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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足輕重的一件小事竟然鬧得沸沸揚揚了。羅伯特-傑克遜的行政長官吉爾將軍指示塞利上尉爲法官們打選椅子，四名正式法官的椅子是高背、像王座一樣的座位，而候補法官的椅子則是普通的扶手椅。美國候補法官帕克受到了傷害。這個平時溫文爾雅的北卡羅來納人滿腹牢騷，他說“小椅子”是一種侮辱。另外，椅子的不同進一步表明候補法官的身分不明。他們究竟爲什麼到紐倫堡來？除了等着有人生病或死亡外，還能做什麼？帕克不僅希望在座位上平等相待，而且在投票上也要一視同仁。否則，他就要回家。
那天下午，傑克遜在法官會議室召集了一個會議，在那裡，他試圖對“倫敦憲章”沒有給候補法官投票權作出解釋。只有正式法官缺席的情況下，他們才變成正式法官。令傑克遜惱火的是，弗朗西斯-比德爾突然爲帕克進行辯護。比德爾含沙射影地說道，吉爾將軍的椅子政策是蓄意在法官中製造不和。聽到此話，傑克遜怒氣衝衝地離席而去。不論怎樣，法庭也要在椅子和投票問題上讓大家皆大歡喜。傑克遜尤其被比德爾不合作的做法攪得心煩意亂，他擔心在以後的幾天中，還會有更加嚴峻的考驗。
被告中有一個人沒有在C牢區。儘管受到起訴，他還是住在家中，這個老人身患動脈硬化、早期衰老症、偏癱、絮叨和說話語句不完整的毛病。他的名字是軍火大王古斯塔夫-克虜伯。羅伯特-傑克遜知道，德國的實業家支持希特勒掌權，因爲他們知道希特勒會制服者。沒有商人的共同參與，就沒有第三帝國。當戰爭開始時，他們衷心希望加強德國的戰爭機器。正是那個叫克虜伯的人引人注目地建立起巨炮組裝線。由於傑克遜想要有德國實業家階層的代表人物站在被告席上，所以，古斯塔夫-克虜伯被列爲主要戰犯的名單之中。
問題在於，許多醫生已經證實，將克虜伯作爲他的那個階級所犯罪行的化身是行不通的，因爲他年老體衰無法出庭。傑克遜沒有被難倒。古斯塔夫-克虜伯有一個叫阿爾弗雷德的兒子，在整個戰爭期間，他一直是克虜伯工廠的總監。傑克遜請求法庭，如果不能起訴他的父親，就起訴阿爾弗雷德。至是月14日，法庭就這個問題在紐倫堡舉行首次正式會議。克虜伯家族的律師爭辯，由於父親不能出席審判就審判兒子的做法不公平，傑克遜予以反駁，德國實業家階層製造了戰爭罪行，必須受到審判。
聽證會後，法庭成員離開法官會議室，討論如何作出決定。諾曼-伯基特爵士渾身發抖地表示懷疑，他說，傑克遜的辯詞令人憎惡：“這不是一場足球比賽，你不能因爲一名運動員生病，就簡單地派一名替補隊員上場。”傑克遜的請求被否決了。
會後，比德爾法官請赫伯特-韋克斯勒到他的寢室來一趟。他說，他不喜歡在別人的面前同鮑勃作對。但是，比德爾認爲，傑克遜表現得太蠻橫，甚至是愚蠢的。他說，他開始察覺，傑克遜是一個自以爲是的、狂熱的人。比德爾問，韋克斯勒沒有注意到這種行爲嗎？韋克斯勒答道：“我想，當法官拒絕傑克遜的請求後，他幾乎都要精神崩潰了。”
弗朗西斯-比德爾逐漸地喜歡上了紐倫堡。但是，他不是法理上的法庭庭長，那個和藹可親、埋頭幹活的傑弗裡-勞倫斯爵士卻獲得了那個榮譽。然而，比德爾認爲，事實上，其他法官在他所希望的一切事情上，克虜伯案件、椅子問題，甚至在他們應該在法庭上穿什麼都附和他的觀點，這差不多都令人感到尷尬。在後一個問題上，比德爾建議，不管他們喜歡穿什麼，只要在得體的範圍內就行。那個意見也被接受了。這時，天已經晚了。
傑克遜度過了困難的一天。他的年輕的助理檢察官、研究人員、文件專家和翻譯同他一樣，每週工作六十至七十個小時，他們爲幾天後就要開始的審判準備着。可笑的權力鬥爭、房屋管理危機、同比德爾的爭執等等，這些令傑克遜惱火的問題已不是他考慮的最重要的事情了。他負責發表起訴用的公開講演。愛好修辭、天資聰穎、喜歡用短語的傑克遜要儘可能地利用一切時間，把他的致詞潤飾成一篇激情洋溢的稿子。然而，他卻被無關緊要的事情折磨着，他要決定誰睡在哪間屋裡，他還要決定什麼式樣的座位可以放在一個北卡羅來納法官的屁股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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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斯特爾特上校嚷道：“再快點！再快點！”艾森豪威爾的前任翻譯，尚未得到檢驗的IBM的同步翻譯系統的倡導者多斯特爾特上校在司法大廈的頂樓建起一個模擬審判定。一人扮演檢察官，另兩人則分別扮演被告和法官。多斯特爾特正在測驗一名前來自薦充當同步翻譯的求職者，着她是否跟得上“證人”。速度是嚴峻的考驗。翻譯必須在發言人開始說話後的八秒鐘內開始翻譯，否則，積壓的話就太多了。大學教師也許能成段地翻譯尼采或叔本華的書面文字，但是，當他們涉及到一個集中營廁所設置的題目時，就經常搞得一團糟。多斯特爾特的一名在維也納出生的美國助手彼得-尤伯拉爾中尉已經開發出一套實用檢測方法。尤伯拉爾要求應試者用兩種語言滔滔不絕地說出十種樹木、十種鳥類、十種醫學術語、十種汽車零件的名稱。他們正在尋找閱歷深、語言能力強、知識廣博的人。尤伯拉爾一直對許多城市居民不能用任何一種語言說出十種農具感到吃驚。
