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建設之所以難，因爲它是隱形的東西，沒有辦法通過什麼儀器去檢驗，甚至通過觀察言行也不完全能得準確的答案。除了無法檢驗之外，還有兩件事情也是很難辦的。
第一件就是怎麼讓成員接受復興會的理念和思想，後世赤色黨通過沒完沒了的會議、整風等來完全思想統一的，這個辦法短期有用長期卻會失效，在領導拿着完全是秘書寫就的稿子開始長篇大論的時候，下面的人早已經心猿意馬了；至於整風等辦法在很多時候還是有必要的，在進行革命的過程中，總是有人會叉入別道，這些人就應該完全剔除出去，可這整風說到底還是會員的思想建設沒有到位，真的要到位了，那還要什麼整風。
思想建設第二難辦的事情，就是解釋復興會本身。作爲一個政黨，他是像人一樣有生命的，既然有生命，那麼他就必須解釋“我是誰？從哪裡來？到哪裡去？”這三個問題。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太祖的話猶在耳邊。但很多人在讀這句名言的時候都忘記了他還有一個前提，那就是“我是誰？”。如果沒有確定“我是誰”，那麼就沒有辦法確定“誰不是我”。朋友和敵人都是在“不是我”之中，因此，革命的首要問題不是分清“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而是明白“我是誰？”
而要明白“我是誰？”那又有一個前提，就是我“從那裡來？”或者通俗的說——我代表誰。“我是誰”和“我代表誰”其實是一個問題，按照麥克斯的理論，社會是有階級的，你來自哪個階級，就自然會代表哪個階級。如此分析，那麼“我是誰？”這個問題就很好理解了。可是，對於復興會來說。按照這個邏輯分析，那麼得出的答案就有些荒謬了。復興會的成員基本是知識分子，是熱血書生，這裡面除了商業系統的陸行工廠有童工入會，其他95%是知識分子。
憑藉知識分子能建設好中國嗎？楊銳覺得很難，不是因爲這部分人不優秀，而是因爲其太優秀而很容易被社會大衆所孤立，而且這種優秀說到底也只是說個人素質很優秀。不是說他們是完美的革命家、政治家。解構剖析的去看，復興會就是一小撮先進的、優秀的、被愛國主義洗腦的知識分子在造反，其和其他組織相比最大的優勢在於有一個盈利豐厚的商業系統支撐，其指揮的軍隊。說到底——除了基層士官外——就是一支僱傭軍。如果哪一天商業系統崩潰，薪資無法發放，那麼這支軍隊散夥的可能性很大，不要說像老八路軍，就是比瑞金的紅小兵都不如。
既然無法從“從哪裡來？”推導出“我是誰？”。那麼只有泛指了。復興會的定義是：復興會是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富強中國、復興華夏事業的領導核心；其代表中華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華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華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復興會的最高理想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很簡單的一句話，楊銳以前看赤色黨黨章的時候從來都是略過的。但就是這麼一句簡短的話，就完全解釋了“我是誰？從哪裡來？到哪裡去？”這三個關鍵問題。以此爲綱，那麼復興會的短中長三期目標也很清晰了。短期目標是政權革命，即通過武裝鬥爭，取得中國或者中國大部分省份政治權力，以這個目標看，農民和會黨是朋友，大多數開明士紳階層也是朋友，滿清系統裡的少數官員和新軍是朋友，滬上、漢口、天津等大的通商口岸的工人也是朋友。至於其他的革命黨，就不是朋友這麼單純的關係了，和以上人那些可以納入復興會的人相比，他們也是革命黨，有槍有軍隊。要想革命後集權，那麼現在就要提防，而且也只能提防而已，真要和他們火併一次，那麼會內會外都無法接受。
奪取政權是短期目標，而中期目標則是經濟革命，或者說是經濟改革。這改革分爲兩部分，其一是土地改革，其二是經濟運行機制改革。土地是財富的來源，不從土地上改革無助於經濟良性發展。當然，按照現實情況看，未來的土改不可能很劇烈，先不說這時代的人口以及土地集中不如後世那麼嚴重，光是復興會自身的力量就很不足，後世赤色黨在建國的時候已經有六百多萬黨員，其中很多都是經過多年戰爭磨練的，這樣的人拉一個出來就能當一個排用，而復興會在建國的時候有二十萬合格的黨員楊銳就要笑了。
