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公元六世紀開始，西歐地區法蘭西部落最先進入貴族奴隸社會。公元11世紀英格蘭最後進入貴族奴隸社會，直到十八世紀之時西歐地區仍然爲貴族奴隸社會。
所以對於歷史劃分來看，十八世紀法蘭西部落大革命實爲開啓歐洲歷史的先河。
然而結束貴族奴隸社會，並不是一蹴而就。
在一千幾百年的貴族奴隸社會中，羅馬天主教教會及各部落酋長之間、羅馬天主教教會內部、奴隸與羅馬天主教教會及各部落酋長，這三種關係是構成貴族奴隸社會改變的基礎，力量是此消彼長的。
從單純的羅馬天主教教會一邊倒的碾壓，到各部落酋長開始反抗影響羅馬天主教教會，再到各部落酋長及奴隸對羅馬天主教教會的進行限制，再到各部落酋長及奴隸產生信仰分化，最後就是羅馬天主教教會徹底轉型。
十八世紀就是處於一個各部落酋長及奴隸產生信仰分化的時代。
也正是在這個時代纔會有新思想的出現，纔會出現新思想的討論，儘管還是會有各種打壓。
這就像夏商之後的周朝代，春秋與戰國時代，新思想不斷出現。
一些人就會思考未來的方向在哪裡？
未來應該怎麼解決這樣的混亂？
根據不同的見解提出不同的解決方案，也就形成了諸子百家，百家爭鳴的社會現象。
與兩千多年前的中華不同的是，中華是開創性的思想，而西歐地區是承接性的進步。
西歐地區之所以沒有淪落到蒙古的命運，一是因爲其貴族奴隸社會的根基太深，提出瞭解決權力家族化世襲的方案；二是建立起一種掠奪式的經濟模式。
但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西方沒有解決深層次的貴族奴隸社會殘餘，及建立起的掠奪式的經濟模式。
也就是沒有解決財富家族化世襲的問題，最終也逃不過歷史發展的週期律。
而西方本身依靠的是強力獲得其經濟優勢，所以其歷史週期律不會有一個過程的波動起伏，只會像蒙古、英國一樣逐漸衰落。
從十八世紀開始，自然科學的發展使得唯物主義逐漸成爲主流，相對應的就是以宗教爲代表的唯心主義的衰敗。
但是以自然科學或者是社會科學來認識世界，還是以宗教或者來認識世界，始終是影響歷史走向的兩條主線。
由此產生不同的流派，也提出不同的解決方案。
但在規律面前、在事實面前，任何學說都要經受時間的考驗。
某一種學說或許一時可以誘惑成功，但是在時間的檢驗中會使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自然科學的發展，如地球圍繞太陽轉、太陽非常多，在今天看來如此簡單的常識，在當時猶如驚天駭浪。
這種說法不僅羅馬天主教教士聽了咋舌，就是當時其他人也認爲是太過於驚悚。
牛頓的萬有引力，也使得星命之說、魔術方法不攻自破。
據說英格蘭的弗朗西斯·培根爲規定科學方法的第一人，他認爲研究萬物本身，應該排除各種模糊的字義，如“溼”“幹”，“物質”“形式”。
這也爲後來界定事物概念的含義內涵外延，提供了一種方向。
一些有識之士直接批評當時的羅馬天主教教會及各部落政務，尤以法蘭西的伏爾泰能夠鍼砭時弊，其所攻擊的弊病在法蘭西大革命後一掃而空。
伏爾泰終身堅定的主張依賴理性及信仰的進步，尤其激烈的攻擊羅馬天主教教會專制，反對理性與改革，實爲各種進步最大的障礙。
狄德羅所著《百科全書》，出版此書大費周折，蓋因爲此書所攻擊的是羅馬天主教專制、苛捐雜稅、販賣奴隸、苛虐刑罰等，並竭力提倡自然科學的研究。《
百科全書》立論平和，但是其主張非常有力，昔日羅馬天主教唯心主義的神學哲學因之失勢。
羅馬天主教最後得到改良，也不能夠不歸功於伏爾泰及狄德羅，但是即便如此其邪惡的本質仍然沒有改變。
伏爾泰及狄德羅爲對社會弊病的批評者，而孟德斯鳩爲當時部落貴族奴隸社會的維護者。
其“法意”一書中的觀點，諸歷史政制爲特種時勢所造成，所以政制的組織應該適應當時的情勢。
對當時制度批評除伏爾泰外首推盧梭（1712-1778），盧梭的主張與伏爾泰及狄德羅不同。
日後新思想都是這三派演化出來的，一派是伏爾泰及狄德羅（百科全書）向前看唯物主義派；一派是孟德斯鳩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維護體制派；另一派是盧梭的向後看的唯心主義派。
盧梭的主張認爲當時的社會問題不是思想太少，而是思想太多；人們應該依賴感情，而不是理性和腦力。
又提出西歐當時的文化思想太多了，不如返回到原始的自然狀態爲好。
從其根本的這幾條來看，其思想更多是基於其內心的幻想，而不是社會發展的本質規律。