多斯特爾特作出一項基本決定。讓譯者用其母語聽，用另一種語言譯，這將是最佳方法。他們發現，譯者首先必須完全理解聽到的內容，然後才能找到合適的字眼，用第二種語言表達出來。
他們最感頭痛的是德語。由於動詞通常出現在句子的末尾，譯者根本就不知道一句話是從哪裡開頭的。但是，他們又不敢等得太久再開始翻譯。用英語表達一句話是“我完全不知道死亡集中營的存在”，但是，譯者聽到的德語都是“關於死亡集中營的存在我完全不知道”。
多斯特爾特派出他的副手，具有語言天賦的海軍少校阿爾弗雷德-斯蒂爾遍訪歐洲，尋找他們需要的語言天才。斯蒂爾在日內瓦的國際聯盟突擊尋找過。但是，他發現在那裡的許多譯員歲數都較大，他們習慣於書面文件的翻譯，不能適應快速的、當場進行翻譯的壓力。在巴黎國際電話交換中心，斯蒂爾的運氣還不錯。接線員習慣於每天快速地用外語對話。最後，斯蒂爾不管候選人的背景如何，在二十個候選人中只找到一個具有在同一時間裡既能聽又能說、思維敏捷的候選人。
最後一名候選人落選後，多斯特爾特開始搜尋修復司法大廈的丹尼爾-基利上尉。羅伯特-傑克遜正在尋找他。審判開始的那一天，一切都有賴於翻譯系統準備就緒。多斯特爾特發覺基利在樓下的審判室裡，正監督着安裝證人席。多斯特爾特暴躁地問，IBM的設備抵達沒有？基利不慌不忙地回答，還沒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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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月的一天早上，電話從羅伯特-傑克遜辦公室打到文件調查人員的住地。首席檢察官要爲他的開庭演說提供最令人信服的材料。傑克遜所需要的文件，是繼其他檢察官和辯護律師索取的文件後最重要的文件，在最近的幾天中，所有這些文件使羅傑-巴雷特中尉的文件室變成一座有組織的瘋人院。斯蒂爾的文件架亂糟糟地從地面一直架到天花板，以便放置源源不斷地送來的文件。負責整理文件的工作人員在移動梯子上爬上爬下，爲檢察官尋找可以判處被告有罪的關鍵材料。最近，鄧尼茨元帥的參謀又額外地上繳六千份德國海軍文件，這些文件必須進行分類處理，並增編進原本已經暴增的文件清單中。巴雷特撥通了他的上司斯托裡上校的電話，要求更多的空間和更多的支援。他對上校能否堅持尋求支援缺乏信心，他認爲斯托裡很容易相處，但不太尊重他的意見。工作人員喜歡故意模仿斯托裡隨和的舉止和帶口音的慣用語，尤其是他把他們處理的文件稱作“達卡門茲”。
芭芭拉-平尼思是一個有魅力的、活潑的英國戰爭寡婦，她剛剛從柏林蒐集文件回來。她告訴巴雷特，這些德國人是不可信的。她拿回來的一份報告描述了一隊膽大妄爲的黨衛軍所幹的一件事：他們把收容所的難民裝滿一輛運貨汽車，把汽車的排氣管插進汽車後部，然後駛向墓地。汽車駛到目的地時，車上的人已被廢氣薰死，只待掩埋了。這還沒有使平尼恩感到太大的震動。到目前爲止，她事實上已經從文件上讀到了各種各樣慘無人道的暴行。最令她吃驚的是這些報告的附言，附言寫道：“狗希姆萊夫人和所有的小希姆萊們致以我最崇高的敬意。”他們怎麼能寫下這種蠢話呢？她想不明白。他們一定從未想到有可能輸掉這場戰爭。
巴雷特知道，他們面臨着一場職業危機。作爲文件室的負責人，他對此感受尤深。一份敘述射殺三十名無事人質的報告甚至不值得翻譯，因爲還有許多更嚴重的事件。最近從毛特豪森集中營中取回來的“死亡之書”，使巴雷特再次受到震撼。條頓人熱衷於保存記錄，這就需要將每一個處死的人記錄在案。很明顯，真相不能透露。因此，黨衛軍文書管理員就煞費苦心地將死亡者的名字、死亡時間和死亡原因—一記錄下來；根據這些記錄，人們在某一鐘點，按字母排列順序先後死去，一分鐘一個，死因是心臟病，下一個鐘點皆死於中風，再下一個鐘點則死於另一個虛構的原因。
