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積極借鑑國外執政黨建設的經驗教訓
自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開始，世界政黨出現了一個奇特的現象，一些長期執政的大黨老黨紛紛丟掉執政地位，引起了各方面的關注。從西方政黨所面臨的問題看，主要是：第一，西方社會的社會階級、階層分化加快，出現了許多新的社會階層，各個階層之間的差別也越來越小甚至變得模糊。這對作爲代表一定的階級和階層利益的政黨提出了新的挑戰。第二，民衆價值觀念和基本價值取向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其中最大的轉變就是從“物質主義”轉向“後物質主義”。在“物質主義”的價值觀念之下，“如果人民的需要得到了滿足，人民就會支持這個當政的政權。如果他們的需要得不到滿足，他們就要更換頭面人物，他們就要選舉那些看來願意滿足而又能滿足他們的候選人”。這裡人民的利益往往集中於經濟利益和物質利益的分配，在這種情況下，政黨就成爲聯繫公民個人與政府之間最好的橋樑，政黨通過滿足民衆的需求，從而得到民衆的認同。但是，今天民衆的需求已經轉向生態環境、生活方式、生活質量、人權、倫理、戰爭與和平等這些與階級毫無關係的“後物質主義”，因此，民衆在政治上就由傾向於威權和服從轉變爲傾向於自由至上主義，強調更加廣泛、直接的參與，所有文化和種族羣體的平等權利，奉行多元主義的道德觀等。而這對原本習慣於壟斷政治市場的政黨提出了嚴峻的考驗。第三，西方公民社會的日益發達也對政黨政治提出了挑戰。隨着公民社會的日益成熟，社會利益多元化不斷加強，不同的利益羣體日益組織化、秩序化，各種各樣的民間團體、中介組織特別是與政黨有聯繫但又不同於政黨的利益集團不斷產生。民衆往往可以通過這些利益集團向議會甚至政府提出自己的意見、主張，向政府施加壓力以滿足自身需求。可見，政黨尤其是執政黨作爲一個權力主體將受到其他更多行爲主體的制約，政黨的受制因素增多。第四，民主化的推進對政黨政治提出了考驗。這是因爲，曾經一度被認爲是最好的民主形式的代議制民主，如今也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質疑，特別是近年來，隨着經濟的發展，社會的分化進一步加劇，利益集團政治日益突出；同時，隨着政治民主化的發展，諸如公民創制、複議等直接民主的形式被大量採用以及協商民主的興起，等等，使得代議制民主大有“衰落”的景象，這不能不引起政黨的極大關注，因爲政黨政治的產生和發展與代議民主制的發展是緊緊地聯繫在一起的。
“政黨衰敗論”的產生，固然有以上各種因素，但很大程度上還是源於政黨本身存在的種種問題。首先，政黨沒有解決好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問題，致使民衆對政黨失去了信心。在這個方面，最典型的是蘇聯共產黨，嚴重脫離了人民羣衆，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還有曾經連續執政71年的墨西哥革命制度黨，該黨在20世紀90年代初放棄民衆主義和民族主義後，在經濟發展中沒有真正惠及人民大衆，致使農業破產，中小企業倒閉；廢除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導致了印第安農民起義，45%的民衆處於貧困線下。其次，政黨僵化的思想和政黨體制不能適應變化了的形勢，蘇聯共產黨在斯大林時期，黨的思想開始僵化，逐漸陷入了教條主義的泥潭，從而產生了“信任危機”，而反映到政黨體制上，則表現爲一成不變的僵化的黨和國家過度集權的領導體制，如黨政合一、過渡集權；黨內缺乏有效的權力監督制約機制；黨和國家幹部任用機制不完善；廣大黨員和基層組織的積極性得不到發揮；等等。最後，政黨的腐敗是政黨失去民心的直接原因。政黨的腐敗同政黨內部的寡頭化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即隨着對權力的追逐，政黨的領導權操縱在了少數領袖與黨魁人物手中，致使政黨日趨寡頭化和政客化，脫離了民衆也遠離了監督。遠的如日本的“洛克希德案”、美國的“水門事件”和法國的“伊拉克門事件”，近的如印度國大黨的收受賄賂案和印度尼西亞專業集團的腐敗事例，無不是由於政黨的腐敗而遭到民衆的唾棄。
面對以上種種外部和自身存在的問題，西方政黨爲更好地發揮作用，實現政治抱負，採取了種種措施，這對我們深入把握從嚴治黨規律具有很好的借鑑意義和參考價值。
第一，政黨制度的法律化、規範化。在西方，法律化是政黨政治的一大特徵，即通過相對獨立的司法機構對法律的實施進行有效監督，使政黨政治的法律化得以落到實處。一方面，表現爲政黨政治的基本原則，即建黨自由、義務明確、追懲嚴格等原則，通過憲法途徑法律化，從而使政黨活動依法進行。另一方面，表現爲通過憲法或憲法性文件對政黨政治的運行作出相對詳盡的具體規定，也就是依法治黨。通過立法，使政黨組織及其活動日趨法律化和規範化，從而克服了隨意性和不
