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裡站着一位軍官，只聽他在不停地重複着一句話：“請把大衣脫掉，指揮員同志們，請把大衣脫掉……”
我看見前面的軍官們都紛紛脫掉了身上的大衣，在衣帽間前排隊等待寄存衣服。我也脫掉身上的士兵的軍大衣，跟着走了過去。
寄存處的那位女中士，接過大衣的時候，好奇地看看我，有些遲疑地問我：“中尉同志，這是您的大衣嗎？”
“沒錯！”我覺得她問得挺多餘的，我親自遞到她手上的，不是我的還能是誰的，“這是我穿的軍大衣。”
“可是這是件戰士穿的普通軍大衣啊，您是中尉，大衣上的軍銜纔是中士。我怕您搞錯了，所以問一下。您確認沒錯嗎？”她態度非常友好，畢竟現在是特殊的時期，能進克里姆林宮的都不是一般的普通人。
“哦。”原來是這麼回事，我趕緊向她解釋：“親愛的，我來的莫斯科的時候比較匆忙，沒有帶任何冬裝，這是臨時向旅館的同志借的。”
“明白了。”她遞了個號牌給我，“請保管好，這是出來取衣服時用的。祝您好運！”
“謝謝！”我接過號牌後，快步地走入了會議大廳，在最後一排找了個位置坐下。
主席臺上擺着幾排長長的鋪着紅呢子桌布的長桌。我剛坐下不久，主席團的成員們就閃亮登場了。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個穿着件扣上了全部釦子的灰制服的人，他腳上穿着一雙上過油的擦得閃閃發亮的靴子，半舉在腰間的右手上握着一個菸斗，邁着輕快的步子，從容不迫地走在主席臺上，在他身後兩三步遠跟着的是一羣元帥和高級別的將軍。
他的照片我看過不下千遍，後世的紅場上，也經常看見他老人家的模仿者，他那經典的大鬍子，更讓我印象深刻，所以他一出場，我便一點不遲疑地認了出來：他就是斯大林！
斯大林出場後，大廳裡所有的人都從座位上站了起來，我也不例外，頓時雷鳴般的鼓掌聲和椅子向後翻轉的碰撞聲混成了一片。
沒有過多的寒暄，主席團成員就坐後，就有人宣佈會議開始。可是，主持會議的不是斯大林，而是紅軍總參謀長沙波斯尼科夫元帥。我認識的伏羅希洛夫元帥也在臺上，不過卻沒有見到朱可夫的影子。
我的眼睛一直沒有離開過斯大林，只見他坐在主席團旁邊最遠的一排上。過了幾分鐘，他站起來點燃了菸斗，開始在主席團的背後慢吞吞地走來走去。他靜悄悄地前前後後來回走動，有時在自己那隻遙遠的座位上坐一會兒，然後又站起身來，以便繼續他那緩慢的、安詳的走動。
斯大林不時地打斷髮言人的話，向他們提出幾個問題，或着作一些簡短的插話。
大廳裡一片寂靜，可是，當斯大林放慢他那本來已很慢的寂靜無聲的腳步，目不轉睛地端詳着發言人，或者稍微擡—擡緊菸斗的手的時候，臺下的一片寂靜就變得更加顯著，因爲大家都明白：他要說些什麼了。那時侯，站在講臺上的人就不由自主地沉默下來，向斯大林的那一邊轉過身去。
會議延續了好幾個小時。各方面軍的軍事首長們一個接一個登上講臺發言，他們的姓名大多數對我來說，都是非常陌生的，畢竟我所熟知的，只有朱可夫、崔可夫這樣的二戰名將，以及伏羅希洛夫、鐵木辛哥、布瓊尼之類的老一輩元帥。
所有發言的人幾乎都千篇一律地指出，雖然我軍戰士的裝備和素質與德軍相比，都處於絕對的劣勢，但是戰士們都表現得很頑強，面對敵人的立體式進攻，還是象釘子一樣釘在陣地上，一步也不後退，直至戰鬥到最後一個人。甚至是那些從德軍合圍中突圍出來的西南方面軍的將軍們，也是這樣的論調。
對於這種陳詞濫調，我沒有聽下去的興趣。作爲後世來的人，我清楚地知道，戰爭爆發前，蘇聯對於德國的進攻準備很不充分的。雖然認爲蘇德之戰不可避免，但還在一相情願地幻想盡量推遲戰爭爆發時間。全國上上下下麻痹大意，在戰前還根據《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向德國大量出口糧食、煤炭和有色金屬等戰略物資。正是斯大林的判斷失誤，使蘇軍雖有物質上的準備，卻沒有精神上的準備。戰爭的突然爆發使許多官兵茫然無措，上至方面軍司令部，下至各級部隊都陷入了混亂之中。精神上的無備加上德軍的迅猛進攻導致了蘇軍的全線潰敗。原先準備充分的物質儲備被德軍繳獲後，便順理成章地成爲了資敵的物資。
德軍的將領們在歐洲作戰多年，有着豐富的作戰經驗，懂得如何在兵力上形成對蘇軍的局部優勢。蘇軍的兵器數量雖多但其質量遠遜於德軍，加上德軍是突然襲擊，蘇軍數量優勢沒有得到很好發揮，使兵器整體實力處於劣勢，這也是戰爭失利的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是大批有經驗的軍事首長在幾年前的大清洗中，都被清洗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級別低且年輕的軍官，造成蘇軍從軍到營的指揮員軍事素質和文化素質低下、缺乏經驗，戰術思想的陳舊與僵化，導致部隊整體戰鬥力不高。這種情況在蘇芬戰爭中可見一斑：多達百萬的蘇軍去進攻只有二十萬人的芬軍，卻因指揮拙劣，被芬軍全線擊退。雖然蘇聯最後取勝，但卻付出了傷亡慘痛的代價。蘇軍對於實力遠遜於自己的芬軍尚且如此，對於遠比芬軍強大的德軍就更遜一籌。