但是，巴雷特發現，由於一再閱讀此類恐怖事件的記錄，意識變得麻木了。第一次讀到關於屠殺兒童的文件時，簡直就不敢相信，第十次讀到此類文件時，覺得悲傷，到第五十次讀到此類文件時，思想就走了神，竟然會想着今晚在紐倫堡大飯店的餐桌上能吃到什麼菜。巴雷特相信，那是他們的工作中最糟糕的部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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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五日，距審判開始還有六天，一隊IBM的工程師乘坐一架C－47運輸機，帶着六箱貨物在Y28跑道降落。包括爲法庭官員和參觀者準備的五百五十副耳機在內的同步翻譯設備，被胡亂地送往各地，其中一些設備被送往秘魯。設備最終送抵後，多斯特爾特上校就纏着丹尼爾-基利把它們安裝好。基利已經幹了許多令人心驚的事。就在最近，審判室的一處地板掉到地下室去了。這位建築師通常在他辦公室的長沙發椅上，每晚勉強睡上四個小時。他向多斯特爾特保證，他的翻譯系統在審判開始的那天肯定會安裝就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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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伯特-傑克遜吼道，難道那個女人就不能不攪局嗎！他在菩提樹大街住處樓上四周圍以玻璃的保管室裡。艾爾絲氣喘吁吁地跑進來，目睹了凌亂的場面。傑克遜把他爲起草開幕演講作準備的文件整理成堆。他們的好管閒事的女管家哈塞爾太太非要打開室內窗戶通風，傑克遜說。一場大風颳來，他精心排列好的文件現在被弄得亂七八糟。艾爾絲手腳並用，收拾起散落的紙張來。傑克遜賴然倒在一張椅子上，看着她利落地收拾好一切。現在是星期日晚上，實際上，夜晚的幾個小時是他唯一能夠用來撰寫演講稿而不被打斷的時間。
傑克遜說：“令人傷感的壯觀。”那是他要在他的開幕式演講中要採取的調子，那也是他展望審判的心境。他說，他把這篇講稿視爲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舉動。他要通過它向全世界宣告“紐倫堡之謎”。他們對傑克遜的講稿再次進行加工。傑克遜搬來一把扶手椅，艾爾絲也坐在桌前。他們工作的方式是如此的步調一致，以至於不用說什麼話。傑克遜從公文包內取出一本黃色的律師用便箋本，艾爾絲找出她的速記本。他開始說：“德國成爲一座巨大的行刑室，全世界都聽到受害者的慘叫，它令文明人顫慄。”傑克遜通常僅在本子上隨手做些筆記，一旦開始口述講演詞，就是一篇絕好的文章。艾爾絲對此一直感到驚異不解。
傑克遜腔調一變，轉換成洪亮的聲音。他說，他有一個問題。“倫敦憲章”規定了死刑，當罪行達到極爲兇殘的程度時，按照慣例，檢察官就會要求判處極刑。然而，他一生都反對死刑。他說道：“一個完全文明的社會從來不會對人宣判死刑。”所有的死刑懲處都是對暴力的制裁。當然，他能夠理解是納粹屠夫的暴行激起人們要求以血還血。他有權以他個人的道德觀念拒絕憲章所允許的理由非常充分的最苛刻的懲罰嗎？艾爾絲問傑克遜，他想要求什麼樣的刑罰呢？傑克遜最後說，在這個問題上，他什麼也不會說。處罰應由法官們去決定，他的作用是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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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勒斯上校盯着他的剛來的工作人員說：“牧師，記着，你到這裡是來履行《日內瓦公約》的要求的。你要提供精神上的規勸，你來到這裡不是讓任何人皈依宗教信仰。”亨利-F-格雷克少校站在安德勒斯面前，他是一個魁梧的路德教派的軍隊牧師，五十四歲的年齡，來自聖路易斯，他剛剛被派到保安局。格雷克在密蘇里州一個講德語的農家長大，他講的語言質樸無華。當大多數人滿足於待在家中，通過收音機收聽戰況的時候，他就參軍了。他的兩個兒子在戰鬥中身受重傷，而他們與之戰鬥的人就是安德勒斯上校要他到C牢區去見面的那些傢伙。
信仰新教的犯人發現新來的牧師有着謙恭的品行和普通人的長相，也就是說，一個本應被納粹政權消滅掉的那種普通的神職人員。可是，凱特爾陸軍元帥卻立即喜歡上了格雷克牧師。凱特爾覺得格雷克不像逮捕他的人和同他在一起的犯人那樣鄙視他。
巡視單人牢房後，安德勒斯詢問格雷克對這些犯人的看法。格雷克答道，他不考慮他們的世俗罪問題，他的職責僅僅在於照料他們的靈魂。他們路過當作監獄辦公室的那間單人牢房。安德勒斯停下來，爲格雷克介紹他的天主教同行西克斯圖斯-奧康納神父。奧康納握握格雷克的手，他微笑着說：“我們天主教徒最終只能負責這些罪人中的六人，你身邊有十五個人惦記着你呢。”格雷克笑了，他覺得他和犯人會融洽相處的。
