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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千四百九十七章光脛轉運
劉嗣在土地廟七子裡邊算是老實巴交,他的入仕,完全是被章惇綁架的結果。
章惇要平梅山,要開闢湖南湖北,就需要以夔州作爲後勤大基地,正好劉嗣當時在夔州爲離任的蘇油做收尾工作,被章惇抓了壯丁,負責管理後勤。
章惇平梅山,劉嗣出了大力,也給趙頊留下了踏實可靠的深刻印象。
之後仿效兩浙開發荊湖,誰都不願意在那瘴疫蠻荒之地當官,劉嗣也不知道該說是運氣好還是運氣不好,竟然被趙頊點名,成了荊湖南路轉運判官,進入了路級幹部序列。
劉嗣在那邊遊說梅山蠻的過程中,認識了當地大族蘇方的妹妹蘇九兒,兩人結爲夫妻,劉嗣隨即又被轉運使蔡燁舉薦,成爲荊湖南路轉運副使。
蔡燁去後,劉嗣歷任荊湖南路轉運使,荊湖南北路都轉運使,算是做到了外朝官中的最高級別。
之後開始漸漸有了自己在官場上的人脈,還經過蘇油牽線,將自家閨女嫁給西軍將領王文鬱長子韋昭。
高滔滔垂簾後,非常重視農業,要求兩制上官員舉薦農業方面的人才,蘇油和章惇就推薦了劉嗣。
這就是大宋,沒有科考成績打底,以胥吏入官,劉嗣在外路兜兜轉轉幾十年,開拓良田數十萬頃,安定招納兩路蠻夷、移民數十萬戶,將荊湖打造得有了後世湖南湖北中華糧絲大基地的雛形,纔得到大佬的青睞,終於成爲了一任京官,戶部南曹末位郎中。
這個郎中非常邊緣,因爲戶部的工作很繁雜,掌天下土地、人民、錢穀之政、貢賦之差。
而農業這一部分,主要是掌全國疆土、田地、冊籍,還要引導移民墾荒;招撫安置流民;以魚鱗圖冊、黃冊爲根據,抑制豪民兼併;以限田裁異端之民;以樹藝課農官;以草地養馬放牧;以種器召佃盡地利。
劉嗣負責的工作還在這些之外,屬於戶部南曹中的一個新部門——技術司。
這是蘇油對高滔滔提出的建議,六部獨立出一個司,負責推廣新方法,新機械,新技術。
除了吏部,其餘五部都有。
不過司馬光倔強,別的部門都叫技術司,偏偏戶部還是按照老習慣,管技術司叫司農寺。
怨念,妥妥的怨念。
不過蘇油也懶得計較,反正主持各部這個司日常工作的,基本都是理工人才。
劉嗣屯墾十幾二十年,對自己的業務具備非常的素養和自信,雖然被打了個措手不及,但是高滔滔隔着車簾相問,劉嗣皆能回答得非常詳細,讓所有官員都非常滿意。
就聽劉嗣說道:“鍋駝機功效是黃河大水車的數十倍,今年因爲河水水位下降,導致近二十臺大水車無法發揮作用,不過京週三路依託洛口埽水利工程所得的灌溉水量,其實遠比平日爲多。”
“這麼做的原因,是爲了化害爲利,將京週三路的水利網絡建設得更加完備。”
“以往依靠降雨,京週三路有一半土地,對水利工程依賴不強,興舉工役時,地方官員多有陽奉陰違,甚至罷減阻撓者。”
“今年就不一樣了,地方官和百姓們積極性都很高,這裡還只是一處臨時性的設施,其餘各地打出的機井不下百餘,都設置在以往水利不及的地方,發揮的作用更大。”
“臣這裡有京畿三路水利設施分佈詳圖,敢呈太皇太后懿覽。”
高滔滔命張士良取來看了,圖上黑色部分是舊渠,紅色部分是各州府今年新開的新渠,還有上百處紅色的三角形,標示着機井的位置。
而每一處機井,也有紅色的線路引出,將整個京畿三路變成一張巨大的蜘蛛網。
高滔滔對此非常滿意:“戶部南曹技術司的差遣,愛卿做得細緻。聽聞愛卿以堂堂一路轉運使,長期在田間地頭測量規劃,興修水利,在荊湖都有歌謠傳頌?”
