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話是對的，好運氣想找你，就算你關上大門它也會側着身子從門縫裡鑽進來。這年頭好運氣並不玄乎，說白了，就是錢。只有錢才能夠側着身子從門縫裡鑽來鑽去的。菸廠的老闆算什麼？這年頭大街上的老闆比春天的燕子多，比秋天的螞蚱多，比夏天的蚊子多，比冬天的雪花多。然而，菸廠的老闆有錢，又不是他自己的，這就齊了。可是，劇團和戲校裡的人們真正羨慕的倒不是筱燕秋，而是春來。春來這個小丫頭這一回真的是撞上大運了。
春來十一歲走進戲校，從二年級到七年級一直跟在筱燕秋的身後，知道筱燕秋的人都知道，春來不僅僅只是筱燕秋的學生，簡直就是筱燕秋的寶貝女兒。春來最初學的並不是青衣，而是花旦，是筱燕秋厚着臉皮硬把她拽到自己的身邊的。青衣與花旦其實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行當，只不過現在喜歡看戲的人少了，許多人都習慣於把戲臺上的年輕女性統統稱爲“花旦”。這種混淆局面的形成固然是後來的戲迷們功夫不到，但是，要是真的細究起來，這筆賬還要記到著名大師梅蘭芳的頭上。梅老闆博大精深，他在長期的舞臺實踐中把青衣與花旦的唱腔與表演程式雜糅在了一起，創建了一種有別於青衣同時又有別於花旦的新行當，也就是“花衫”。“花衫”行當的出現體現了梅老闆的求新與創造的精神，也給後來的人們帶來了不必要的麻煩，人們對青衣與花旦的區分也就再也不那麼頂真，不那麼嚴格了。比如說，當初所謂的“四大名旦”，這個統稱其實就十分馬虎，貼切的說法應當是“兩大名旦，兩大青衣”。好在所有的劇種都一起沒落了，分不清青衣花旦也不算什麼芝麻大的事。可是，話還得反過來說，對於學戲和演戲的人來說，這可是一點含混不得的，青衣就是青衣，花旦就是花旦。它們的唱腔、道白、行頭、臺步、表演程式隔着九九豔陽天，真的是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的，永遠弄不到一起去。
春來想學花旦有她的理由。就說道白，花旦的道白用的是清亮的京腔，而青衣的韻白則拖聲拖氣的，在沒有翻譯、不打字幕的情況下，比看盜版碟片還要吃力，一句話，青衣的韻腔道白說的整個就不是人話。唱腔就更不一樣了，花旦唱起來利索、爽朗，接近於捏着嗓子的流行歌曲，還歪着腦袋一蹦三跳，又活潑，又可愛，像一隻嘰嘰喳喳的小麻雀。青衣則不同，就那麼一個字，她也要咿咿呀呀的，一步三晃的，一手捂着小肚子，一手比畫着，在那兒晃悠着，蹺着個小指頭，慢慢地哼，等你上完了廁所，把該尿的尿了，該拉的拉了，前前後後擦完了，一回頭，那個字還沒唱完呢。戲劇如此不景氣，喜歡青衣的也就剩下那麼幾個離休老幹部了。許多當紅青衣都走下舞臺了，不是穿上漆黑的皮夾克站在麥克風前面亂了頭髮獅吼，就是在電視連續劇裡頭演一回二奶，演一回小蜜。好歹也能到晚報的文化版上“文化”那麼一下子。青衣說到底不能和花旦比，現在的晚會那麼多，笑星歌星們再鬧騰，民族文化總是要弘揚的，國粹總是要保留的，“愛江山更愛美人”之後，最次也得來個“打不盡豺狼決不下戰場”。花旦的出路比青衣多少要好一些，要不然，人們也不會把劇團戲稱爲“蛋窩”的。
春來是在三年級的下學期改學的青衣。春來這孩子說話的嗓音和筱燕秋並不像，可是，一開腔，春來的唱腔簡直就是另一個筱燕秋。戲校的老師們開玩笑說，春來的嗓子天生就是和筱燕秋唱對臺戲的料。筱燕秋和春來商量，讓她放棄花旦，改學青衣。春來不肯。商量來商量去，春來就是不肯。筱燕秋急了，筱燕秋的那句名言至今還是戲校裡的一個笑話，一個笑柄。筱燕秋一急，拉下了臉來，對春來說：“你要是不肯拜我爲師，我就拜你，我拜你做我的老師，你答應不答應？”做老師的把話說到了這個份兒上，春來還敢說什麼？
戲校的人們還記得春來剛到戲校時的模樣，一口濃重的鄉下口音，衣袖和褲腿都短得要命，襪子的上方還留了一截小腿肚。那時的春來一到冬天兩隻腮幫總是皴着的，裂了好幾道紅顏色的口子。沒有人會相信春來能出落成今天的這副模樣，什麼叫女大十八變？春來就是一個最生動的例子，一個最具感召力的例子。誰能想到筱燕秋能有今天？誰能想到春來能趕上這趟車？