古斯塔夫-吉爾伯特和凱利安排了一次智商測驗，吉爾伯特正在記錄被告們的答案。距審判開始只有幾天了，這兩個美國人意識到，任何分散注意力的活動都有助於減輕犯人們的焦慮，測驗結果也會爲他們的專著提供令人着迷的內容。
犯人們用的是德國版的韋克斯勒一貝爾維尤成人智力測驗，這是爲測試記憶力、使用文字和圖像進行思維的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思維速度，以及觀察力而設計的方法。赫爾曼-戈林像一個活躍、聰明的小學生那樣開始進行測驗。在記憶部分裡，戈林能夠記住不斷增加的一連串數字中的前八位數和後六位數。他哀求道：“噢，得了，醫生，讓我再來一次。”吉爾伯特告訴他，他已經是做得最好的一個了。六十九歲的雅爾馬-沙赫特擔心他的年紀會影響他的得分。吉爾伯特告訴他們，測驗結果要根據年齡進行調整。平素極爲傲慢無禮的沙赫特向吉爾伯特承認，他連簡單的數學題都覺得費勁。吉爾伯特問，你不就是爲德國重整軍備籌措資金的那個天才嗎？沙赫特答道：“任何一個精通數學的金融奇才都更像一個騙子。”
尤利烏斯-施特賴歇爾證實了吉爾伯特對他的智力的懷疑。這個上了歲數的暴亂煽動者，他要在一分鐘內算出，用五十芬尼買七張兩芬尼的郵票，應當找多少錢。施特賴歇爾說：“不要用這些小孩子的算術題來煩我，考考我複雜一些的計算題吧。——
如果把一百分作爲一般人的智商，一百二十至一百四十分當作大學畢業生的水準，那麼，施特賴歇爾的得分最低，只有一百零六分。帝國駐荷蘭的最高長官，有學者風度、沉穩的阿圖爾-塞斯一英夸特得到了最高分一百四十一分。但是，由於沙赫特有年齡上的優惠，他得到一百四十三分的最高分。沙赫特說，這恰好如他所預計的那樣。吉爾伯特感到奇怪，具有非凡才智的阿爾貝特-斯佩爾只得到區區的一百二十八分。吉爾伯特知道，測驗是一種有侷限性的方法，不可能把構成才智的諸多因素—一查明。漢斯得到一百三十分，比得到一百三十八分，名列第三位的戈林低得多。但是，吉爾伯特和這兩個人都打過交道，在掌握抽象哲學、社會問題，以及審美的細微差別上，弗蘭克明顯地優於戈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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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爾絲驚慌地把頭伸進羅伯特-傑克遜的辦公室，報告魯登科將軍要求立即見他。傑克遜說，當然可以，他來得正是時候。羅曼-A-魯登科來自蘇聯司法部，他是蘇聯首席檢察官，與傑克遜的職務對等。三十八歲的魯登科出身於烏克蘭農民家庭，長着一副寬闊、英俊的臉龐。傑克遜希望，魯登科是爲答覆他多次向蘇聯人提出的提供更多的文件這一要求而來的。美國方面已經提供了非常多的證據。迄今，俄國人打算提供的文件是一個蘇聯政委提供的一些納粹分子的供認狀，它們遠未達到傑克遜所要求的客觀而且足以證明其有罪的標準。就在幾天前，各登科自傑克遜擔保過，一輛載滿符合傑克遜要求的文件貨車從蘇聯佔領區的萊比錫上路，估計在這幾天就會抵達紐倫堡。
魯登科坐下來，挑釁地瞪着雙眼。他說，文件不會來了。美國士兵衝進貨車，恣意焚燬了蘇聯文件。傑克遜試圖抑制住他的惱怒。他知道，俄國人在納粹手下遭受的苦難比其他任何國家的人都多。他們的軍民死亡總數超過二千萬人。他表示同情，但是，傑克遜揣摩不透俄國人自拆臺腳，故意作對的做法。這是另一個口實嗎？美國士兵當真焚燬了珍貴的蘇聯證據？傑克遜告訴魯登科，他自然會調查蘇聯文件的事情。但是同時，他說，他希望在10月17日星期六，由他主持的爲來訪的蘇聯副外長安德雷-維辛斯基接風的宴會上，能夠見到將軍。傑克遜的熱忱似乎平息了魯登科的怒氣。
傑克遜法官收到來自軍方的一份關於一車蘇聯文件下落的報告。一隊美軍確實焚燬了文件。他們感到寒冷，而一車文件紙就成了他們最湊手的取暖材料。傑克遜希望他爲維辛斯基接風的宴會能夠緩和同俄國人的關係。他指示沃內特斯上尉要把宴席準備得儘可能豐盛。同時，他不得不向羅曼-魯登科做出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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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倫堡對多諾萬將軍來說已經成爲一個令人動情的救生筏。多諾萬在遠東長時間駐留後來到紐倫堡，尋找審判中最有影響力的職位，而這已經各有其職。而且，在傑克遜家中的令人不快的晚餐後，他強烈地意識到，他和這位首席檢察官的蜜月已經結束。但是，令他欣喜的是，他有了一個落腳的去處。杜魯門把戰後的美國戰略情報局看作是初期的美國蓋世太保，並且實際上已經解散了多諾萬的命根子——情報局。將軍的無盡的活力現在在司法大廈找到了一個新的施展機會。