合理性。例如，《意大利共和國法》（1947年）、《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本法》（1947年）、《法蘭西共和國憲法》（1958年），以及希臘憲法（1975年）、葡萄牙憲法（1976年）和西班牙憲法（1978年），對政黨及其活動都作了明確的規定。有的甚至制定了專門的政黨法，對政黨的權利、義務、地位、功能、活動方式、內部組織、黨員資格、黨的經費等，作了具體的規定和說明。如此，政黨和政黨制度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和國家政治體系中便具有了明確的、穩定的法律地位，受到法律的保障，政黨的活動也就日趨規範化，體制內的政黨便可以有保障地開展有效的活動。這不僅有力地保障了政黨政治的穩定性，而且在政黨政治法律化的框架下，也使政黨政治、政黨制度更加成熟。西方政黨的法律化和規範化還表現在：由執政黨依法組成政府，內閣成員由執政黨提名產生；執政黨不直接行使國家權力，以間接調控爲主；執政黨的權力受到國家權力機制的制約及社會的監督；執政黨的黨務機構比較精簡，人員少，效率較高，等等。
第二，適時調整政黨的意識形態和政策主張。在加強和調整主流意識形態的過程中，國外執政黨主要是採取這樣的措施：一是維護主流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二是重視理論的創新和發展；三是努力使主流意識形態具有普適性、包容性和整合性。意識形態、綱領和政策是不同政黨之所以存在的主要基礎，如法國的保衛共和聯盟、民主聯盟同社會黨之間，德國的基民盟、基社盟與社會黨之間，英國的保守黨與工黨之間，美國的民主黨與共和黨之間，從意識形態、綱領到具體政策都是互不相同的。這是因爲一方面是由於政黨利益差別的存在，即各政黨所代表的不同階級階層或集團的不同利益訴求的必然反映；另一方面是各黨都有自己的“選民領地”。在長期的競選活動中，各黨都形成了自己相對穩定的選民陣地，如英國保守黨在貴族、大金融企業、商業中有傳統的選民，工黨則在工會中擁有相當廣泛的羣衆基礎，因此各自的綱領政策必然存在差別。
隨着社會分化的加劇，各政黨爲了爭取廣大的中間階層，在政策主張乃至意識形態方面呈現出彼此靠攏、日趨“中間化”的趨勢。在1990年初，美國民主黨公開宣稱，“新選擇反對老的意識形態及這些意識形態強加的錯誤選擇。我們的綱領不是自由的，也不是保守的。它是兩者，它是不同的”。這就是第三條道路。自此，西方政黨意識形態和政策的中間化就成爲一種潮流。如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長期衰落的西歐社會黨，在90年代的重新崛起，很大程度上正是藉助意識形態和政策中間化得以實現的。最典型的是英國工黨、德國社民黨。西歐社會黨中間化的實質是淡化左與右的政治意識，強調“實用主義”，在保留傳統民主社會主義合理內容的基礎上，從自由主義中大膽吸取生命力。新時期的民主社會主義，強調在公平與效率、市場作用和政府幹預、安全與靈活性、生態環境和經濟發展等之間的平衡；放棄原來強調的制度社會主義，反對將社會主義作爲對資本主義的有限替代，向超越階級的價值和倫理社會主義轉變；主張傳統左右翼政治力量，擴大自身社會基礎；等等。由於意識形態和政策中間化，自由主義色彩的濃化，使社會黨在社會利益的反映上不再是代表傳統工人階級的階級政黨、在黨員結構上廣泛吸納社會公衆，逐漸由階級政黨向“全民化”方向發展。表現在政策上，一些主流政黨之所以能長期主導本國政治經濟生活，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它們順應世界經濟一體化、全球化趨勢不斷增強的時代潮流，抓住了歷史性機遇，制定並推行了適合本國國情的經濟和社會政策，促進了國家的興旺、人民生活的提高以及社會的繁榮進步。如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馬來西亞巫統、日本自民黨、德國聯盟黨之所以能長期執政，就是因爲它們抓住二戰後世界經濟發展的重大機遇，提出了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戰略。如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提出了“生存第一，經濟立國”的思想，及時融入到當時世界經濟特別是西方國家經濟快速發展的潮流，從而獲得經濟的飛躍發展，國力大大提升。這些黨正是靠過硬的政績樹立了黨的威信，在一定時期裡贏得了公衆的信任，進而長期主宰政壇。相反，那些錯失發展機遇、經濟和社會發展政策有誤的政黨即便是主流政黨，也很難樹立起真正的威信，潛伏着失去政權的危機。蘇聯、東歐國家的執政黨以及非洲國家的一些執政黨的情況即是如此。
第三，政黨制度的民主化。西方國家競爭性的政黨政治體制，方便各政黨按一定的規則公開競爭執政地位，在理論上使各黨都有平等競爭和上臺執政的可能與機會，在形式上爲不同的階級、階層和集團提供了多種政治選擇的餘地，使民衆有了更多的利益表達渠道，滿足了民衆
