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車的最後兩節還停留在隧道里，車身與隧道壁中間的間隙很小，一個人走還不覺得，我和布科夫並肩而行，就覺得有些擁擠。此時我不禁佩服那位帶嬰兒的母親有先見之明，在這樣狹窄的地方，推個嬰兒車的話，還真沒法走路。
我問布科夫：“誰在炸彈那裡？”
“您帶來的那位中尉在。我和他說好了，一旦聽見炸彈有什麼動靜，馬上就鳴槍示警，我們好及時地把羣衆轉移到安全的地方去。雖然還不能到外面去，不過可以讓大家躲到上線地鐵的隧道里去，這炸彈的爆炸威力再大，也不可能把整個地鐵站炸塌吧。”
“嗯，您說得有道理。”我雖然這樣說，心裡卻不以爲然，炸彈既然能穿透十幾二十米的土層，並擊穿大理石落到地鐵軌道上，那麼爆炸的威力也小不了。就算炸不塌這裡的建築，但是爆炸產生的衝擊波估計也會震死不少人。
說着話，我倆已不知不覺地來到了大廳裡。一進大廳，我就看見黑黝黝一片人，從數目上估計，大概有八九百人吧。不過由於老毛子有不在公共場合大聲喧譁的習慣，雖然人數衆多，但只有少數人在低聲交談，大廳裡還是顯得很安靜。
站在前排的人裡，有穿着襯衣長褲的英俊小夥子、穿各色布拉吉的美麗姑娘、戴着眼鏡夾着公文包的知識分子、上了年齡柱着柺杖的老人、稚氣未脫的可愛孩子……
看到我們走進大廳，從人羣中走出一名警官。我瞥了一眼他的肩章，上面是一槓三星，是名上尉。他走到我們面前，掏出自己的證件遞過來，說：“我是民警上尉古斯托夫，是莫斯科第51民警局刑事偵緝科的副科長，這是我的證件。我想知道這裡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讓我們緊急停車的那顆該死的炸彈是怎麼回事？還有你們爲什麼都穿着二戰時期的軍服，是在拍電影嗎？”
布科夫接過證件看了看，不禁皺起了眉頭，把證件遞給我，然後質問那名民警上尉：“上尉同志，我聽不明白您的話。我們是戰士，正在爲保衛自己的祖國而戰。德國佬已經打到了首都莫斯科的城下了，誰還有閒情逸致去拍什麼電影？”
我隨便翻了翻證件，沒有說話，把上尉的證件遞還給他。他接過證件時，上下打量了我一番，不服氣地說：“還說不是拍電影，”他指了指我，“在我軍的建制中，女兵最高的軍銜，也不過是中尉。而看看您，領章上居然是中校軍銜，更過分的是胸前還佩戴了兩枚紅旗勳章和一枚勇敢獎章，這簡直是天方夜譚嘛。”
“她是我們近衛第八師的師長，奧夏寧娜中校。”不知道啥時候來到我身後的格里薩開口表明了我的身份。
沒想到對方輕蔑地一笑，不屑地說：“拉倒吧！您還想騙人，稍微有點軍事常識的人都知道，第316步兵師在獲得近衛第八師榮譽稱號的那天，師長潘菲洛夫將軍在他的指揮部附近犧牲了，接替他的職務、擔任近衛師第一任師長的是列維亞金少將。”
聽了他的話，我當時就愣住了，原來我的到來，還是讓歷史發生了小小的偏差，原本該屬於列維亞金將軍的位置居然被我搶了？對於民警上尉的譏諷，倉促間，我竟然無言以對。
看到我們這邊無人應答，列車司機也跑了過來，用不滿的口吻問道：“我說指揮員同志，你們玩笑開得差不多了，我的列車什麼時候可以再開啊？別耽誤按照運行時刻表，我是21點16分從白俄羅斯站出發，到達紅色布萊斯諾站這裡剛好是21點30分，現在已經是45分了，耽誤的時間可夠長啦。請您快去把車站的工作人員找來，讓他們給我證明是因爲特殊原因才誤點的。”