不過，多諾萬無事可做，只能在過道里閒逛，同秘書們話家常。終於，他的機會來了，他收到雅爾馬-沙赫特的一封信。狡猾的沙赫特巴結多諾萬，稱他爲“一位名聲顯赫的軍官”和一個“理所當然地享有國際聲譽的人”。這個老金融家接着問多諾萬是否有興趣看“一份闡明納粹政權恐怖的根本原因和形勢的摘要，因爲我體驗過它們”。作爲一名有經驗的審判室律師，多諾萬感覺到，這個被告離準備提供揭發同謀犯的證詞已不遠了。如果他能讓沙赫特站在法院的證人席上作不利於他人的證明，那將是一個重大的突破。
當戈林得知多諾萬表示願意聽取他們的證言後，他也抓住這個時機。他給多諾萬捎話，他願意開價作不利於裡賓特洛甫、卡爾登勃魯納、沙赫特和斯佩爾的證明，戈林同所有這些人共事多年，他要向曾對他的男子氣進行過誣衊的猜移施特賴歇爾做反證。戈林的代價是，在行刑隊前體面地死去，而不是在繩索的一端丟臉地結束生命。多諾萬不難想象出這樣的情景：沙赫特反證戈林，戈林反證斯佩爾，斯佩爾反證紹克爾。多麼壯觀的場面，納粹領導人們在世界面前相互毀滅。多諾萬開始親自審訊紹克爾。
當約翰-哈倫-阿門過來抱怨多諾萬干涉他管轄的事務後，傑克遜法官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阿門想要弄清楚，他是不是審訊行動隊隊長？爲什麼多諾萬要越俎代庖？傑克遜面對一個痛苦的兩難局面。他深知他欠多諾萬的太多。但是，他不滿將軍的干預，不贊成多諾萬想要介入審判的想法。傑克遜派斯托裡上校詢問多諾萬，他到底想要幹什麼。多諾萬受到了傷害，尤其由於傑克遜用斯托裡這樣的戰略情報局的舊人來負責處理這件事。多諾萬認爲，他們這種身分的人不配做調解人。
後來，傑克遜請多諾萬到他的辦公室。他們彼此仍然稱呼“鮑勃”和“比爾”，但是，屋裡的緊張氣氛是顯而易見的。傑克遜沒有立即提及爭論中最讓人頭痛的內容。傑克遜先發了一通牢騷，他的意思是說多諾萬反對把德軍最高統帥部作爲一個犯罪集團起訴。多諾萬說，這不完全對。他贊同將軍人作爲個人起訴，而且，他當然同意起訴像黨衛軍和蓋世太保這樣的組織。單是這些組織的成員這一條，就足以給那些人判定犯有戰爭罪。但是，只是由於將軍和元帥是高級將領，就給他們定罪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自己就是著名的第六十九戰鬥團團長，率領部隊戰鬥過。他知道他的“愛爾蘭士兵”在激烈的戰鬥中槍殺過投降的德國士兵。如果德國人贏得那場戰爭，難道多諾萬也會成爲一名戰犯？多諾萬說，絞死一名將軍是因爲他犯下罪行，而不是因爲他是一個將軍。傑克遜答稱，他無論如何也要義無反顧地起訴德國最高統帥部。
傑克遜接着提出多諾萬與沙赫特和戈林進行交易的問題。傑克遜說：“我不想要任何交易。”一個檢察官可以利用訴訟交易，讓一個同謀提供另一個犯人的罪證，從而查清一件普通刑事案件。但是，這種審判室裡的鬼打戲在一個涉及深刻道德問題的國際法庭裡沒有市場。傑克遜說，無論何時，根據同謀犯的揭發，給一個被告定罪，這項罪名都帶有異味。
多諾萬反駁道，來到審判室，告訴德國人說，因爲我們認爲他們的上司有罪，所以就有罪，這些德國人絕不可能相信。但是，將第三帝國名氣最大的那個人帶到被告席上，讓他當衆招認自己有罪，那將使人人信服。傑克遜說：“比爾，你也許是對的”。唯有時間能說清楚。“煙是，這很湊巧，我負責這一切。而且，我將用無可爭辯的文件證據審判這個案子”。
第二天，多諾萬收到傑克遜的一封短信，信中稱，“由於我們的觀點不同”，他不準備在審判中讓他處在更顯著的位置上。多諾萬完了。他沒有靜悄悄地走。他拜會了弗朗西斯-比德爾，並且告訴他，用所有的文件證據審判，會像堪薩斯一樣令人乏味。此外，他還發現傑克遜是一個平庸的管理者，起訴辦公室是一片混亂。無論如何，他也不願成爲這場大失敗的一部分。他聲明，他沒有在傑克遜背後談論這些話。他在紹傑克遜的一封信中同樣說了這樣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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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貝特-斯佩爾決定下來的策略是果斷地爲他的行動負責，並且爲德國人侵略和殘暴的戰爭行徑表示真誠的悔悟。