劉嗣大窘,躬身施禮:“臣孤兒出身,歷仕以來出沒草野,這個……這個淺薄簡陋,是百姓胡亂傳唱,實在是大失官體,有辱聖聽。”
這是《時報》上刊載過的一首兒歌,曾經感動過無數的人。
“轉運轉運,黔首光脛;湖北荊南,今翻上郡;我將力勤,朝廷莫遣使君去!”
劉嗣在荊湖任轉運使期間,引進理工技術,大興水利,秉承蘇油的一貫風格,對夷漢一視同仁,大得人心。
轉運使一般三四年就得一換,荊湖百姓聽到劉嗣到期就會離開荊湖,痛哭奔號,傳唱歌謠,呼籲朝廷不要將劉嗣調走。
趙頊得知後大受感動,又因爲荊湖乃新開發地區,夷漢間雜,難於治理,因此準了百姓所請,硬將劉嗣多按在了荊湖兩屆。
高滔滔見到劉嗣老農一樣的膚色,也不禁嘆息:“昔大禹治水,手足胼胝,脛無一毛,三顧家門而不入。”
“愛卿治荊湖十餘年,上接蜀中,下引淮南,左顧荊襄,右撫廣南,使方圓兩千裡間,我大宋昔日荒莽之區,至今翻爲魚稻桑麻之地。”
“愛卿之功,不亞蘇油開太湖,沈括拓南海。”
“聽說你只比司徒大四歲?足見平日是多麼操勞。”
“大宋有黔首光脛的轉運使,這是大宋的榮傲,官家與朕的榮傲,何陋之有!”
一句話給劉嗣定了性,讓所有官員都對羨慕不已。
只要劉嗣今後不亂來,太皇太后今日的評語,足以保劉嗣子孫富貴平安。
不過話又話說回來,要他們以劉嗣現在的模樣爲代價,十個裡邊,怕是又有十個做不到了。
……
回京的路上,章惇逮着機會,與蘇油討論起王安石的《經濟論》來。
王安石這部書,是潛心研究十多年之後的心血。
書中從宏觀經濟的眼光出發,詳細分析了大宋這個國家的勞動分工,經濟構成,終於發現了一條真理,那就是“社會財富”的概念。
王安石認爲,一個國家的經濟,取決於這個國家的市場大小,以及在市場和分工的基礎上,構成的社會財富在流通中發展壯大的程度。
書中分析了很多方面,認爲財富的價值,來自一個個的人,而讓每一個人創造的社會財富越多,這個社會就會越加發達和富裕。
要實現這條,需要勞動者的勞動熟練程度,勞動技巧的提升,需要工具的改進,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知識的傳播。
王安石也吸收了蘇油和張方平的一些觀點,認爲生產不光光限制在農業,而應當包括工業和商業。
“四民之業即其田”,這個觀念,在這本書裡也提了出來。
書中除了對土地租佃、流轉、兼併做了深刻論述和反思,同樣對貨幣、商品交換、價格、勞力、薪水、資本、利潤、專利,也做了非常詳盡的闡述。
而對於貨幣、銀行、金融等方面,則基本援引了蘇油和張方平的論述。
書中對很多新興的經濟現象和經濟產物,進行了詳細說明,包括了國家大型企業如鋼鐵廠,造船廠的運轉模式;大型私人資本企業如毛紡廠、皮革廠、機械廠的運轉模式;新興金融手段如定活期存款,匯票,保險業務等的研究分析;甚至連海外殖民地、捕鯨業、新型牧場、家庭式新式立體農業,都做了論述。
最後得到的觀點,就是大宋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根本原因就是提高了大宋每一個人的人均“社會生產效率”。
生產的另一面是消費,作爲兩任宰執,王安石對國家收入的來源與分配也做了詳盡描述,尤其詳細地描述了自元豐以來,國家的開源節流的具體措施。
但是書中還是保持了儒家的保守,對蘇油讓宗室自立,成爲“民力”的組成部分,表示了贊同,但是同時又提出了“與民爭利”的問題。
而且王安石悲觀地認爲,這其實是另一種形式的掠奪。
他認爲自己早期新法的失敗之處,其癥結就在“取民利與國”。
而現在大宋的經濟走勢,讓他又產生了大宋正一步步走向“取民利與權貴”的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