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導主任是我們的天敵。在當時，他總是和我們作對，骨子裡和我們不共戴天，他是我們心目中最大的壞人。
我們常常想像他如何度過他的一天，他的一天常常是這樣的：
上午八點鐘，準時坐在他的辦公桌前。辦公桌不大，但是木質不錯。油漆工惜材，只上了清漆，讓木頭原有的漂亮紋理顯露出來。辦公桌上放了一塊五毫米厚的大玻璃板，下面壓着十幾張全班合影，那是他教導過的學生。照片由黑白變到彩色，學生的衣服也從舊軍裝或是父母的工作服變成花裙子或是彪馬、阿迪達斯運動服。但他的位置卻沒變動。他坐在第一排，坐在他的學生中間，健康而矜持地笑着，彷彿一名業已成名的雕塑家，周圍立着的是他的傑作。如果你想和他找話說，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問他，這些照片上的人現在都在什麼地方風光。教導主任會聊上兩個鐘頭，總之兩點，第一，他的學生現在絕大多數都在牛逼，都在黨政軍公檢法擔任要職。第二，他的學生都非常感謝他，紛紛用各種形式把他們現在的牛逼歸結於他在中學時對他們的教育。而且他們都還惦記着他，每年新年，他都收到一麻袋的賀年卡。教導主任總是沿着辦公室的窗戶拉一根鐵絲，然後從那一麻袋賀年卡中挑出最美麗耀眼的，像晾衣服一樣搭在鐵絲上，一顯擺就是一年。
教導主任常說的話是：“自然給孩子以身體，而我們塑造他們的靈魂。”他講這句話的時候沒有感到可怕，感到的是巨大的責任與成就。
他的椅子和桌子是一樣的好質地，老婆爲他做了個棉墊，夏天也墊着，他總告誡小女老師應該學習他的榜樣。“否則會例假不調的。”他講。
像往常一樣，他打了兩壺開水，爲自己泡了一杯茶，九點鐘玻璃板上會有今天的報紙，可以就着茶學習。那些都是很重要的東西，一個教師需要仔細研究以明確塑造學生靈魂的方向。
坐在椅子上，他透過窗戶，可以望見辦公樓下的小花壇。青草、蝴蝶花蔓在地上，珍珠梅、榆葉梅、紫薇開在上面。
還有，雕塑。
看到小花壇裡的雕塑。教導主任就有一種想使用不文明語言的衝動。半年前兩個南方人，說是什麼什麼美專的，說是學校應該面向科學，面向未來，說一個校園要是沒有一處雕塑就像小姑娘沒有鼻子一樣不能容忍。於是校長批了三千元錢，兩個南方人白吃白住了四個月。雕塑出來了：一個女學生馬步蹲襠高舉氫原子模型，一個男學生弓箭步一手高舉航天飛船。老師們說那一男一女，怎麼看怎麼像天外來客，或是門神。
辦公樓對面是教學樓，一幢蘇式建築。從俯視的角度看彷彿一架大肚的飛機：左翅膀是圖書館，右翅膀是實驗室，機胸是教室，機腹是兼做禮堂及學生食堂的大廳，機屁一股是教工小食堂，機嘴是教學樓的正門。每天，上千個學生從這個機嘴裡進進出出，教導主任坐在他木質很好的椅子上都能看得清楚。我們男生他很少看，女生在他眼裡可以簡單地分成兩類：戴乳罩的和不戴乳罩的。不戴乳罩的可以再分成兩類：本來就沒什麼可戴的和本來該戴卻不知道該戴的。在教導主任看來，數最後一種女生可惡，她們與學校的不良氣氛有直接關係。
“不建學校，就得多建監牢。學校人少，監牢中的人就會多。學校辦得差，監牢中就會人滿爲患。”他在教師會上講這番話的時候感覺自己像個將軍。“中學生，說到底還是孩子。正處於人生觀、世界觀形成階段，像一塊未琢磨的璞玉，未着色的白紙。不是他們缺少問題，而是我們缺少發現。”有人從新疆回來，送了教導主任一塊沁色美麗、晶瑩潤滑的仔玉。教導主任想起兩句《詩經》：“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覺得應該成爲自己教育生涯的座右銘，就讓玉工用隸書體將這八個字刻在仔玉上，還打了一個孔兒，穿了一條古銅色絲帶，系在褲帶上，間或把玩。教導主任上廁所的時候，張國棟仔細觀察過。張國棟告訴我們，教導主任的卵袋和他腰上系的仔玉，大小形狀都很類似。卵袋不能經常露在外面，不能當衆把玩，就用這塊仔玉代替了。
在教導主任眼裡，怎麼可能沒問題呢？就像有些花要香，有些雨要下，有些娘要嫁一樣，有些人從小注定不安分。
我們幾個在很早的時候就和教導主任結下了冤仇。
