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的悲痛，都像個孩子，抹着鼻水，哭到雨打梨花，那份蒼涼，那份驀然，都以頹廢的姿態，憑弔着過往的塵埃，我只能眼巴巴看着時光夾起尾巴，從指縫裡灰溜溜的跑遠，卻又束手無策，很多事情，我說不出口，很多話，我也憋在心裡，那巨大的光的投影，映出了心底的彷徨，對準了那成片的黑白，勾勒出灰色的邊界，於人生的軌跡上，輕描淡寫了，那一抹駭人的傷感。
——摘自竺寸草的心情隨筆《痛到肺腑的難過》
今天，又一個看不到明天的陰天。
無數個陰天，其實都像今天一樣，擺着一張拉得老長的臭臉，告訴我：“我不讓你好過。”
其實，它就是讓我好過，我也不會好好過。
我在屋子裡拉起了一塊兒黑布，不給別人臉色，也不讓別人給我臉色。
很多時候，我都忘了光是什麼樣子的，因爲我過慣了黑暗，所以也就記不起白天的明亮，和耀眼。今朝的日出與我無關，他朝的日落與我無差，我包下了一天24小時的黑夜，不想吃飯，不想睡覺，只想圈在牆角挨邊兒的旮旯裡，一日一日地數着時間，過我一個人的寂寞。
哦，是的，寂寞。沒有她的，寂寞。
我抽不來菸絲的，可是自從她失蹤以後，我就學會了抽，嗆喉地疼痛能讓我暫時忘記她，於是我生命的真諦，除了忘記，還是忘記。
我需要用盡一切地麻痹我自己，哪怕忘不了，也要在忘不了的煎熬中，變得麻木。就像現在這樣，吐着一圈一圈的頹廢，看白煙像她一樣地消失，讓我惱，讓我痛，讓我眼巴巴地望着，卻怎麼也抓也抓不到。
我想，她大概是不想讓我找到的，所以纔會像人間蒸發一樣，消失得那麼徹底的。我又想，她大概是很想被我找到的，所以纔會憤憤然地消失，好讓我好找的。她一定是樂壞了，此刻正躲在一個我看不到的角落看着我，欣賞我爲她頹廢，爲她癡，爲她狂，然後撅着嘴小聲地罵上我一句：“失去我，你活該。”
哦，我寧願她是躲起來的，而不是真的消失。
我始終都沒能找到那個帶走她的神秘男人，村裡頭就一家診所，可是我裡裡外外找遍了，就是找不到她。令人不可接受的是，苗俊也跟着一塊兒失蹤了，我曾經懷疑過帶走蜜豆的人就是他，可是這個猜測很快就被我否決了，試問一個連拿着菜刀殺只雞都不敢地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弱書生，又上哪兒去借一對兒雄心豹子膽去綁架一個比老虎還老虎的母老虎呢？這太說不過去了。我失去了她的一切消息，不知道她吃不吃得上飽飯，睡不睡得上好覺，不知道她過得到底好不好，甚至不知道她還活沒活着。這怎麼辦？這該怎麼辦？天可以替我作證，我是真的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纔好了。
“忘了她吧，人已經沒了。”大妞已經有好幾次闖進我的小黑屋，也不止一次地這麼對我說着。而我每次都是紅着眼睛把她趕出去，淡淡地說上一句：“扯淡。”我不相信一個人沒了能沒得這麼徹底的，誰不是說過麼，活要見人，死要見屍。我什麼都沒見着，所以我不要聽任何人衝着我說哪怕多一句的一派胡言。
真的，一句也不想聽。
屋子很悶，空氣很悶，心情很悶，眼裡的一切都寫着個大大的悶字兒。我惱透了，也氣透了，我很想把又惱又氣地情緒給一股腦地拋出去，只是，我沒有方向。
“呼呼呼”窗簾迎着風呼啦啦地響着，我把水煙筒豎在了牆角，拉開了書桌的抽屜。
“嘩啦。”很輕的一聲響，老舊的抽屜開了條縫，裡頭的紅豆蓋着一層細細地灰，滿滿地探出了頭——一樣地飽滿，一樣地紅潤，一樣安靜地它們還躺在抽屜裡，一副睡得很熟的樣子。
