兵被德國俘虜，其中有超過100萬的蘇軍俘虜投降後加入了德軍部隊，這些“志願者”的一些後來被編爲“俄羅斯解放軍”，由投降的蘇軍將領弗拉索夫擔任司令。
首先，弗拉索夫的叛變並不是一個孤立行爲，它是與當時的整個歷史背景密不可分的。
在衛國戰爭初期，蘇聯紅軍遭受了相當慘重的損失，總共有524萬蘇聯士兵被德國人俘虜，其中380萬人是在戰爭爆發後的頭幾個月裡被俘的，這是個駭人聽聞的數字。
蘇聯士兵在1941年夏天陷入了德國將軍們精心策劃的重重包圍。一方面是出於衛國戰爭初期嚴峻形勢的壓力，另一方面是出於斯大林的。
因此在戰時的蘇聯根本沒有“戰俘“這個概念，只有“逃兵、祖國的叛徒和人民的敵人“。
斯大林在1941年4月6日簽發的第270號命令指出，紅軍戰士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堅持到最後一個人，不作俘虜。
指揮官被授權槍斃敢於爲避免一死而當俘虜的人。這種作法對於蘇聯軍人固然太過於苛刻，甚至太不公平，但也是極端殘酷的戰爭環境所造成的。
俄羅斯聯邦刑法典第58條也規定將被俘紅軍戰士的家屬交法庭審判，同時將這些家屬流放到西伯利亞。
在這種情況下，不管被俘的蘇軍士兵願意與否，他們要麼選擇在集中營裡成爲“烈士“，要麼選擇與德國人合作反對自己的祖國。
另外，由於法西斯德國的殘暴對待戰俘，集中營惡劣的生存條件也迫使部分意志薄弱的俘虜與德國人合作。
德國軍事歷史學家約阿希姆霍夫曼寫道：
“士兵們被俘時身體極度虛弱，戰鬥期間，他們有時68天沒有東西吃，甚至在向他們提供充足食物的情況下，他們也沒有能力進食。
幾乎所有的戰俘營都報告說，很多戰俘在第一次進食後就失去了知覺，然後就死了。“
事實上，德國人根本就不打算爲蘇軍戰俘提供維持生命所需的最低限度的食物，而希望將蘇軍戰俘全部強制勞動虐待至死，甚至乾脆全部屠殺，整個戰爭期間，至少有250萬蘇聯俘虜死於集中營。
對弗拉索夫來說，集中營的恐怖情況使他產生了恐懼。一方面是大量的俘虜從前方蜂擁而至；另一方面是面臨死亡的無情折磨，而集中營的消息完全是有利於德國人的。
看到越來越多的同行走進集中營，弗拉索夫終於喪失了信心，認爲蘇聯已經輸掉了這場戰爭。
現在惟一能做的就是與德國人合作，建立一個對德國屈膝投降的傀儡政權，也許弗拉索夫認爲這樣做能夠讓俄國少流些血。
這一思想在弗拉索夫的頭腦中逐漸形成，當他成爲叛徒後，曾經對自己的部下辯解道：
“難道流更多的血不是犯罪嗎？難道俄羅斯民族的主要敵人不是布爾什維主義和斯大林嗎？難道奮起反對斯大林及其同夥不是每個俄羅斯人首要的神聖義務嗎？
在有叢林和沼澤的那個地方，我終於得出了結論：我的義務是動員俄羅斯民族投人反對布爾什維克政權和建設新俄國的鬥爭。“
他的這些話無疑是在爲自己的行徑找藉口，並試圖以此來欺騙自己。但是，不論他的動機如何，他的行爲毫無疑問是的背叛斯大林。也就是從那一刻開始，弗拉索夫把自己綁到了德國的戰車上。
儘管弗拉索夫表現出與德國人合作的意願，但是起初包括希姆萊在內的納粹黨高層人物卻對他不屑一顧。
除了偶爾讓他到集中營裡向俘虜們發表講話以外，弗拉索夫一直被軟禁在柏林郊區一座不知名的別墅裡。
期間，弗拉索夫發表了題爲《我爲什麼走上了與布爾什維主義作鬥爭的道路》的，對蘇聯社會制度和斯大林本人進行了惡意攻擊和指責，同時號召每個俄羅斯人都起來推翻蘇維埃制度。“
然而，德國人並沒有認真考慮如何利用這個變節者。希姆萊認爲弗拉索夫是一個“蠢豬和叛徒“。
1943年，弗拉索夫在被佔領的普斯科夫首次公開發表講話後，威廉凱特爾元帥甚至下達了一個嚴厲的命令：
“鑑於被俘的俄國將軍弗拉索夫在未經元首批准和我本人同意的情況下外出，並發表未經審定的厚顏無恥的講話，茲命令立即將俄國將軍弗拉索夫轉入戰俘營嚴加看管，不得讓他離開這個戰俘營。“
只有德國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看到了弗拉索夫的利用價值。1945年春他在一則日記中寫道：
“中午我與弗拉索夫將軍進行了一次內容詳盡的談話，他是一位知識十分淵博和精力充沛的俄國軍事長官，他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他認爲，只有在擺脫布爾什維克的意識形態和掌握類似德國人民奉行的國家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的情況下，俄國纔有可能得救。“
一半是戈培爾的舉薦，一半是形勢所迫，在第三帝國面臨滅亡的最後幾個月裡，希特勒終於想到要利用馴服的弗拉索夫組建俄羅斯解放軍，可此時戰爭的趨勢已經無法更改，希特勒就這樣白白錯失了這千載難逢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