也許是聽到司機和民警這樣說，原本安靜的人羣開始騷亂起來，甚至有一個老太太也站出來，衝着我們高聲地嚷嚷。
“安靜！同志們，請安靜！！！”布科夫高聲地喊叫着，想制止人們的**，但是他單薄的聲音被嘈雜的人聲完全壓了下去。人們開始向前擠過來，把看見形勢不對、倉促跑來的戰士們手挽手組成的人牆被推得步步後退。
“啪！啪！啪！”三聲清脆的槍響驟然響起，讓眼看就要失控的局面穩定了下來，人羣安靜了下來，愣愣地看着我的身後。我扭頭一看，原來是多爾尼科夫少尉，他高舉着冒着青煙的手槍，大聲地嚷道：“安靜！你們想做什麼？都給我安靜！”隨即扭頭對後面站着的一羣戰士喊道：“你們還愣着幹什麼？這些都是危險人物，快上來把他們都控制住。”
隨着他的喊聲，呼啦啦衝上來二十幾個戰士。當他們越過我時，我才發現這些戰士和布科夫的那些戰士在穿着上有區別，他們穿着深綠色的制服，戴藍色布帽子，手裡都端着帶大圓盤的輕機槍。看到他們這身裝束，我不禁打了個寒顫，猛地想起原來他們就是掌握着生殺大權的內務人民委員會的部隊。
看到這些凶神惡煞的戰士端着槍站在自己的面前，人們有些慌亂，不由自主地齊刷刷向後退去。但是後面的人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還在向前擠，場面一時間亂成了一團。我看了看身邊的布科夫，只見他也是臉色發青嘴脣發白，身體在微微地顫抖。
多爾尼科夫少尉提着槍穿過警戒線，走到人羣前停了下來。他的目光在人羣中掃過，然後擡起左手，指着那名民警上尉，說：“你過來！”
民警上尉大大咧咧地走到他的面前，不滿地問：“該結束了吧，少尉同志！這樣的鬧劇您還想維持多久，別耽誤大家回家，明天很多人還要上班呢！”
多爾尼科夫沒直接回答他的問題，而是用槍口點着他的肩章問：“這是怎麼回事？您的軍銜爲什麼佩戴在肩章上，一槓三星又是什麼軍銜？”
民警上尉古斯托夫被他這麼一問，問得有些莫名其妙了，他茫然地說：“軍銜本來就是佩戴在肩章上的，您如果是一名真正的軍官，不會連這點常識都不知道嗎？我國在1943年6月進行過軍銜改革，取消了把軍銜佩戴在領章上的做法，而改爲佩戴肩章。我的軍銜是上尉，難道您也看不出來嗎？”
“胡說八道！”多爾尼科夫咬着牙惡狠狠地說道：“你以爲這樣就能騙倒我們了嗎？你這個該死的德國奸細！”說着擡起手槍，指向了古斯托夫。
古斯托夫也不甘示弱，伸手就向腰間摸去，準備掏槍。多爾尼科夫身邊的一名戰士猛地扣動了扳機，在震耳的槍聲中，古斯托夫淺藍色的制服前胸瞬間被開出一排血洞，帶着硝煙的彈坑跳出槍膛落到了大理石地面上，發出清脆的當噹噹聲。古斯托夫捂住胸口，眼中冒出怒火，狠狠地瞪着向他開槍的戰士，艱難地向前邁出一步，然後仰面直挺挺地倒了下去。看到他倒在地上，周圍的人不約而同地尖叫着向四周散開。
我站在後面，目睹了一切的發生。由於多爾尼科夫的特殊身份，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我的軍銜比他高出許多，但我卻不敢上前制止他，只能站在原地被嚇得渾身發抖。其實不光是我，連布科夫大尉也只是站在原地發呆。內務部對大家來說，就是個恐怖的代名詞，他們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做事，除了他們的上級，任何人都無權阻止。布科夫沒有權利、我也沒有權利，甚至包括羅科索夫斯基、朱可夫這樣的高級指揮員，他們也沒有這個權利。
多爾尼科夫上前一步，又用槍指着列車司機，大聲地說：“你！出來！”