的多種政治形式與政治途徑的願望，這本身就是民主的一種體現。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各國擴大了民主，基本上實行普選制，拓寬了選民範圍，使更多的人們能以平等投票的方式表達意願和政治選擇。這種民主形式使人們得到了一種心理上、意願上的滿足感和自由感，他們在政黨的競選中採取支持某一個政黨或政黨聯盟的態度和立場，這也成了這種政黨制度存在和發展的選民基礎。
隨着各政黨改革的深入，黨內民主化成爲一種趨勢。以英國政黨爲例，保守黨改革的重大內容之一就是在下層擴大民主，推進黨的民主化。在1997年年會上，保守黨改變過去黨的領袖僅由議員選舉的做法，規定成立選舉團選舉黨的領袖，選舉團由議員和普通黨員代表共同組成。年會還規定，黨內的重大決策須經全體黨員投票決定。無獨有偶，英國工黨在1997年年會上也調整黨的決策機制，改變過去到年會前夕各黨組織才提動議的方式，建立政策委員會，各支部提前三年向該委員會提交動議草案，由委員會廣泛徵求意見並篩選後再向年會提出。這樣，既充分發揚了民主，擴大了黨員的權利，又加強了中央的控制權。工黨上臺後，又對政府進行了民主化改革，力圖使政府朝着更加透明、法治、高效、負責的方向轉變，成爲公衆可以信賴的公共機構。在政府改革中，工黨提出了“整體型政府”的概念，協調政府內部各個部門之間的關係。工黨還着手改革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擴大地方自治，向地方放權，使之承擔更多與本地居民有關的職能，充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
加強和擴大黨內民主，也是社會黨自身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雖然社會黨向來比較強調黨內民主，但由於歷史的原因，在不同的社會黨內部，黨內民主的程度是有區別的。所以，在改革中，不少社會黨仍然強調要加強民主，改善決策程序。如時任德國社會民主黨總書記的明特費林提出改進黨的工作的建議，其中包括黨員直選黨的議員候選人等內容。該黨還把民主化改革延伸到黨外。他們認爲，必須將黨的組織結構向社會開放，黨內生活向社會公開，允許非黨員參與黨的政治生活。在關於黨綱的討論中，參加者不限於社民黨黨員，還邀請了非黨人員及歐洲其他國家的社會黨參加。根據黨的總書記的提議，2006年以後該黨各選區的聯邦議員候選人將由全體黨員和黨外人士共同提出。他強調，應該開放黨的組織，儘可能吸收黨外精英入黨。下屆聯邦議會黨團中應至少有10名黨外人士，並至少有30名40歲以下的議員。法國社會黨加強黨的同情者網絡的建設，歡迎他們參加社會黨的討論，取消入黨方面的種種限制，鼓勵青年人、外籍移民和歐盟成員國公民在黨內擔任一定的領導職務，向社會開放黨的競選名單，積極發展與各種羣衆性、互助性、合作性組織的關係。而綠黨則把基層民主作爲黨的一項重要的組織原則，西方各國政黨就是以這種民主形式獲得了選民的支持，從而形成了自身獨特的優勢。
第四，政黨運作的媒體化。西方各國政黨日益重視通過大衆傳媒塑造政黨形象，利用媒體獲得媒介效應，以宣揚本黨主張、樹立良好的政黨形象。媒體對西方政黨的影響最突出地表現在競選上。在選舉中，一方面，通過炒作媒體形象提高政黨候選人的社會聲望。選民往往對現代選舉的短期行爲是極爲敏感的，候選人的個性、風格和突發事件對選舉結果的影響非常明顯，特別是在激烈的政治競爭中，結果如何，很大程度上看政黨選舉期的媒體形象；另一方面是通過民意測驗，調查候選人的弱點及選民的傾向，使政黨及時作補救宣傳。另外，由於現在的很多選民對特定政黨的忠誠日益淡化，有些選民只是到了選舉的最後幾天，甚至最後一刻才決定投哪個政黨的票，這時傳媒所提供的快捷政治信息和施加的影響就起了很大甚至關鍵性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政黨的運作和成功越來越依靠善於同媒體打交道的黨內精英人士來實現，通過媒體精心設計領袖形象來傳遞政黨的政治意識和政治理念，進行政治宣傳，贏取大衆的政治支持。
當然這樣也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在迎合媒體的同時，政黨也面臨喪失自身政治特性的危險：強烈的執政衝動，不斷弱化政黨的黨派意識，政黨的候選人往往要根據媒體的需要來變更主張，以達到理想的選舉競爭效果。黨的綱領也要以它們能夠按照傳媒規律以最佳的方式得到傳播支持爲準則而加以修飾和增刪，至於勝利後當選人的施政綱領是否同競選時的宣傳相符，那就另當別論了。
由此可見，政黨現代化是世界政黨政治發展規律的要求，是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對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必然要求，只有不斷推進自身結構、功能、機制和活動方式的現代化，黨才能更好地適應新的形勢及各種挑戰。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