我找到了十五個空空的易拉罐，用紅豆把它們塞得滿滿的，再拿皮筋把每一個罐口封好。我決定，把我滿腹的相思掩埋，也決定，去廠裡把工作辭了，就此呆在我不見光的角落，爲着遺忘沉淪。
日曬三竿，沒有遮天蔽日的雲，我說不出悲喜地站到了廠裡的水泥地上，向監工頭兒，作我作爲零時工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辭職。
“真的不再考慮考慮了嗎？”他說：“你是個肯吃苦的小夥子。”
“不了，謝謝您。”我把手擱在額角揚起一個45度的軍禮，鄭重地說：“再見。”
出廠的時候要繞過一品香食堂，正值午飯的時間，食堂裡頭都坐滿了，很多勞工都捧着飯碗蹲在地上，往嘴裡大口大口地趴着很沒有營養的飯菜。
雖然望着那些青菜豆腐湯讓人很提不起食慾，但我還是決定帶四份兒飯菜回去，我一份，大妞阿爹各一份兒，還有阿哥，可能不吃不喝地正餓得緊呢，我不是一個人吃飽就能全家不餓的人，所以不得不顧及我剩下的這三個僅有的親人，是的，僅有的，絕對。
“老闆，”我遞給售票的大爺四十元錢：“來四盒盒飯。”
我付完錢走到打飯的窗口拿了四盒溫涼的盒飯，不是很熱，但湊合着能吃。我把盒飯摞起來裝進了袋子，可就在我拎着盒飯要離開的時候，食堂口幾個民工的對話，吸引了我的注意——
“你別牛了，拉趟夜車能賺1200塊錢？快拉倒吧。”
“真的呀，你以爲我蒙你啊。”一個胖胖的中年男人從兜裡撈出一打錢，在手上使勁兒地拍了拍：“怎麼樣，厚實吧，一輩子也沒見過這麼多錢吧，你們一個個就傻不啦幾地羨慕吧！”
“哥們兒，你牛，可是這麼好的事兒，怎麼就讓你這麼個傻大個兒給趕上了呢？”
“不懂了吧，”胖男人拔下了別在耳朵上的香菸，叼進嘴裡點了火說：“這叫救急如救火，何況那還是一條奄奄一息的命呢。”
“咋回事兒啊，你別老調人胃口，有啥話一次性給兄弟們說清楚，你老這麼憋着不難受啊。”
替他點火的一個民工有些急地催促他，只見胖男人吐了口大大的菸圈，得瑟不已地說：“你不知道，當時的情況很緊急，那個男的抱着個女的，非得去城裡，你們曉得不，那女的渾身是血，大晚上的可嚇人了，不過看她那樣子，連說句話喘個氣兒都困難啊。我心想，這是條命啊，我要肯往城裡跑一趟，那就是撿回了她一條命啊，所以啊，我不光是爲了賺這筆錢，也是爲了見義勇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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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吧，還見義勇爲呢，要我說，你就是趁火打劫，乘機撈一筆油水。”
“去去去，”胖男人笑着往工友的肩上用力地錘了一拳：“有你這麼損自個兒兄弟的麼，真沒品你。”
“啪啪！”飯盒不安分地散落在地，我越聽越邁不開步子，越聽越覺得揪心，終於，我抑制不住地走了過去，對着那個胖工友探詢道：“請問，您開車送的那一男一女，是不是都是十多歲的樣子，年紀不大的？”
“你是？”他眯起比老鼠眼還要小几倍的小眼睛上下打量我，我從兜裡掏出了僅剩的180元錢，全部遞給了他：“一個好打聽的人，想向您諮詢點兒事兒，方便的話，還請您告知一二。”