除了土地改革，經濟運行機制改革也是經濟改革的重點，什麼是經濟運行機制，在楊銳看來就是金融（貨幣）、財政、稅務、法律、政府政策五個方面，這其中又以貨幣和稅務最難。要讓幾千年用慣了銀錢的中國人用紙幣還是有些困難的，更困難的是中國貨幣主權早已經被外資銀行侵佔了，要想奪回來那就得大費周章。不過這些都還是相對簡單的，最難的是稅務改革，農業稅因爲要重新丈量土地，換做其他時候是要爆發民亂的，但是如果和土地改革結合起來困難就很小了。至於關稅可就更頭大了，這中國關稅從設立開始就是英國人在控制，後世好像是在1930年左右才關稅自主的，這個時間太長了，楊銳可等不及。沒有關稅的保護，稚嫩的民族工業就是渣渣，根本無法成長。
在政權革命和經濟改革之後，下一個目標就是復興華夏文明，至於這個純粹形而上的議題，楊銳是毫無構想的，同時這個工作不是短期能完成的，兩千多年的帝制慣性下要想改變中國的文化估計需要一兩百年，楊銳猜測自己這代人能做的只是標出方向。
自從去了東北之後，楊銳就不斷的把他對於革命的思考通過信件傳到滬上，然後經章太炎、蔡元培、鍾觀光、王季同、虞自勳、徐華峰幾人的討論、修正後再送到萬安裡的復興會總部。把這些枯燥的東西重新編輯、完善，作爲黨內指導文件。同時再以這種精神爲主導，創作一些小說、評書、戲曲、歌曲等大衆喜聞樂見的東西。有道是文以載道。後世好萊塢在電影不斷宣揚美國文化一樣，通過文藝這樣的洗腦方式纔是最有效的。而不是開會。
通過萬安裡總部，表述腐敗的滿清是洋人傀儡，全中國知識青年團結起來才能復興中國的文藝作品已經出了不少。小說短篇不計，長篇的有射鵰英雄傳和官場現形記兩部，當然，射鵰的整個故事框架都做了修過，雖然和原著文風上有些差異。但是這本小說是白話文寫的，對一般老百姓而言不成問題，並且這還改編成了評書，主要目標是人民大衆；戲劇除了改變原有傳統戲目之外。又新編了不少西洋話劇和楊銳所說描述的小品，特別是現在復興軍在東北抗俄，戰地日記裡很多小戰鬥都可以拿出來編成戲劇的。
在如此多的文藝作品的薰陶下，在東北荒原上殘破的復興軍戰旗號召下，“參加復興會。打到東北去”已經成了一種新潮流，全中國的熱血青年都往滬上而來，齊齊住到了租界的龍門客棧，客棧一百多間客房住滿之後便住在旁邊的旅社內。而住在客棧裡的青年們，則會在客棧房間裡找到一份表格。如果其按照表格填寫並寄到指定地點的話，那麼通過審查之後就會進入一個學校。
在學校裡，在上課的同時他們將會被考察，並按照能力和可靠程度分成兩塊：不清楚底細卻有能力的人一般進入建設體系，基本是留學爲主；通過各地的教育會的情報網——這些學生基本都是上過學堂的，通過當地的學堂還是能瞭解很多事情——可以證實是可靠的人，一般進入革命體系，成爲三年期的預備會員，基本是讀軍校或者入文職；至於那些不去留學卻又無法確定其可靠度的，一般會派到國內各地進行革命宣傳工作，感覺可靠的再成爲預備會員。當然，成爲預備會員之前基本都是單線和總部聯繫，對於復興會的其他事情一無所知。
以前是發愁沒有會員，現在每個月卻有一兩百人來投奔，雖然這一兩百人裡面很多人對如何革命一無所知，但這些人毅力是有的，畢竟能離家投身革命，這勇氣還是不小。只是要把這些稚氣未脫的學生養成幹練、堅定的革命黨人還是要很多時日的。
王季同坐在萬安裡四樓的辦公室裡，翻閱着新到的各類文件。雖然在楊銳的薰陶下，總部的文件也按照重要性和緊急性分成四類，但他還是覺得很忙，近期除了入會者衆多之外，立足於滬上的宣傳體系建設和金融體系開始被提上日程。思想教育工作是復興會工作的重點，而宣傳系統，則是復興會的喉舌，滬上建立廣播網和發行報紙的事情已經開始準備，特別是報紙，初步是將原來蔡元培辦的警鐘日報重新改版。不過爲了不和當初蘇報一樣被滿清查封，革命性必須降低，娛樂性，特別是藉助小說這種新文體，和風細雨的宣傳革命，潛移默化的改變人們的思想還是很有必要的。還有就是金融體系建設，上半年在美國訂購的印刷機到了，工廠已經基本建好，組建銀行的事情被提上日程，現在整個租界基本都是洋人的銀行，至於華人的，除了中國通商銀行之外，就只有錢莊了，因此要招募金融人才還是很難的。