高中第一個學期伊始，我們幾個在操場上等待開學典禮開始，沒什麼事情幹，藉口桑保疆嘴上不乾不淨，把他一頓**。桑保疆急了，抄起一塊磚頭。我們掉頭就往前面跑，桑保疆在後面追。我跑到宣傳欄邊，衝桑保疆一吐舌頭，桑保疆磚頭出手，我一低頭，宣傳欄二平方米的大玻璃應聲粉碎，宣傳欄裡的雷鋒、董存瑞、黃繼光們橫七豎八地散了一地，卻依然莊重地橫眉立目。在教導主任的調停下，賠償宣傳欄玻璃的錢，由我和桑保疆平攤了。
即使這樣，桑保疆還是痛恨教導主任。爲了迎接亞運會，每個在北京的中學生都被逼着用一塊錢買了一張亞運彩票。劉京偉和張國棟刮開，是“謝謝你”。我颳了一個五等獎，可以兌換兩塊錢，還沒出門，就被班主任語文老師攔住，被逼着又買了兩張彩票，再刮，自然是“謝謝你”。桑保疆刮完之後，奇怪地一句話都沒說，但是一張大臉都憋紫了，等班主任語文老師走出教室，他吐出一口長氣，說：“我，我，我，得了一等獎，五百元錢！全學區就這麼一張！”我們一起撲上去看，果然是一等獎。我當時毫不懷疑，我這輩子都掙不到五百元錢。桑保疆接着說：“五百塊，我能看幾百場錄像，買上千串糖葫蘆，買呼家樓葫蘆王的，五毛錢一串，要掏空山楂、填上豆沙和核桃仁的那種。五百塊，如果發給我的是一塊一塊的票子，我數都要數半天。五百塊，我存到銀行，每月的利息都夠我吃冰激凌的。你們沒手氣，沒你們的份兒。頂多，請你們吃一次門釘肉餅。”我們一起說：“Thankyou，撒泡尿”。
肖姓班長很快就跑來告訴桑保疆，教導主任叫他去辦公室一趟。“肯定是問我是要現金還是一個銀行存摺。我要銀行存摺，否則出不了學校就被你們搶跑了。”桑保疆去了一個小時之後，大喇叭廣播，召集全體同學到操場集合。我們到了的時候，桑保疆已經站在了領操臺上，那是我記憶中他惟一一次站在領操臺上，旁邊是氣定神閒的教導主任。桑保疆低着頭，紅着臉，像是家裡剛着了火或是死了人。人到齊了，操場上黑壓壓一片。桑保疆接過教導主任遞過來的紙條，念：“祖國，是我們的母親，她有錦繡的河山、悠久的歷史、燦爛的古代文化、光榮的革命傳統，以及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她經受了苦難的折磨，正在煥發青春，展現新顏，走上中興的道路。‘我愛社會主義祖國’，‘團結起來，振興中華’是我的心聲。崇高的愛國主義，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巨大精神力量，它正激勵我樹立遠大的革命理想，爲祖國的繁榮富強貢獻青春和我的一切。我是高二三班的桑保疆，爲了祖國，爲了亞運，爲了我們的學校，爲了我的班集體，我自願將亞運抽獎得到的五百元錢捐獻給國家。”領操臺下，掌聲如雷，桑保疆哭了，然後又笑了。桑保疆在我們的攙扶下回到宿舍，他在那天的剩餘時間裡一直在說話，說的只有一句：“教導主任，我操你媽。”
在教導主任眼裡，還有另外一些人，從小就註定讓別人不安分。比如翠兒，比如朱裳，女孩是好女孩，臉好，腰好，腿好，都好。可是想起校門口那些不三不四晃來晃去的小流氓們，多數都是等翠兒和朱裳這樣姑娘的，教導主任不由得嘆了口氣。
“怎麼可能沒問題呢？聽說校園裡流傳着一些黃書，不是手抄本便是國外的黃色畫刊。還有他們自編的黃曲兒。聯繫起來，問題就清楚了，先是看了黃書，激發這些臭小子們的創作慾望，於是有了黃曲。還有廁所……”想起廁所，教導主任又有了一種想使用不文明語言的衝動。
“這幫小混蛋！攤開作文紙，好人好事、‘記一次有意義的活動’，打死也寫不出八百字。進了廁所，也不知道爲什麼有那麼多的話要說。”不僅有中文，還有英語。不僅有普通話，還有方言。不僅有文字，還有插圖。不僅牆上有，門上有，水泥地上也有。教導主任剛讓工人把一塊不平整常常積尿的地面用水泥補平，回來就發現未乾的水泥地上多了一條薛蟠填的詞：“女兒樂，一根雞一巴往裡戳。”不僅有原創，還有改編，再創作，或許好好一部《金瓶梅》，就是由於這種機制淪落成婬書的。
“明天一定找人用黑漆把大便池的門全部油一遍。”教導主任反覆在樓道里和我們班主任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