“方便，方便，”胖男人接過了信息費，一把塞進了洗的發舊的褲兜裡：“你說的沒錯，那女的是十歲的樣子，不過那男的看上去要稍大一些，呃，二十來歲的樣子，戴一副寬邊眼鏡，像個學生。”
天！苗俊，他真的吃了雄心豹子膽，連我的山老虎也敢拐！
“那麼，”我激動得顫慄着說：“您把他們送到城裡的哪個地方了呢？”
“昆明的昆醫附二院，”他說：“你要是需要，我可以把具體的地址寫給你。”
“好的，好的！有勞了！”
他從兜裡撈出一張巴掌大的紙，從上頭撕下一小半兒，又從工友那兒借了只拇指般大小的鉛筆，在那小半張紙上寫了起來。
“這就是具體的方位，去哪兒應該能找到她們，”他咬着筆套含糊地告訴我：“我看那姑娘傷得挺重的，一時半會兒還走不了。”
“多謝！”
離開了工地，我一刻不停地朝阿哥家奔去。家裡只有阿哥一個人，我到的時候，他正趴在桌子上喝悶酒，瓶瓶罐罐地堆了一地。
“阿哥，”我跟他說：“我曉得蜜豆在哪裡了。”
“什麼豆？呵呵，別逗了。”他醉了，眯起半條縫的眼睛看了我一眼，又擡起桌子上的半瓶酒湊到嘴邊喝了起來。
“咕咚咕咚，”像是想刻意地不省人事，酒水發出哽咽地聲響，帶着渾渾噩噩的氣泡，一同流進了人體狹長而滾燙的咽喉，就此不見天日。
“真的，我曉得她在哪兒了，”我攢緊了拳頭，每說一個‘她’就用力地在桌子上錘一下，我無比激動地告訴他：“她，我是說她，竇泌，竇泌啊！她沒死，她還活着，還活着！”
這時候酒剛好喝完，他好像醒了，又或者說是如夢初醒似的把空酒瓶摔到了地上，“嘩啦，”玻璃分崩離析地刮到了地上，無比真實地，開出了破碎的夢裡花兒，疼痛裡滲出了綻放的快樂，那破碎中暗涌地碎語，就像是古拙的經文一樣，把一切的渾渾噩噩，都念叨破了。
他抓住我的一隻胳膊，瞪大了眼睛問我：“你說的竇泌還活着？！她真的還活着？！”
“太好了，”他摸了一把鼻水，開心地問：“告訴我，她在哪兒，我要去找她，現在就要去找她。”
我冷靜地把他押回到座位上，抱歉地答覆他：“阿哥你不能去。”
“爲什麼，”他質疑地拍案而起：“難道你想告訴我你只是在開我玩笑？！”
“沒有人會拿她的生命開玩笑，你不會，我更不會，只是，”我猶豫着說：“只是你還有阿媽，她那麼痛恨蜜豆，要是被她知道蜜豆還活着，而你又去找她，那你阿媽會善罷甘休麼？你要是出了十里坡，那天下就難太平了。”
他有些踉蹌地重新跌回到座位上，痛苦地說：“這麼說我什麼都不能爲她做，什麼都不能。”
“別這麼氣餒，”我拍着胸脯承諾道：“你還有我可是使喚哪，我去找她，保證在姑娘節之前把她帶回來。”
“寸草···”他無比感恩地握住我的手，我以爲他肯定是要對我什麼感激涕零的話，又或是囑咐我說路上要注意安全什麼的，誰知他猛地一把就把我往門外拖，嘴裡還不停地念叨：“那你快去，現在，立刻，馬上！”
天啦，世界上怎麼會有這種有異性沒人性的阿哥啊！
我在他一陣激動萬分的推搡中無奈地望了一眼天，此刻有一摸藍色的念想正單調地掛在白色的天幕裡，它不一定晴空萬里，但它一定是亮的，這必定是比太陽更加明亮的明亮，因爲它有個獨一無二的名字，叫唯一。
我想，我所仰望的，並不止是這一片無論何時何地都將是唯一的天，我所仰望的，還有幸福，是一條一眼望不到頭卻終將連成一線的幸福，所以，蜜豆，你可以跑，但我也可以追，挫骨也好，揚灰也擺，我要朝有你的方向飛奔！我願爲着飛奔的幸福窮其一生，不懼海角，無謂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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