掛在江漢觀察使府名下的辦公室極多，大多都是府內臨時增補的差遣，因爲朝廷沒有給官帽子，這事兒就只能內部消化。事後如果辦公室成員事情辦得漂亮，那麼張德再問洛陽要官帽子，落實這個差遣。
對想要仕途上有所追求的精英來說，張德這種做法其實相當不錯，一個英傑的成色如何，看江湖吹捧沒有意義，要看實際業績。
業績可能會造假，但在武漢造假的成本，遠比在中央朝廷還要高。
“外勞辦”的主任是張貞，原本張貞是不願意去的，這是個苦差事，做得好功勞談不上多大，油水也基本沒什麼。能從外來務工人員榨什麼油水出來呢？又不能把他們當奴隸賣出去，想要私自收留，膽子比天大才敢這樣幹。
最大的油水，也無非是賺點勞務中介費，根據不同行業的需求，來擇選不同的成員。
工場主挑選工人，那肯定是希望老實聽話肯吃苦最好不要工資還倒貼的，至於工人尋摸活路，想的也是東家是個傻叉，白給錢讓他每天耍錢逗樂子還配個小娘子暖被窩……
雙方需求是衝突的，不可調和的，而“外勞辦”，首先就是要解決工人的崗前培訓問題。
讓外來務工人員，在思維上要達到武漢普遍社會的最低要求。小農對時間的支配方式，是絕對不可能符合工業生產要求的。至於一些奇奇怪怪的鄉風習慣，在工場之間，也不可能隨隨便便。
一個能在田間地頭嘮嗑，在壟溝田地之間拉野屎的小農，讓他明白拉屎撒尿不能在廠房裡，需要的過程非常漫長。
似千幾百年後能夠迅速適應工業化生產活動的農民工，本身就是獨一無二的。讓某些生物覺得尤爲奇葩的中小學日常行爲規範，纔是真正把《弟子規》等糟粕摁在地上摩擦的無上寶典。
貞觀二十四年武漢面對“打工潮”，一線人員的壓力之大，是前所未有的。絕大多數小農連左右都未必能夠分清，當然他們知道自己哪隻手拿筷子吃飯，但未必知道自己拿筷子吃飯的那隻手是左手還是右手。
他們沒有方向這個概念，地理距離的認知，往往是用某棵樹某個山頭作爲座標，然後用走路“一頓飯”“一泡尿”等等事情來加以衡量。
他們也沒有時間概念，最精緻最有定時思量的事情，大概就是雞叫多少遍就起來……
武漢現在不少工場區的工人，曾經也是這麼過來的。他們從雞叫三遍起牀的模糊時間觀念，到半夜十二點準時叫雞的精準時間觀念，改變這一切最少也是三個月。
除了這樣那樣的問題，貞觀二十四年“打工潮”的外來務工人員，還不存在紀律這個概念，面對工頭，既無知又無畏。
毫無疑問，衝突在所難免，對張貞的挑戰，也絕非只有這麼多。
面對“打工潮”，武漢內部要整合的力量極多，而且根據外來務工人員的數量，武漢也不得不對外借調一些“精悍”人員。
精幹人員面對衝突是沒有卵用的，只有“精悍”人員，才能鎮得住場面。
爲此，張德還專門請了薛仁貴的屬下過來幫忙，應付三到六個月。府內臨時增加的“民團”數量也有三千，治安巡邏的弓手也有一千多，加上原本就有的不良人、警察、白役、府兵等等，針對“打工潮”，武漢內部調劑出了兩萬多人來應對可能出現的治安事件。
諸如漢陽鋼鐵廠這樣的“大型企業”，還從工人中組織了巡邏保安，以防偷雞摸狗事件出現。
雖說談不上動員，但整個武漢短短半個月就組織了五萬人左右規模的組織團體，也着實嚇了不少人一跳。
江西總督府的要員有三分之一是常年要在江夏和漢陽辦公的，每年夏季秋季的要緊時候，除了防汛工作，還有夏糧秋糧的徵收問題，離開武漢，光靠南昌是玩不轉的。
更何況，連續幾年增補田畝，加上“化獠爲漢”的成效斐然，每年江西總督府多出來的糧食，是要銷售出去的，不可能留下來存着。
而能夠消化掉這些巨量糧食的地方，整個江西顯然只有武漢。
最大的糧食交易市場就在武漢，而眼見着武漢居然出現了“打工潮”，各地政府又沒有控制這股“打工潮”，由得小農小地主背井離鄉前往武漢，這等於又增加了幾萬甚至幾十萬張嘴。
這一波“打工潮”的勞力數量，其實沒有上十萬，平均一個縣大概也就是千幾百人，但因爲你這裡幾百，他那裡幾千，總量就顯得可觀。
最重要的是，這些人目的地很明確，除了武漢哪裡都不去。更讓房玄齡頗有點心驚膽顫的，是這些人今年來了之後，只要賺到錢，怕不是明年就會拖家帶口。就算地方官府嚴禁拖家帶口，但因爲他們賺到了錢，回鄉之後，鄉黨一定會讓他們帶着一起出去。
貞觀二十四年的“打工潮”只是小試牛刀罷了，貞觀二十五年纔是真正的大挑戰。
房玄齡擔心的不是當下，正如張貞知道這是個苦差事，卻不僅僅只是現在苦。
如今出現的“打工潮”，其特點也是非常突出的。但凡能夠出幾百人上千人前來武漢打工的縣，都具備一個特點，都跟武漢聯繫極爲緊密。
這些縣大多都有成熟的運行了好幾年的商品銷售渠道，武漢很多工業品、手工業品能夠迅速從這些州縣換取原材料或者其它物資，就是因爲渠道非常成熟。
而這些渠道的存在，前幾年或許看不出有什麼，但幾年下來，潤物細無聲的方式，也足夠讓當地和武漢形成溝通。這些渠道就是這些縣的窗口，通過窗口，就看到了武漢，可能只是霧裡看花，但終究是知道，武漢是個大城市，是“地上魔都”，那裡遍地都是錢……
市場和時代推着工人商人去冒險去拼，同樣的，小農小地主，同樣也會被推着去改變，這種改變可能會有遲滯性，但絕對不會缺席。
面對這種情況，房玄齡當然可以“一刀切”地讓地方州縣嚴查人口流動，理由隨便找一個，比如發現南朝欲孽等等，自然而然地就可以讓人口流動大幅度減少。
但毫無疑問，這對江西沒有任何好處，對總督府上下也沒有任何好處。這麼多年下來，房玄齡甚至人口流動的好處，風險固然是有的，但相較收益……風險是朝廷的。
於是乎，房玄齡寧肯從總督府調劑成員前往武漢幫忙，也沒有打算摁死這一股前所未有的“打工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