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分工最專業的國家，亞洲是機會最多的世界。”
一直到現在，我最常被問到的一個問題就是：“你爲何回亞洲？”而每次我把答案講出來後，大家幾乎都是鬨堂大笑，臉上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
我說：“我只是喜歡回來參加大學生的烤肉，以及試試瓊瑤電影中男女主角在森林一起跑步的感覺。”事實上，真的就是如此單純的一個想法。我就是想試試。
總之，剛回來時，確實是抱着這種幼稚而浪漫的想法，但很快我就發覺，往事真的就只是往事而已，很多事情已經不合時宜了。不過，我真的試過去河邊烤肉，感覺上似乎沒有想象中那麼美好。
剛回來時，也有許多人問我：“回來會不會不習慣？”奇怪的是，剛開始回來的兩三年，並不會感到不習慣。畢竟，和美國相比，也不缺什麼，都有水、有電、有電話、有冷氣，不是嗎？離開臺灣十餘年而不覺得不習慣，可能根本已經和臺灣脫節了，連一個可以比較“習不習慣”的基礎都沒有。
剛回來時不覺得不習慣，反倒是在兩三年後，對於當地的情況多了些瞭解，可以開始與過往的經驗作比較後，不習慣的感覺越來越甚。不久前，我出差返臺，從一出飛機門就遇到一連串令人無可奈何的事。當時是SARS過後，一出機門就有幾個人在發黃色的疫病警示單。只是發單子的幾個人沒有計劃好流程，也沒有安排順序，本來井然有序下飛機的旅客一下子全都擠在一堆，秩序大亂。
我很生氣，因爲前一週發生過一樣的事件。我忍不住做了和一週前同樣的事情，當場大聲抱怨：“你們爲什麼不會安排一下流程，讓大家不用擠在這裡？”和上次一樣，他們以一種看瘋子的眼光看着我。
和朋友進入廁所，朋友將手上拿的包包暫時放在小便池上方的置物處。他纔剛退出來，準備洗個手再來拿包包，有個人已經急忙擠進他空下來的位置。我們只好站在他的後面等。我想他也感到窘迫不安，就像任何男人在後面有人站着時小解的感覺一樣。我忍不住說：“你爲什麼就不能多等兩秒鐘呢？現在，你要我們怎麼辦？是要和你一樣擠進去拿皮包還是等你？”
出機場後搭乘的計程車也令人生氣。司機先生不但在開車時油門時鬆時緊，而且猛剎車猛啓動，我整個人就隨着他的動作搖來晃去。我以異乎平靜的語氣詢問這位天才司機：“你爲什麼不再用力一點，再用力一點就可以把我顛死了？爲什麼你要這麼用力踩剎車？你不知道這樣會比較費油嗎？”他一言不發，但可以從越來越強的剎車中，感受到他的不服與憤怒。
當我將這些事情告訴家人，家人都驚訝地說，我居然平安返家，沒有被司機痛毆一頓，真是命大。這時我才發覺，自己雖然已經回來6年了，居然還是不太瞭解臺灣。
開始，感覺最強烈的部分來自於工作。在美國，我可能被保護得太好了，相比之下，臺灣簡直就像一個原始叢林，必須親自披荊斬棘，才能殺出一條血路。
美國是個高度專業化的社會，以我從事的廣告工作來說，不管是分色、印刷、電影、平面設計……都有專門的人來負責，每個人只要做好自己那一部分的工作就行了。即使在平面設計業，也是分工精細，有人專門做商標，有人專門做飲料包裝、商品設計……
而我工作的威登-肯尼迪廣告公司，更是全美最好的廣告公司之一，合作的對象都是頂尖的專業人士。而回來以後，我發覺“專業”的這層保護膜越來越被剝蝕。臺灣是很重視“速度”，但不重視“品質”的社會，什麼東西都在趕，卻不重視專業水準的表現。如果照我要求的品質，很多地方會達不到水準，於是變成了什麼事情都得我親力親爲。
當時我在李奧貝納廣告公司擔任創意總監，除了發展創意的“本業”外，我還必須經營客戶、創導團隊……事情一大堆，每天會議開不完，客戶不但改東改西，還時常在週五下午快下班時丟東西給我們，卻要求週一早上交設計……我們像一羣螞蟻一樣地拼命做、拼命趕，不過成就也只有蟻丘那麼高。
由於白天忙着開會，我根本沒有時間去思考、去發展創意。而且，在地窄人稠的臺北都會，鄰居同事雞犬相聞，聲息擾人，我根本無法找到一個可以沉思、專注的空間。我無法專注，無法思考，只是不斷地“迴應”別人對我的工作要求。
創意，常常需要在孤立、隔離的空間才能產生，就像很多創意人在工作時，必須閉關一樣。但是，工作不能不做。我只好每天自動加班到深夜一兩點，趁着辦公室人去樓空時，努力捕捉創意的精靈。
時間一天天過去，團隊合作的品質依然不夠理想，客戶仍然不夠體諒。
工作的情況無法令人滿意，我試圖在別的地方尋找出路。這段時期，大概是爲了圓自己的烤肉夢，我陷入了一份錯誤的感情，迷戀上一位女大學生。好似歷史重演，每天我無心工作，一下班，馬上搭計程車遠道去拜訪這女孩，一起廝混到深夜，再回到辦公室發展創意。
臺灣的老朋友都看不慣我這段時間的作爲。他們一再勸我，想讓我從耽溺的錯誤中走出來，我卻故意將他們推開，推得遠遠的，以享受那種被打到谷底及受到大家排斥的熟悉感覺。
對臺灣，我又愛又恨，正如我對自己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