後盧梭又寫了一本教育類的書籍《愛彌兒》，認爲“天生萬物莫不優良，一經人手莫不退化···欲保存天性之本來面目其道如何？
莫如無爲····吾人之智慧皆奴性之成見也；吾人之習慣皆仰制天性之具也。
文明之人皆生死於奴境者也。
生爲衣所縛，死爲棺所囚；一生皆受制度之約束”。
這有點類似於無爲而治的理論，也就是自由放任的意味，但是最後卻成了烏托邦的鼻祖。
人之所以爲人，就是同動物有區別。
人不同於動物的地方不在於能夠獲得馬斯洛第一層次的極致，而是能夠追求第二層次、第三層次、第四層次及第五層次。
在西歐地區各部落貴族奴隸社會中，受到壓迫的奴隸是非常渴望獲得一種能夠解脫的生活的。
所以盧梭的主張受到底層的歡迎，具體如何實現那是一回事，但是起碼給了奴隸們一種期許。
不久後又有人類自然平等及參與政治權利的主張，當時爲大衆所傾動。
其《民約》也詳細論述了這種主張。
“人類生而自由者也，而今則處處皆受束縛。一人自以爲他人之主人，而其爲奴隸也則較他人爲尤下。此種變遷何自來？吾不知也。此種變遷何以競成合法之舉乎？則吾能答之。”
盧梭認爲這種變遷原始於民意，但是統治權當屬於人民。
人民雖然可以設酋長治理部落，然而立法的權力應該被人民所操控，人民有守法的義務。
日後法國大革命第一次憲法規定法律之意義爲“民意之表示”，便是受到盧梭學說的影響。
既然法律爲民意的表示，人民有立法的權力，而立法便需要人民的代表。
人民的代表如何產生？那麼就要進行選舉，根據地區及人口！
近現代思想活動無不是從十八世紀開始，伏爾泰狄德羅所主張演變成爲了後來的所謂的右派；而盧梭所主張後來演變成爲了所謂的左派；孟德斯鳩所主張逐漸演化爲西方爲過去擴張辯解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及西方所宣傳背後的歧視邏輯來源。
而在那個年代的力量無不在這兩派中尋找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例如羅馬天主教就是右派及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極力維護者。
如果論左右兩派來說，沒有一派是可以獨自支撐一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只有兩派互相在競爭中互相成長，才能夠使其派別能夠存在。
任何一個社會只擁護一派主張都是極端行爲，早期的西方便是以極右派及社會達爾文主義爲其學說，結果是引起民衆的不滿，導致左派可以發展起來。
左派能夠發展壯大，其根源於右派的極右思維及社會達爾文主義。
最終迎來的反彈便是極左的產生，對右派勢力的震撼，才使得西方加以改善民衆的生活工作條件及放開參政限制。
如果一個社會能夠持續有效的運行，必然要容納中右和中左兩種派別，只有在競爭中才能夠使得彼此進化，而不是退化。
這兩派代表的社會力量，也才能夠在社會的發展過程中都享受到自身能力範圍內的利益。
這就是當今西方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就長遠來說如何延緩歷史週期律，不使短期內出現社會動盪，就需要解決財富家族化世襲（推恩令）。
無論任何時代，任何社會形式，所有政治構成要素中最後都能夠歸結到財富這一點上。
而財富的持續世襲，同權力的持續世襲一樣有害，迫使社會缺乏創造力，最後達到一定水平也會像中華歷朝歷代一樣出現大變動。
十八世紀還有意大利半島地區的貝加利亞（1738-1794），其所著《犯罪與刑罰》一書影響巨大。
貝加利亞主張審理案件應該公開，證人與被控者應該當面對質；秘密指控他人的案件不予受理；
不能夠有刑訊逼供，強迫別人承認有罪。並主張廢除死刑一是死刑阻止犯罪的力度不如終身監禁，二是死刑的殘酷足以敗壞觀看者的道德，例如活活燒死等等。
貝加利亞強調刑罰應該基於一定的寬大，應該以犯罪危害社會的危險程度來衡量；
貴族官吏犯罪的刑罰與平民一樣；
抄沒財產應該廢除；
因一個人犯罪，而追究他的無罪的家人，與理不合；
懲罰犯罪不如阻止犯罪的發生，欲阻止犯罪最好是將法律明示民衆，確定犯罪的刑罰；
然而一切阻止犯罪的上策，就是振興教育，開啓民智。
十八世紀亦有對於各部落對於商業的管控的批評，有自由放任主義一說，又有亞當斯密的所謂國富論。
然而其討論的水平雖低，但是終究是對西歐過去密封的貴族奴隸社會掀開了一條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