但是，從他能夠蒐集到的戈林、沙赫特和美國人搞的默契看，他認爲打另一副牌尚需時日。難道他在被捕之後沒有給美國戰略轟炸調查團提供非常寶貴的訊息嗎？他沒有勸說其他的德國科學家與美國人合作嗎？他相信，這種合作對於擊敗日本起到了作用。雖然他們不能公開地承認，但是，美國人明顯地準備同俄國人進行不可避免的對抗，而且，當這一對抗到來時，斯佩爾的知識就會變得毫無價值。他必須迅速地行動。現在是11月17日，審判將在三天之內開始。斯佩爾向他的牢房看守要了鉛筆和紙，開始用整潔的印刷體字母寫道：“我擁有某些涉及到軍事和技術問題的情報，需要有關人員瞭解。”他繼續寫道，他是唯一知道美軍對德國空戰中犯過的，而美國人不想再犯的那些錯誤的人。他知道如何有效地使工業停止運轉。他寫道，如果被判監禁，“我不想落入俄國之手。我的知識要待在籬笆的這一邊”。他指出，如果被判死刑，他所知道的一切就會喪失。他把起紙來，在外側寫道“轉交傑克遜法官”。
傑克遜、他的兒子比爾和艾爾絲離開在菩提樹大街的房子，鑽進軍用雪佛蘭轎車，它已經取代了裡賓特洛甫的豪華轎車。傑克遜本想在汽車裡潤色開幕式講話的最後草稿。但是，多諾萬的干預顯然已經在C牢區交口傳開了，訴訟交易可能因起訴而被取消。還怎麼解釋他從公文包中抽出來的信呢？傑克遜讀完斯佩爾的陳述後，非常煩躁。斯佩爾在信的結尾處提出，不能讓“第三方”指俄國人獲悉他所知道的任何東西。使俄國人排除在外的唯一辦法是，斯佩爾不必走上法庭。很明顯，被告們還不知道多諾萬和他的起訴謀劃已經失敗。阿爾貝特-斯佩爾將同其他被告一起受到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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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月，俄國人爲慶祝十月革命節舉辦宴會，引發了一場社交界的轟動。客人們驚喜地發現從高加索空運來的一碗碗的魚子醬、一瓶瓶的伏特加酒，以及美味佳餚。蘇聯副外長安德雷-維辛斯基剛剛抵達城裡，來出席審判的開幕式，而現在，輪到傑克遜在紐倫堡大飯店回報俄國人的感情招待了。作爲首席檢察官，維辛斯基在蘇聯30年代進行的審判中具有令人恐懼的名聲。他涉嫌操縱對一名叫塞雷佈雷夫科夫的同志的審判和死刑，爲的是得到他在莫斯科郊外的一處別緻的鄉間小別墅。在紐倫堡，傑克沙發現維辛斯基具有自相矛盾的扭力，他一會兒是一個教條主義者，用標準的語言詆譭西方，一會兒又成爲一個精力充沛、志趣相投的機智夥伴。傑克遜認定，維辛斯基既是演員，又是忠誠的員。當傑克遜向俄國人發出邀請時，他想，爲慎重起見，應該告訴俄國人，國際軍事法庭的法官們也將出席宴會，請維辛斯基不要發表任何有關審判的談話。
在雞尾酒招待會期間，衆人議論紛紛的是一樁看起來初露端倪，而且很可能是危險的事。帕克法官的首席助手是參加過“突出部之役”，相貌英俊的羅伯特-斯圖爾特少校。斯圖爾特和他的南方人老闆一樣，早在市民生活裡就受僱做帕克的法律秘書，他在紐倫堡同樣做這種工作。這天晚上，斯圖爾特似乎離不開房中那個最有吸引力的女人，尼基欽科的口譯翻譯塔尼亞-吉莉亞雷夫斯卡僅。這個身材嬌小、亞麻色頭髮、藍眼睛的美人，在十月革命招待會上初次登上紐倫堡社交界。她證明自己是可愛、活潑的，她談論《飄》和馬克-吐溫的作品，以及一批最流行的歌曲，所有這些都是用美式英語說的。斯圖爾特成爲第一個打破東西方沉默屏障的人。他邀請塔尼亞-吉莉亞雷夫斯卡婭在紐倫堡大飯店共進午餐。在那裡，他們覺察到俄國候補法官A-F-沃爾奇科夫中校懷疑的目光，有傳聞他是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在紐倫堡的人，蘇聯秘密警察的一條看門狗。第二天，斯圖爾特向比德爾法官請教他應該怎樣得體地處理這件事，比德爾答道：“大膽些，不要放棄。”現在，在爲維辛斯基舉行的宴會上，斯圖爾特獨佔了這個年輕女士的注意，她似乎是斯圖爾特的一個心甘情願的同謀。
燈光暗淡下來，這是宴會準備開始的信號。在用甜點和上咖啡的間隙，傑克遜站起身，向貴賓致以措辭考究的祝酒辭。結束講話時，他向在座的客人介紹：“外交部的A-I-維辛斯基先生，我想他要講幾句話。”維辛斯基手中端着一杯伏特加酒站起身。站在他右邊的是一個可能被人誤認爲是美國大學生的靦腆的年輕人。事實上，他是蘇聯首任駐美國大使的兒子，他叫奧列格-特羅雅諾夫斯基，畢業於達特茅斯學院。特羅雅諾夫斯基已經被派到紐倫堡，爲法庭做翻譯。
