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啊，那你說吧，你有什麼事？”。
“我是安徽的，我叫張國強。上個月和一個朋友來這邊做生意，後來，東西讓幾個當兵的搶了，朋友也被他們關了，我人生地不熟，也不會這邊的話，身上一分錢都沒有了，就想翻山走回國去。現在實在走不動了，求你開個門，讓我歇歇腳”。
這套說辭是白天想好的，我必須要介紹自己，可又不能實話實說，只能編個故事應付。至於說東西是被當兵的搶去的，是爲了獲取共鳴，而用蜘蛛的名字，除了這個名字自己不會叫錯之外還有沒有別的意思，我自己也不明白。
“大姐，我和你說啊，我昨天晚上就來了，我還拿了你們的衣服，偷吃了東西。求大姐原諒，我實在沒有辦法了才這麼做的，我真不是壞人”。我接着補充道。
門終於開了，我在她們的警惕中慢慢走進屋子。
“你來做什麼生意？”大姐緊跟着問道。
“來收藥材的”。我不清楚從哪裡得知越南有藥材的概念，也許是蜘蛛喋喋不休之間傳給我的。
“安徽的跑這麼遠來買藥材？”大姐懷疑不減。
“是啊，我那朋友是廣西的，他們家有親戚在這邊好多年了，他帶我來的”我需要儘快解釋過去，如果她們繼續盤問，撐不了多久就會露餡的。
年老的婦人拿來一條長凳，其實就是一段樹幹釘了四條腿。
我坐了下來，擡頭面對的依舊是四隻懷疑的眼睛。
“阿姨，你看：我身上的衣服就是你們家的，是我偷的”我想利用“坦白從寬”的原則。
緊張的氣氛逐漸退去，局面緩和了下來。
她們倆也終於在另一條凳子上和我面對面坐了下來。接下來的半個多小時裡，我掌握了她們家的大致信息：
年老的是夫妻，都是50歲出頭，來越南快三十年了，在一個鎮子上有自家的店面和房子。依靠忠厚勤勞，生意算不上好，一家人的生計卻有保障。老家是廣西的，會說家鄉話和越南話，但不會普通話。
年輕的是女兒，二十三、四歲，叫潘梅。來越南才一年多，以前都在廣西，由那邊的親戚照顧，會普通話，勉強能懂越南話，但不大會說。
在她們講述時，我不時提及自己的情況，多半是家鄉的一些真實信息，這樣有利於雙方的信任。其實這會兒，信任已經無需擔心，因爲她們很快被我的慘狀轉移了注意。
她們打來了水，挑了套衣服給我，大姐生起了竈火，稍有忙碌後就和阿姨躲到一片茅草隔牆裡邊去了。
我迅速擦拭了身子，換好了衣服，正苦於沒鞋子，阿姨拿了一雙舊布鞋出來了，放下鞋子的那一刻，注意到了我腳上的創傷，連連驚歎了幾聲，又邊說邊比劃，意思是讓我坐着別動。
一會兒，大姐拿了兩塊布條出來，白色的，很接近紗布的那種。蹲下身來，用毛巾輕輕拭去血水，然後用布條認真的包裹起來，等處理完畢，鞋子是穿不下了，就當做拖鞋半趿着。阿姨已經把飯菜熱好了端到了簡易的桌上，飯是稀飯，菜是半碗青菜，許是門口地裡種的。
幸福就這樣很快將我包圍：乾爽的衣服、熱騰騰的稀飯連同腳上細緻的包裹頓時讓我周身泛起暖意，而後形成暖流傳遍每一個毛孔。這是一種我從未體驗過的溫暖，是能夠令人忘卻一切、別無所求的滿足。
我在飽暖之後，連聲道謝。其實很想問問老頭子的情況，但又不便開口，一旦相問，就說明我目睹了上午的事情，就意味着我一直埋伏在她們家邊，這一定會影響還很脆弱的互信。
竈臺邊上的一隻陶罐冒出了熱氣，中藥的味道很快瀰漫開來。老頭沒事，這應該可以佐證。我這才安下心來，在阿姨的示意下，在門口邊地上的草墊子上躺了下來。這原本是老頭睡的，給她們守門的，只是今天不能了。
母女倆拾掇了一番，進到隔牆裡去了，很快油燈也滅了。
這夜，真安詳。
但猛然的一聲驚叫，使我從地面彈了起來。
我衝了進去，阿姨正在摸索着點亮油燈，原來茅草隔牆的背後有木頭搭起的牀鋪，離地約莫一米高，牆壁也都嚴絲合縫，極像一個不大的臥室。
老頭子此時卻蜷曲在地下，似乎是摔下來的，頭部附近是一灘嘔吐物。母女倆好一陣手忙腳亂，我卻站在牀邊不知所措。直到她們想要把老頭擡回牀上，我才反應過來，趕緊伸手幫忙。
我雙手將老頭子托起，慢慢放到牀上，老頭子很輕，微微喘着氣，沒有一絲反應，頓時讓我泛起一陣心酸。
這情形可不太好，我想起有這麼一次：班裡的一個傢伙也是半夜裡突然嘔吐，送到醫務室後，小凌很嚴肅的反覆問他是否摔到過腦袋。這表明嘔吐可能和腦袋受傷有所關聯，而腦袋受傷，能輕得了？何況是這麼枯瘦的老頭子。
“我幫你們把他送醫院去看看吧？”我向她們建議道。
“要翻過後面兩座山才能到鎮上。”大姐嘀咕道。
“天亮就差不多能到的，你放心，我背得動，腳也能走”我強調自己能夠幫忙，儘管我知道自己萬萬不能靠近鎮上。
“他們纔不會給他看病。”大姐說道。
“爲什麼？”我問。
“我們是中國人啊。”大姐說。
“你不知道的，從半年前開始，越南人越來越恨我們，恨所有的中國人。幾乎是見到就搶，就打，很多人都被趕回國了，爸爸捨不得店面和房子，又不能住在鎮上，就躲到這山上來了。”見我疑惑，大姐慢慢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