筱燕秋在戲校待了二十年了，教了那麼多學生，細細排下來，卻沒有一個能唱出來的。大紅大紫就不說了，顯一下山露一下水的都沒有過。這樣的局面給筱燕秋帶來了十分強烈的失敗感。筱燕秋對自己是徹底死了心了，然而，畢竟又沒有死透。一個人可以有多種痛，最大的痛叫做不甘。筱燕秋不甘。三十歲生日那一天筱燕秋就知道自己死了，十年裡頭筱燕秋每天都站在鏡子面前，親眼目睹着自己一天一天老下去，親眼目睹着著名的“嫦娥”一天一天地死去。她無能爲力。焦慮的過程加速了這種死亡。用手拽都拽不住，用指甲摳都摳不住。說到底時光對女人太殘酷，對女人心太硬，手太狠。三十歲，我的親爹，我的親孃。三十歲生日那一天筱燕秋頭一回喝了酒，不到二兩。筱燕秋醉得不成樣子。酒後的筱燕秋握着剪刀把廚房裡的圍裙剪成了兩塊。她把兩塊白布捏在手上，權當了水袖。筱燕秋揮舞着油漬斑斑的圍裙，跌跌撞撞，油鹽醬醋的罐子倒了一廚房，咣叮咣噹的，碎了一廚房。她的手不知道被什麼碎片剮破了，鮮紅的血液流淌在水袖上，紅白相間的圍裙在半空中拋上去，又落下來，再拋上去，再落下來。面瓜衝進了廚房，抱住了筱燕秋，筱燕秋愣愣地盯着面瓜，喊面瓜“親孃”。筱燕秋用純正的韻腔對着面瓜念起了道白：“親——娘——啊——啊！”面瓜知道筱燕秋醉了。面瓜擔心妻子的叫喊傳播出去，他把帶血的圍裙堵在了筱燕秋的嘴邊。筱燕秋的嘴巴給堵緊了，腹部卻激盪了起來，一挺一挺的，嗓子裡發出母獸的呼嚕聲。面瓜心疼萬分，不住地喊燕秋的名字。筱燕秋側過頭，回望着面瓜，叫不出聲。然而，她的腹部還在叫，面瓜看得見。她用她的腹部一遍又一遍地呼喊：“親、娘、啊、啊、啊、啊！”
“千生萬旦，難求一淨”，這是舊時的藝人留下來的古話了。其實這話不對。筱燕秋從一開始就不能同意這句話。生、旦、淨、末、醜，唱花臉的固然難求一個，然而，沒有一個行當的演員可以成千上萬地一抓一把。自古到今，唱青衣的成百上千，真正把青衣唱出意思來的，真正領悟了青衣的意蘊的，也就那麼幾個。唱青衣固然要有上好的嗓音，上好的身段——可是好嗓音算得了什麼？好身段又算得了什麼？出色的青衣最大的本錢是你是一個什麼樣的女人。哪怕你是一個七尺鬚眉，只要你投了青衣的胎，你的骨頭就再也不能是泥捏的，只能是水做的，飄到任何一個碼頭你都是一朵雨做的雲。戲臺上的青衣不是一個又一個女性角色，甚至不是性別，而是一種抽象的意味，一種有意味的形式，一種立意，一種方法，一種生命裡的上上根器。女人說到底不是長成的，不是歲月的結果，不是婚姻、生育、哺乳的生理階段。女人就是女人。她學不來也趕不走。青衣是接近於虛無的女人，或者說，青衣是女人中的女人，是女人的極致境界。青衣還是女人的試金石，是女人，即使你站在戲臺上，在唱，在運眼，在雲手，所謂的“表演”、“做戲”也不過是日常生活裡的基本動態，讓你覺得生活就是如此這般的——話就是那樣說的，路就是那樣走的；不是女人，哪怕你坐在自家的沙發上，牀頭上，你都是一個拙巴的戲子，你都在“演”，演也演不像，越演越不像人。與此相應的是，花臉則是一個絕對的男人，或者說，是絕對男人的絕對側面。男人就應當是簡單的，所有的身心只是一張臉譜，簡單到誇張的程度，簡單到恆久與一成不變的程度。所以，戲的衰退首先是男人與女人的攜手衰退。是種性的一天不如一天。
老天爺創造出一個花臉不容易，老天爺創造出一個青衣同樣不容易。筱燕秋是其中的一個，其中的另一個則是春來。
春來的出現讓筱燕秋看到了希望。春來是“嫦娥”能夠活在這個世上最充分的理由。筱燕秋宛如一個絕望的寡婦，拉扯着唯一的孩子。只要有春來，筱燕秋的香火終究可以續上了，這是老天爺對筱燕秋的最後一點補貼，最後一點安慰。春來剛過了十七歲，嚴格地說，還是一個女孩子。但是春來從來就不是女孩子，她天生就是一個女人，一個風姿綽約的女人，一個風情萬種的女人，一個風月無邊的女人，一個她看你一眼就讓你愁腸百結的女人。這不是早熟，只能說，它與生俱來。春來在十七歲的這個夏天就此步入了青衣的黃金年段，身段該有的都有，該沒的都沒。腰肢裡頭流宕着一股天成的婀娜態，風流態。春來的一雙眼睛裡頭有一種獨特而美妙的神采，她看所有的東西都不是看，而是顧盼，左盼盼，右顧顧，有股美目盼兮的意思，有股依依不捨的意思，還有股此怨不知所從何來的意思。春來運動的眼珠就像戲臺上的運眼，她有一種將最戲劇化的程式還原到生活中來的稟賦，她同時還有一種將最日常化的動態提升到戲臺上的異質。而春來的變聲期也是格外地順利，居然沒怎麼在意說過去就過去了，許多演員過不了變聲期這麼一個鬼門關，昨晚上洗澡的時候還好好的，一覺醒來，好嗓子已經被鬼偷走了。
春來這孩子命好。所有的一切好像都是給她預備好了的。雖說只是嫦娥的B檔，但是誰也不能否認，二郎神的靈光已經照亮春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