除了金融人才之外，貨幣也是重要的。貨幣在很多情況下是比法律都更爲重要的東西，特別是在一個法制社會裡，它就是最大的權利。正如梅耶羅斯柴爾德所說，只要我能控制一個國家的貨幣發行，我不在乎誰制定法律。真正的要在復興會控制區內行使權力，除了政治權力要被複興會所控制外，貨幣也必須是爲復興會所掌握。這個思路說起來很簡單，但是實施起來還是有很多困難的。貨幣說到底其實還是信用，特別是沒有政府擔保的紙質貨幣，要想建立信用有兩個關鍵：可以隨時提供兌換，並且遍及控制區的銀行營業網點是一個關鍵。另外一個關鍵就是新組建的農貿公司是另外一個關鍵。
銀錢的不便性大家早就知道，早在幾年前東北便有盛京華豐官貼局和盛京華盛官錢局，這兩局發行的官貼在東北還是佔有主導地位的。只是在庚子年的時候。戶部銀庫及官錢銀號被俄國人洗劫一空，直到去年在奉天將軍增琪的哀求下。才把官錢局所在讓了出來，重新發行奉錢票、銀兩票、龍元票，只是官錢局被洗劫之後，庫銀幾無，信用有限，加上俄日開戰，商業蕭條不說。雙方在東北強買貨物都只給本國貨幣，俄國還好，給的是羌帖——盧布，日本人更狠。只給垃圾一般的軍票。這樣的情況下官貼是無法如之前那樣重新在東北獲得主導地位的。而楊銳則是想趁此把自己貨幣的範圍擴大，不但在東邊道發現，在整個遼寧，甚至東北都要推廣。
待到十點一刻，他的助理俞子夷敲門之後。在門外道：“先生，已經十點一刻了。今天十點半要在印鈔廠見謝先生的。”
王季同聞言道：“好，我馬上就出來。”說完就把文件小心的放好，起身而去。
滬上開錢莊票號的人不少，但是真正懂這銀行的華人還是稀少的。幾經介紹。最後找到的時北市錢業公會的謝綸輝，此人出身餘姚泗門，是當地的望族，在滬上錢業摸爬數十年之後已經是北市錢業會館總董了。盛宣懷領頭組建的中國通商銀行雖說找了一個美國人大班，但平時一些重要決策，還是由陳笙郊、謝綸輝幾人制定的。
鑑於復興會和商務印書館的良好關係，印鈔廠設在教堂路，也就是後世江西路的德昌裡。旁邊就是商務印書館的印刷廠，而且教堂路都是錢莊，號稱是滬上的華爾街。王季同到德昌裡不久，謝綸輝就到了。見禮之後，謝綸輝又介紹自己的兩個兒子，其實兩人王季同都是認識，他們都在教育會辦的特別培訓班裡上課——爲了培養復興會的經濟人才，楊銳把教材裡一些較爲先進的內容理了出來，辦了個內部培訓班，本不收外人，但耐不住虞洽卿的死磨，很多滬上的浙江籍子弟也加了進去——大一點的叫謝韜甫，小一點的叫謝光甫，兩人都在父親的錢莊裡幫忙，他們還有個哥哥早年去了英國遊學，至今未歸。
見禮之後經過幾道關卡，在負責人張坤帶領下衆人進入車間，其實也不是進入車間，而是沿着車間裡的一道裝了一排玻璃窗的走廊參觀。最先入眼的是溼紙車間，裡面有煮布池、洗布機、壓布機等，印鈔紙十張一打，夾在溼布中間使其溼潤，爲了保證紙張溼度均勻，每隔一段時間就要翻倒，等到達一定的溼度之後，才被送往印刷車間。凹版印刷顯然要比其他印刷方式麻煩，每臺凹印機都要三個人伺候，一人上墨，一人擦板，一人上紙取紙。印刷好的鈔紙裝入鐵絲籠到烘乾室內烘乾，之後便用壓光機反覆壓平，最後是檢封、印號、裁切、差碼、封包裝箱等。
謝綸輝在錢莊裡還是見過木雕版和石版印刷的，初次見到雕刻凹版印刷，見着印鈔廠的規制有些驚奇，他拿着印好的一元紙幣對着光看了看，嘆道：“這鈔紙印的紋路清晰，凹凸有致，甚難僞造，還是洋人的技藝更精深啊。”
王季同笑道：“哎。這樣印出來的紙鈔確實難以僞造，只是成本頗高，不光建廠賣機器改廠房一共花了四十多萬，就是日常印成本也要比一般的石版印要高許多倍。光是那擦版的棉布每個月就要幾百塊。這樣印出來的小鈔，還是要虧不少的。”
謝綸輝倒是不這樣看，“小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這紙鈔印的精美，難以僞造可就等於比其他票子更有信用，更有信用那麼自然接受的人就多了，再則沒有僞鈔那麼銀行損失也小。對於錢莊來說，紙鈔的本不是大事，利錢纔是大事，有道是頭髮絲栓金元寶，有存有貸方能生財。”謝綸輝在錢業打磨幾十年，見識的僞鈔可不少，每次一見損失都頗大。
王季同經過大半年的學習，數學精深的他也明白這錢業裡的道道，這紙幣的成本再高，也要比銅元低多了。剛纔只是自謙罷了。謝綸輝是老前輩了，不據傲是應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