我雖然非常瞭解蘇軍戰爭初期失利的原因，但要是誰我登臺發言，那麼，我會把這種建議當做好象有人要我不用降落傘從飛機上跳下去一樣。簡直是開國際玩笑，在這種場合有些事情明明知道是怎麼回事，但打死也不能說。貿然說出來，被送到西伯利亞勞改還算輕的，如果惹惱了某人，直接讓你人間蒸發都是有可能的。
原本我就打算住在下面混到會議結束的，然而隨即發生的科涅夫上將和沙波斯尼科夫的爭執，改變了我的主意。
來自西方方面軍的前司令員科涅夫上將講道：“……德軍獲得了戰場的主動權，完全是靠他們的優勢力量，特別是靠坦克和空軍。爲了說明敵軍突擊的威力，我只舉一個例子就可以證明：敵人以20個師對我們30集團軍的4個步兵師，而敵人投入了400餘輛坦克，第30集團軍的戰士們表現非常頑強，是不得已才退卻的。退卻，您是知道的，是最複雜的戰鬥形式，它需要較高的戰鬥素質。……”
“得了吧。”沙波斯尼科夫打斷了他話，“你這種複雜的戰鬥形式，什麼時間可以結束，我們的部隊要退卻到什麼時候？什麼時候才能頑強地戰鬥？這對於我來說，也是一個戰略問題。把紅軍搞垮了，你還說戰士們沒有退卻的經驗。”
“是的，戰前我們沒有研究過這種戰鬥形式，我們是準備在敵人的領土上作戰，……我不想爭論，但是就這一點，我們在戰爭中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科涅夫毫不退讓，針鋒相對地和他展開了辯論。
“哦，原來是這樣，你所犯的是一切錯誤都是我的罪過，……我認爲，西方方面軍的領導人完全缺乏戰略的預見性和不善於隨機應變的指揮作戰部隊，……”
我覺得科涅夫將軍的話，說得還是非常有道理的。至於沙波斯尼科夫，我非常瞧不起他。他雖然在蘇軍中有很高的威望，但始終固守着一戰時期的觀念：用大炮機槍組織堅強防禦陣地，等着敵人來碰個頭破血流，而對當時先進的裝甲戰理論嗤之以鼻。事實是面對古德里安的坦克進攻，缺乏反坦克戰經驗的蘇軍，雖然武裝到了牙齒，卻依然表現得一籌莫展，只能節節敗退。
我接過旁邊指揮員的筆和本子，毫不遲疑地在上面寫下了：“我請求發言”幾個字，又寫了自己的軍銜和名字，寫自己所在部隊時，我考慮了一下，該寫“列寧格勒方面軍”還是“列寧格勒”？最後還是寫下了列寧格勒方面軍。然後把這張紙撕裂下來，用一種純粹機械式的手勢碰了碰坐在前排的一位上校的肩膀。
那人把身體半轉過來，用眼角瞟了一下我，然後從肩膀上伸過一隻張開五指的手。接着，我就把那張折成四疊的紙條塞到將軍的手掌裡。
過了一分鐘，我才意識到剛纔自己又頭腦發熱，做了一件無法挽回的蠢事：跟大多數發言人不同的是，我是瞭解蘇軍失利的真實原因的，在沒有預先準備好發言稿的情況下，就貿貿然要求在這樣的會議上發言，很容易出現言多必失的情況。
緊接下來的念頭是：趕快收回那張紙條，別讓它傳到主席團去。我甚至微微擡起身子，諦視着坐在他前面的人們的背影，想從他們的動作上來判斷這—瞬間人們把這張例黴的紙條遞給了誰。可是，這一切都白費！看來，前排所有的人都一動不動地坐着，或者在聚精會神地做着筆記。
這時候，我開始用幻想來安慰自己，也許這張紙條在一排排指揮員中間經過長途旅行之後消失了，或者是某一個人正忙着做筆記，因此把紙條擱在了一旁，忘記傳送到前面去。
當我看到一個束緊皮帶、帶着訓練有素的姿勢的高個子軍人，從旁邊什麼地方冒出來，從前排收集到了一大堆的紙條，準備把這些紙條交到主席團去的時候，我差不多完全放心了：這麼多要求發言的紙條，一定不會有人注意到我的那張紙條的。
雖說如此，我還是始終機械地瞧着那個軍人。那人踩着輕鬆的腳步，把拿着紙條的直挺挺的手伸在胸前，登上了通向主席團的小梯子。他走了幾步，繞過幾排座位，看來是想擠到這次主持會議的沙波斯尼科夫身邊去，可是看見斯大林筆直地向他走過來，就慌忙轉過身去，然後往後跑了幾步，把紙條放在一個坐在桌子末端的將軍前面，沿着小梯子跑到臺下去，消失不見了。那將軍把紙條整理了一下，齊齊整整疊成一疊，傳遞給鄰座的人，就這樣一個傳一個，這些紙條很快就傳到了正在爭吵的沙波斯尼科夫手中。
斯大林來到兩個辯論人中間以後，這場爭論便嘎然而止了。科涅夫離開講臺後，沙波斯尼科夫埋頭翻看了一下面前的那堆紙條，然後皺着眉頭站了起來，把其中的一張遞給了站在他面前的斯大林。斯大林用沒有握菸斗的左手接過去看了看，沒有說話，然後把紙條遞還給了沙波斯尼科夫，默默地點了點頭。
隨後全場都聽見沙波斯尼科夫宣佈：“下面請奧夏寧娜同志發言，列寧格勒方面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