維辛斯基喝乾他的杯中物後說：“伏特加是男人的敵人，因此必須要把它消滅光！”客人們歡呼喝彩，並紛紛效仿。接着，他簡要地述說法律界的友好關係，以及他們能爲從事這項可以自由表達觀點的職業而感到十分幸運，而不像外交家那樣不得不“像一條繫着皮帶的狗一樣”行事。他的話引起更多的笑聲。維辛斯基舉起一杯重新斟滿的酒杯說：“現在，我提議爲被告們乾一杯。”屋內一片寂靜。維辛斯基繼續說：“這裡是爲下星期二接受審判的所有被告定罪的地方。”奧列格-特羅雅諾夫斯基看上去不自在，但是，他還是把維辛斯基的話譯成英語。維辛斯基又說：“他們的路將直接從法庭通向墳墓。”特羅雅諾夫斯基翻譯之後，聽到幾聲神經質的竊笑。帕克法官大聲地向斯托裡上校耳語道：“在我聽到證據之前，不管他犯了什麼罪，我都不爲任何一名被告判刑而乾杯。”
在乘車回菩提樹大街的路上，羅伯特-傑克遜蜷伏在他的轎車的後排座位上陷入了沉思。在紐倫堡大飯店的酒會之後，他正在試圖揣摩維辛斯基和魯登科，以及先後出現的大多數蘇聯人——一誇誇其談的、扭怩作態的、鄉巴佬似的、可愛的、過分敏感的、或者沒有思想的蘇聯人的行爲。英國和美國的工作人員始終在互相開玩笑，彼此說些並無惡意的帶刺的話。俄國人不會受人戲弄，他們會立即有所戒備。今天晚上，痛飲的這二十多杯酒到底是什麼意思？一些美國人認爲這是使他們放鬆警惕而失言的圈套，以利於蘇聯情報機構。傑克遜不這麼認爲。俄國人通過對他們的革命，根除了貴族階級。他們摧毀了中產階級及其價值觀，只剩下一個無產者的領導階層。他們通過狂飲把整個社會降低到他們感到舒適的那個水平，男人們按照陳腐的陋習比賽酒量，看誰最後喝到桌子底下去。他們的品行使傑克遜得到另一個不可避免的結論：俄國人患了一種民族自卑症。
53
泰克少校從牢區巡視回來後，向安德勒斯上校報告，卡爾登勃魯納說自己頭痛得厲害，在操場上，施特賴歇爾往一名新來的犯人身上吐口水。安德勒斯問，向醫生通告卡爾登勃魯納的情況了嗎？泰克答道，是的，通知了。安德勒斯想知道，施特賴歇爾向哪一位犯人吐口水。泰克說，漢斯-弗裡奇。俄國人剛剛把他移交過來。上校命令道，暫停施特賴歇爾的運動特許一個星期。
施特賴歇爾想要同弗裡奇攀交情。他說，他們終究都是新聞界人士。弗裡奇答稱，施特賴歇爾的《衝鋒隊員》是低毀納粹運動的令人作嘔的報紙。弗裡奇告訴施特賴歇爾：“每當我在國外的報導中看到轉引的一派胡言亂語，我就躲開。”施特賴歇爾就是因爲這向弗裡奇臉上吐口水。接着發生的施特賴歇爾和守衛的扭打使每個人都沒有注意到卡爾登勃魯納古怪的行爲。他已經開始在院子裡搖搖晃晃地移動着了，不久，他就頹然仰倒在他的單人牢房裡。醫生診斷他患了亞蛛網膜出血症後，將他送往醫院。覆蓋在大腦上的薄膜裡的一條血管已然破裂，病情可能是致命的。
安德勒斯上校被搞得心煩意亂。卡爾登勃魯納的病不是他的錯。但是，在開幕式那天，又一名被告將不能被送上法庭的被告席。他問凱利和吉爾伯特，怎麼搞的？他們解釋道，恐懼和緊張可能導致卡爾登勃魯納的血壓升高到崩潰點。安德勒斯嘆了口氣，恐懼和緊張，這些情況正是監獄的精神病醫生和心理學專家應該設法預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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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開始的頭一天，司法大廈處於臨戰的一片繁忙景象。丹尼爾-基利正在審判室緊張地指揮鋪設從巴黎黑市購買的地毯。他把安裝隊長時間地留下來檢查通訊設備。他仔細檢查安裝好了的日光燈，這些日光燈取代了廢棄的枝形吊燈。這樣，新聞記者不用令人分散注意力的閃光燈就可以拍照。他在厚實、不顯眼的玻璃後面安設了許多攝影點，攝影機可以從這裡悄然無聲地拍攝。他又跑到底下一層，檢查他安裝的記者室，這間記者室大得足以同時容納一百多名記者。
在記者室裡，正在爲CBS做報導的威廉-L-夏伊勒和霍華德-K-史密斯坐在一臺打字機前，啪啪作響地打報導。復伊勒曾從德國對納粹主義興起做了大量的報導，現在故地重遊，報導納粹主義的覆滅，他覺得這是一個令人滿意的結局。在參觀了這座城市的廢墟後，他現在正在報導他的感受。夏伊勒寫道：“紐倫堡消失了，一堆堆難以言表和沒有修復希望的碎石。”他試圖尋找他特別喜歡的啤酒園“美鈴酒家”，它已經蹤跡皆無了。他搭乘一輛汽車外出，來到齊柏林田徑場，站在他於1937年聆聽希特勒演講的正面看臺前。他回憶起當希特勒宣佈“德國人的生活方式一定會主宰下一個一千年”時，一羣羣觀看的德國人叫喊得聲嘶力竭。
夏伊勒對德國人，甚至是他所遇到的最好的德國人，在表達他們目前的不幸的方式上感到沮喪。他就30年代德事集結的教訓問題詢問過一位反納粹的工程師。工程師答稱，如果戈林把德國空軍建設得更好，那麼，他們的城市現在就不會是一片廢墟。復伊勒埋頭整理他的報導的同時，轉身詢問身邊的一個正在工作的德國記者，德國人對審判抱有多大的興趣。德國記者答道：“噢，他們覺得這全是宣傳。”