司機戰戰兢兢地從人羣中走出來，帶着哭腔懇求道：“不要殺我！不要殺我！”
多爾尼科夫一把揪住他衣領，用槍頂住他的太陽穴，大聲地喝問：“說，你們是不是德國人的間諜？”
“不是不是！”司機被嚇得魂飛魄散，一迭聲地嚷道：“我們真的不是間諜，德國人是我們的盟友，是我們的盟友……不要殺我！不要殺我！……”
多爾尼科夫用槍把在司機的頭上狠狠地砸了幾下，司機頓時血流滿面，倒在地上呻吟。看到司機這個狼狽相，他還不解氣，惡狠狠地罵道：“還說不是間諜，德國佬都打到了莫斯科城下，隨時有可能攻進城來，你還說他們是我們的盟友？”
“您在做什麼？趕快住手！”一名拄着手杖的老人從人羣中顫顫巍巍地走了出來，來到多爾尼科夫的面前，擡起手杖指着他說：“您爲什麼要打司機？他說得沒錯，德國現在是我們的盟友，柏林至今還有我們的軍隊駐紮呢。”
也許看到對方是老人，多爾尼科夫少尉的態度稍微好了點，起碼沒有對老人拳腳相加但說話的口吻還是很強硬：“你說我們的軍隊駐紮在柏林，那正在莫斯科外面和我們交戰的又是什麼人？還有鐵軌上那枚炸彈，又是什麼人扔下來的？”
“能帶我去看看嗎？”老人雙手扶着手杖，看着多爾尼科夫問。
“您？！”多爾尼科夫輕蔑地說：“您去看了又能有什麼用處？”
老人看着他，用平靜的口吻說：“我是參加過二戰的老兵，退役後就進入了兵工廠工作，退休前是廠裡的高級工程師。”
對於面前這些是什麼人，來自哪裡，我心知肚明，聽到老人這麼說，我連忙上前打圓場：“少尉同志，既然老大爺這麼說，就帶他過去看看，其他的事情待會兒再說。”說着，我上前便攙扶住老人，帶着他去站臺看炸彈。
見到我已經把老人扶走了，多爾尼科夫只好對部下吩咐一聲：“看好他們。”然後和布科夫他們一樣，跟在我們的後面往站臺上走。
剛走到站臺上，老大爺突然啊了一聲，隨即掙脫我的手臂衝上前去，在站臺的邊緣蹲了下來，嘴裡不停地念叨着：“這不可能，這不可能。……”
“怎麼了？老大爺！”蹲在旁邊監視炸彈動靜的拉米斯好奇地問道。
老大爺指着炸彈，對我們說：“你們看，這是德國的SD—1800穿地炸彈，專門用來對付我們的鋼筋混凝土防空地下室用的。和當年轟炸佈列斯特要塞的SC—2500炸彈一樣，都是威力巨大的重型炸彈，不過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經停產了，怎麼會出現在這裡啊？”
“我們都知道這是重型炸彈，可您是怎麼區分炸彈的型號啊？”布科夫也來了興趣。
老大爺聽了他的話，有些得意地說：“你們這就不懂了吧，還是讓我來給你們掃掃盲。德軍的航空爆破炸彈，通常分爲50公斤、250公斤、500公斤、1噸、1.8噸和2.5噸六類。型號標明爲SC的爆破彈爲薄壁型，SD的是厚壁型，後尾數字是炸彈的重量千克數。如德軍在佈列斯特要塞投下的是SC－2500型。即2.5噸的薄壁型炸彈。而這個……”他用手杖遙指着炸彈的外殼，說：“你們看，這上面不是寫着SD—1800麼，就代表1.8噸的炸彈。”接着又賣弄說：“德軍規定炸彈1噸以下塗深灰色，1噸以上的炸彈塗天藍僞裝色。讓炸彈落下時與天空渾然一體，防止炸彈太大，在空中落體時就被高射炮擊中提前爆炸。”
老大爺把大家都當成了他的學生，一本正經地講解着兵器常識。而我在旁邊站着，卻心急如焚，不知道多爾尼科夫少尉待會兒會怎麼處置這些穿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