第二天就要上法庭，但還沒有什麼像樣衣服的被告被集中在牢區的門廳裡，試穿一種木起眼的、藍色和棕色相間的套服。一位應徵的德國裁縫爲施特賴歇爾量袖口。紹克爾正在試穿一雙新鞋，弗蘭克正在穿一件白色襯衫。由於服裝設計呆板，品質低廉，裁剪粗糙，被告們看上去就像一羣第一次參觀大城市的鄉巴佬。
魯登科將軍的副官Y-V-波克羅夫斯基上校正在給傑克遜法官打電話，堅持要見檢察官。波克羅夫斯基來到辦公室，他戴着好戰的盾形徽章，這種徽章在蘇聯通常是報喪的人帶的。波克羅夫斯基宣佈，必須要延遲審判。傑克遜不信任地看着波克羅夫斯基。傑克遜問，延遲？多長時間？俄國人答道，不能肯定。魯登科將軍在柏林病倒了，他患了瘧疾。傑克遜感到懷疑和惱火。傑克遜說，審判不能在最後時刻改變原來的日程。波克羅夫斯基警告說，審判在沒有蘇聯首席檢察官參加的情況下開始，會被看作是一種當衆故意冒犯蘇聯的舉動。波克羅夫斯基說完後離開了辦公室。
尼基欽科將軍給傑克遜法官帶來內容相同的消息。那天下午，傑克遜帶着這一消息在法官室召集了一次會議，商討解決危機的辦法。同時，他指示艾爾絲給軍醫處打電話，查詢是否確實有人在柏林因瘧疾而病倒。
同傑克遜有交往的新聞記者戈登-迪安不久就獲悉俄國人剛剛製造的麻煩，他向傑克遜建議，傑克遜應該就審判安排事宜，用幾分鐘時間向新聞界做出說明。迪安問，傑克遜要取消審判嗎！傑克遜告訴他，一切都按照準時開始審判的程序在進行之中。
擠成一團的記者向後退着，給迪安和安德勒斯上校讓路。大多數新聞界人士是頭一次見到監獄長官，從他的外表和舉止看，他似乎勝任他的角色。他們不清楚的是，爲什麼安德勒斯這麼不喜歡同他們打交道。直到這次不可避免的露面，他依然讓他的副官泰克少校同大多數記者接觸，搪塞了事。
迪安開始向記者們說明他們可以使用的專用設備。他向一個士兵做了個手勢，那個士兵按動一枚按鈕，一個蜂音器響了一聲。迪安說，一聲蜂鳴是審判室發生值得注意的事情的信號，兩聲蜂鳴是重要的意思。三聲蜂鳴是有轟動新聞的意思。他們無論在大樓的什麼地方，都可以聽到蜂鳴聲。連法院周圍都安裝了擴音器，他們就是不在審判室裡，也會聽到裡面的訴訟活動。
迪安剛說完，一個粗啞的聲音就爆發出來。一個記者問，恩斯特-卡爾登勃魯納是否真的自殺未遂？迪安請安德勒斯來解釋。安德勒斯說，卡爾登勃魯納患了輕度中風，醫生估計他能夠出席審判。一個記者問，他們什麼時候能採訪被告？安德勒斯答稱，不允許採訪，但是，他正在安排一個小型記者團到監獄裡參觀，他們可以短時間地觀看籠子裡的獅子。
傑克遜來到法官室，見到剛剛從英國回來的哈特利-肖克羅斯爵士。儘管肖克羅斯打算讓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負責每天的起訴事務，但是，作爲英國的首席檢察官，他已經決定出面主持開幕式。魯登科將軍的副官波克羅夫斯基上校也將出席開幕式。傑克遜通告法官，他已經就此事請教了可靠的醫學權威，在柏林患上瘧疾幾乎是不可能的，他要求審判照原定的日程進行。傑克遜指出，在魯登科到達之前，他們毋須就有關俄國人的公訴問題採取任何行動。在此期間，難道波克羅夫斯基不能代替魯登科嗎？
肖克羅斯站起身，他的修飾極爲整潔的外表和慢吞吞的談吐，令人完全不會想到他是英國工黨的成員。肖克羅斯爵士評論道，如果俄國人想要延遲審判，法庭或許會贊同的。傑克遜顯得有些吃驚。肖克羅斯補充道，但是，波克羅夫斯基上校應向他的政府轉達，俄國人必須在全世界面前承擔延遲對納粹戰犯進行審判的全部責任。
波克羅夫斯基說，就在此次會議之前，他得到了好消息。藉助醫學的最新進展，魯登科將軍的病情正在明顯地好轉，屆時，他可以到達紐倫堡。波克羅夫斯基苦笑着坐下來。勞倫斯爵士說，他打算作出決定，審判將在明天早上按計劃開始。
傑克遜像以往那樣對俄國人的行爲感到困惑。他們爲什麼要延遲審判？再也沒有什麼比俄國人突然決定讓魯登科不可思議地康復更使傑克遜搞不懂的了。
黎明的第一道光線穿透了審判室窗戶上厚實的窗簾。十一月二十日早晨六點鐘，丹尼爾-基利頹然坐在桌後的椅子上，開始在一本便箋簿上胡亂地塗寫。他要乘着記憶還清晰，把它們都寫下來。修復司法大廈的工作已經完工，爲此平均每天使用八百七十五名工人，共用去五千二百加侖油漆，二十五萬塊磚，十萬平方英尺木材，一百萬英尺電線和電纜。當他把頭枕在他的桌上時，他的鉛筆也掉了下來，他打起了瞌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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